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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2年的1月1日起，歐元將作為統一的貨幣在歐洲12個國家正式流通。從這一天起，這些國家將逐步回收本國貨幣。所以，以后如果再到德國、法國這樣的國家去旅行的時候，隨身就只需攜帶一種貨幣，這就是歐元。在西歐實行單一貨幣，源自一位經濟學家在上個世紀60年代提出的大膽設想。他就是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蒙代爾
楊瀾：聽說你1999年獲得諾貝爾獎之后，獎金除了用于翻新在意大利的房屋外，剩余 的全都兌換成歐元存進銀行。現在是不是已經虧錢了，那次投資不理想吧？
蒙代爾：也不完全是這樣。我得到獎金后，將它們兌換成了歐元，那是2000年9月。我選擇兌換歐元后，開始虧了些錢，不過后來歐元回升又賺了一些。所以總的來說應該算不賺不虧。
楊瀾：早在1961年，你就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一些國家什么時候會愿意放棄貨幣主權，而去使用一個共同貨幣呢？”當時，你還不到30歲。在你的設想中，西歐各國經濟水平相近，相互之間要素流動性較高，可以組成一個貨幣區，區域內各成員的貨幣相互之間實行固定匯率，甚至使用同一貨幣。你的這個設想指引歐洲的決策者把歐元從一個紙面上的概念變成今天的現實。有人因此把你稱為“歐元之父”。
蒙代爾：想象一下，目前世界上有190種貨幣。如果所有國家的大小都差不多，那就會出現成千上萬不同的匯率和套匯率在其中運作。那將是完全混亂的景象。現在沒有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世界上有幾個大的貨幣區域：美元區，現在的歐元區，也許還要算上日圓區。歐盟以前有15個成員國就有15種貨幣，現在其中的12個國家將使用單一貨幣。他們都已經看到簡化、統一貨幣體系的好處。
楊瀾：但他們也喪失了用外匯匯率來調整經濟的靈活性。
蒙代爾：別忘了調整外匯匯率不能創造新資源。中國可以將人民幣貶值到50元對1美元，那也不能給中國帶來新資源，那只能造成通貨膨脹。當然那可以降低中國工人工資的實際價值，但中國工人的工資已經夠低了。外匯匯率并不是調整經濟的好方法，只會給國家帶來麻煩。
楊瀾：那貨幣統一的限度在哪里？有人認為全球化的經濟需要全球化的貨幣。也有人說依靠單一貨幣太冒險。你的看法怎樣？
蒙代爾：我認為共同貨幣是一回事，單一貨幣是另一回事。我決不會同意建立單一貨幣。同樣我也不同意在亞洲建立單一貨幣。亞洲需要的是共同貨幣，而不是單一貨幣。
楊瀾：你在1999年得到諾貝爾獎，但獲獎的理論早在60年代就已經形成。你是否認為這個獎項來得太遲？
蒙代爾：這個獎項在1969年才開始頒發，有資格的人選又很多。當然不可能先考慮年輕人。
好像是在排隊似的，因此諾貝爾經濟學獎和其他獎項有很大不同，獲獎者的平均年齡比其他獎項的獲獎者要大差不多十歲。有人說我20年前就可以得獎，這話沒錯，可是如果我在做里根顧問時得獎，那時我支持供應學派，那時得獎爭議可能挺大，也可能被政治化。順便提一下，這次我是單獨獲獎，而不是共同獲獎，我不必和另外兩三個人一起拿獎。
楊瀾：在上個世紀70年代，你提出要通過大幅減稅來刺激經濟。這一主張后來獲得里根總統的采納。支持你的人說，蒙代爾幫助里根政府找到了振興美國經濟的道路，而且對于冷戰的結束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年后的今天，你對布什政府的建議仍然是減稅。
蒙代爾：貨幣政策要取決于美聯儲。我認為它們應該在明年之前再次調低利率半個百分點。貨幣政策也只能走到這一步了。布什政府還可以采取的措施是加快通過減稅方案。民主黨似乎反對減稅方案，但我認為應該盡快出臺實施，不能再等上5年了。布什政府應該立即出臺減稅政策，這能刺激經濟發展。
楊瀾：但有人說你的供給經濟理論，比如減稅等措施，是造成里根政府財政赤字的原因。目前美國正在向阿富汗作戰，如果推行減稅，是否也會造成政府赤字呢？
蒙代爾：首先來看看里根政府的時期到底發生了什么。除了經濟衰退的1982年外，稅收收入每年都有大幅增長。造成政府赤字的原因是政府開支猛增。除了運作開支外，最主要的是花在軍事設施和防御上。目前似乎不會出現80年代那樣的軍備擴張。目前針對恐怖主義的戰爭，無論會不會打起來，肯定是破壞力巨大的，這是困難的戰爭，但不會昂貴到需要花費幾十億美元。這種戰爭中不需要太多的武器裝備系統。或者說，這不是特別“燒錢”的戰爭。
對“9.11”事件之后的全球經濟，蒙代爾倒是沒有感到特別的悲觀。他預計，全球經濟在連續經歷三個季度的衰退后，在2002年的第二季度或第三季度就會恢復。
在北京大學的“嚴復經濟學紀念講座”上，蒙代爾發表演講。他說，一百年前，嚴復翻譯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現在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理論已在中國得到一定程度的體現，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正在減少，而與此同時，西歐國家卻走上了相反的道路。
楊瀾：我對你對歐洲市場和中國市場不同走向的觀察很感興趣。比如你說過，目前在歐洲市場上，大約50%的國民生產總值來源于政府開支，而私有經濟在中國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大，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蒙代爾：這值得一提。在二戰結束后，歐洲經濟遭到破壞，必須大量發展生產。他們這么做了，得到可觀的經濟增長。在經過20年的經濟增長之后，到了60年代末和70年代，歐洲人過早地開香檳慶祝，他們通過政府重新分配收入并開始消費。一個歐洲國家的政府開支原來只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5%，在那時突然驟增到平均50%的水平。這造成了巨大的財政和金融問題，至今仍在困擾歐洲。而在中國，1978年全國收入的80%來自政府，而現在已經降到35%，甚至30%。出現這種情況，不是因為政府活動減少，而是因為出現了蓬勃發展的私有經濟，令國家總體經濟實力得到增強。
楊瀾：入世后人民幣的地位是人們關心的問題。在你看來，人民幣實現完全可兌換的最佳時機在什么時候，特別是在資本賬戶上？還是經歷過亞洲金融危機后，我們應該更加謹慎？
蒙代爾：我覺得應該謹慎。在人民幣可兌換的問題上應該謹慎，而選擇適當的時機也非常重要。放松匯率的步伐應該放慢，而且要選擇國際收支有贏余、人民幣在外匯市場上比較堅挺的時機。中國現在符合這兩個條件，但放松匯率的速度仍然應該放慢。在對外開放后還需要進行其他調整……我覺得還可以再等候一段時間。
楊瀾：那要等到什么時候呢？時機來到的時候會有什么標志？這個過程會有多長？
蒙代爾：我想，首先中國要有雄厚的外匯儲備，外部賬戶強勁，國際收支也有贏余。在這種情形下逐漸放松匯率，在保持穩定的前提下使匯率更加靈活，同時繼續積累外匯。一步步向完全可兌換轉化。最后一步將相對簡單，因為那時已是水到渠成。
楊瀾：你是否覺得目前人民幣比價過高？
蒙代爾：實際上從市場來看，人民幣的比價過低，甚至有一定的升值壓力。不少人覺得人民幣兌美元應該降低，而不是升高。我覺得中國的最佳策略是保持1994年初以來的政策，固定外匯匯率。將人民幣和美元的匯率固定在8.3，在將來幾年里調整匯率的事提都別提。8.3是個很有利的匯率。如果人民幣貶值，將會給周邊國家造成問題，因為中國已經是地區重要的經濟力量。而讓人民幣升值則無異于發瘋。在全球經濟放緩的今天，這樣做中國就無法保持競爭力。
楊瀾：不少南亞國家指責資本殖民主義是亞洲金融風暴的元兇。從金融的角度你是怎么看的？
蒙代爾：亞洲金融危機的根源在于不穩定，如果要說最致命的原因，是美元和日元匯率的不穩定。美元和日元是中國以及世界上其他國家最主要的外匯。造成亞洲金融風暴的原因是外匯價格不穩，以及那些國家對貨幣升值的處理不當。也有國家沒有被卷入金融風暴，因為他們對貨幣升值處理得比較好。
楊瀾：在香港，有不少人提出要讓港幣和美元脫鉤。你對此有什么看法？
蒙代爾：港幣和美元脫鉤將是個大錯誤。因為香港經濟發展一直是建立在1美元對7.8港元的穩定匯率上的。實際上我倒希望反過來，在香港推行美元。讓香港美元化。在香港推行美元并不難，而如果真的這樣做，受益的不僅是所有香港市民，還有整個周邊地區，特別是中國大陸。如果香港成為一個新的區域貨幣系統的中心，中國大陸將是最大的受益者。香港美元化將成為整個亞洲地區經濟穩定的基石。
楊瀾：目前全球經濟放緩，香港自然也受到很大影響。有人認為應該犧牲部分自由經濟，從政府那里得到更多保護。你是否覺得這是個危險的傾向？
蒙代爾：你問政府能為香港的經濟做什么。政府行為不能創造新資源。香港和中國大陸應付經濟放緩的方法應該是減少和放慢出口部門的增長，而他們現在正在這么做。增加政府干預沒有任何好處。相反我認為最好的防御方法是扶持私有經濟，因為私有經濟能夠最有效地應付經濟發展遲緩。私有經濟可以采用各種不同方法和方式尋找新出路，尋找應付危機的最佳手段。政府最好放松各種規章，降低稅收，以及清除其他一些私有經濟發展的障礙，同時健全信用機制，使私有企業能得到貸款。目前最大的問題是私有企業很難得到銀行的幫助。
楊瀾：根據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理論，人們認為政府應該放手讓市場決定一切。但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市場信息不對稱理論卻認為，政府需要對市場進行一定干預。是這樣嗎？
蒙代爾：這種說法有點危言聳聽。因為人與人之間信息的不平等是始終存在的。如果說教授比學生知道得多，那不表示需要特別的機構來改變這種情況。
楊瀾：那市場上的買家和賣家之間呢？
蒙代爾：如果有人要賣車有人要買車，會出現什么情況呢？賣車的人當然比買車的人更了解自己的車。所以作為買家就需要得到更多信息。他們可能需要雇傭技師來檢測車輛，來確定交易是否合算。得到這信息需要付錢。經濟信息不是免費的，必須用錢去買，而信息市場一直存在。只要產品市場和信息市場發展成熟，信息不會影響產品市場的運轉。信息市場也是整個市場系統的一部分。今年諾貝爾獎的其中一位獲獎者是我的同事，也是好朋友，他是個優秀的經濟學家。我只是認為，他們的錯誤在于沒有意識到，信息也是市場體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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