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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索羅斯在中國露面引起了中國人的興趣，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并未對中國有任何特別興趣，即使中國是目前全球經濟中惟一的亮點。他原來只是準備攜帶家人前來他闊別10多年的中國一游，并前往他在蒙古的一個基金視察，但是妻子蘇珊卻放棄了這一行程。索羅斯于是順道出席了9月12日在北京的“21世紀的世界與中國”論壇。
“我什么也不害怕，也不害怕丟錢，但我害怕不確定性。”喬治·索羅斯的擔心是有
道理的。就在這一天，他后半生定居的美國遭遇了一次空前的災難。當地時間9月11日，美國紐約和華盛頓遭到恐怖分子的襲擊。
關于“21世紀全球資本市場和中國的作用”的演講題目此時已失去吸引力，雖然這個全世界最著名的金融投資家不得不忙于回答記者們關于未來世界經濟的展望(“不錯，美國經濟將陷入衰退，”他預測道，“消費者的信心將遭受嚴厲的打擊。”)。
這個71歲的老人曾經在年少時從二戰中的匈牙利逃亡，他了解生活在納粹恐怖氣氛中的痛苦，所以當他1949年進入倫敦經濟學院時，將開放社會理論的締造者卡爾·波普爾視作終身的導師。但這個在思想上明顯缺乏天賦的知識分子，在投機行為大獲成功之后才獲得了哲學問題聽眾。
開放社會遇到了什么問題？9月14日，索羅斯前往上海。本報特約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系學博士、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孫哲教授與索羅斯對話，探尋這位“金融哲學家”對于“9·11”事件以及現代文明社會的看法。以下為對話的內容摘要：問：恐怖主義的行動是否表明“測不準理論”除了在科學研究與金融市場中有效外，這一點對于歷史進程也一樣？
答：測不準理論有其合理的地方。人類發展的過程，不是直線的，而是一個反復選擇的過程。這個反復選擇基本上是一個循環。人類的決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歷史進程，反過來，歷史的發展又影響領導人和個人作出針對這個大的社會環境的決策。但是，這種進程決策是一個“X”型的，有多條道路可以選擇。所以，你不得不針對這個環境來作出決策。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馬哈蒂爾稱我為金融大鱷。其實，我只是很多投資者中的一個，世人對我有很多誤解。在這一危機中，我也虧了很多錢，其實我也測不準，我也被證明出錯了。所以，我現在不預測短期的股市走向，因為這太容易被迅速證明是個錯誤。
問：現代文明社會的最大敵人是什么？是美國有什么問題嗎？
答：現代文明社會的最大敵人就是，一個封閉的社會對社會和個人的影響。個人最大的自由和社會的需求管理如果不兼容的話，就會造成現代文明社會最大的悲哀。
美國有很多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是美國只關心自己的利益，推行單邊外交政策，而很多問題，不是美國一個國家能對付得了的。但美國仍然堅持這種空想的政策。別人都稱我是一個空想金融家，但美國推行的政策更理想化。比如說，美國現在的NMD，在我看來，完全是一個意識形態而不是一個軍事問題。這一個完全的空想狀態，也給世界帶來了不確定性。
問：這一事件對于已經接近衰退邊緣的美國經濟情況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答：就在襲擊沒有發生之前，美國經濟已經呈現衰退狀態，這一事件將使衰退加快。由于恐怖事件造成重大損失，老百姓會在較長時間內保持較低水平的消費水準。襲擊發生之前，美聯儲已經制定了很多降息措施，現在必將加快降息速度。而美國所要做的是，要盡量縮短此次衰退的痛苦時間。
此外，政治上的因素也必須加以考慮，但政治上的因素非常難以預料。美國必須找出恐怖分子，才能采取跨國際的合作。這一過程必然伴隨著美國經濟的長期痛苦。美國政府必須要有耐心。
問：這一事件對美國的資本市場與進出口貿易有什么影響？
答：國際資本的流動是非常自由的，單一國家無法加以控制，無法采取加稅、限制等措施防止資本外流。從這個角度上來講，世界財富分配原本也就不平衡。美國資本出現外流，是可以預料的。因此，特別需要建立國際間協調機制，對流動加以控制。
至于哪些國家會因此受益，很難說，因為新興市場太多。
對于進出口貿易，因為美國本身處于經濟停滯狀態，所以貿易必然受到很大影響。美國應該調整貿易結構，比如加大對友好國家的貿易程度。
問：歐元是否會因此而發展成為能與美元抗衡的貨幣？
答：暫時看不出歐元能發展成為與美元抗衡的貨幣，雖然歐洲中央銀行在這一事件發生后，特別是德國，對于美元采取了一種保護的措施，但這一措施效果有多大，能否將歐元提升到與美元的位置，我對此持懷疑態度。金價上升也可能是短期行為。
問：對于俄羅斯和東歐國家，你有特殊的感情，在那兒投資很多。但是俄羅斯沒有聽從你的建議，而是走了從政治改革到經濟改革的道路，最后造成社會的動蕩。你對自己扮演的角色，有什么經驗可以總結？
答：從1987年，我就在前蘇聯那兒有很多業務，成立了一個基金。當時，前蘇聯政府對市場不重視。1988年，我向前蘇聯政府建議，要發展一個開放性的平臺，大力發展與消費者相關的產業，比如食品和與日常生活有關的輕工產業，這樣逐漸建立一個市場機制。但是這一建議沒有被采納。很遺憾，市場經濟無法植入計劃經濟。
進入90年代以后，俄羅斯走向另一個極端，從忽視市場經濟轉向太相信市場經濟，以為市場經濟是萬能妙藥，政府缺乏對市場必要的管理與調節。90年代初，俄羅斯公司內部債務的增長占到GDP的1／3，國家經濟增長都被內耗掉了。這正是由于政府缺乏對于經濟進行管理，造成國內體制相當不平衡。俄羅斯人為自由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
問：你大力主張在全球范圍內建立開放的社會和市場。如果中國按照你的建議，把自己的金融市場和社會都開放的話，怎么能防御外來資本的入侵？中國的金融市場還比較小，中國怎么保證像量子基金這樣的投資者不把利潤拿走？
答：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中國不僅要對外開放，還要對內開放，就是要保證市場健全的一些基本條件，比如說信息的流動。這是金融市場進一步開放的基本條件。當然，中國現在金融市場還不健全，雖然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但中國還沒有準備好與國際金融市場接軌。如果哪一天，中國內部開放機制已經調節好了，就不會害怕國際金融大鱷來把利潤拿走。
問：作為另一次“珍珠港”事件，那么，9·11事件將產生怎樣的歷史意義？
答：歷史不是直線發展的。珍珠港事件使美國海軍遭受重創，但是美國用了27個月重建海軍力量，最后打敗了日本。從全球而言，這一事件使得我們更加重視處理非政治性的問題，比如公共衛生、環境以及恐怖主義。而要處理這些問題，不是美國一個國家可以對付得了的。只有建立一個開放性的社會，機構健全，才會消滅這些不確定因素。這個開放性的社會，必須是內部開放和外部開放。兩者有機的結合起來，才能消滅危機。
問：您曾經在二戰生存下來。以您的經歷來判斷，這一事件引發戰爭的可能性有多大？
答：引發全面戰爭的可能性不大。因為現在美國依然強大，而且擁有世界最強大的軍事力量。但是，這一事件引發危機的可能性很大，比如恐怖危機、社會危機。美國要做的是，迅速處理這些危機。但這還不夠，以后還要預防危機，進行危機管理。
問：您最害怕什么？
答：我什么也不害怕，也不害怕丟錢，但我害怕不確定性。本報記者趙劍飛 許知遠 特約評論員孫哲 北京、上海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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