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周漢民

　　新浪財經訊 6月12日消息，“2016陸家嘴論壇”今日在上海舉行，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周漢民在參加“全體大會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金融創新與宏觀審慎管理體制”主題討論時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需要的是制度供給，而制度供給最核心是法治供給，推行供給側改革的政治環境必須穩定而清廉。

　　以下為嘉賓發言實錄：

　　周漢民：各位嘉賓，女士們、先生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第一次被提出在去年的11月10日，今年的1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追問了“五個搞清楚”。第一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現狀是什么？第二，這一改革的方向和目標是什么？第三，這一改革要干什么？第四，這一改革由誰來做？第五，這一改革如何做？幾個月前就在上海舉行了20國集團央行行長和財長會議，如果可以重溫那次會議的會標，我想可以解決其中的一個問題——就是方向和目標問題。那時會議的主題是推進結構性改革、提高全要素勞動生產率和實現潛在增長率。

　　我以為，提高全要素勞動生產率和實現潛在增長率，至少要有三個表現：第一，制度創新。第二，科技進步。第三，要素升級。由此，我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今天最需要的是什么供給？是制度供給。而制度供給最核心的又是什么呢？是法治供給。

　　今天上午到現在，我的微信朋友圈有一篇文章被發了好幾遍，文章的內容是可以繼續深化討論的。如古人所言，“奇文供欣賞、疑義相與析”。文章的標題是《制度是國家的良知，規則是群體的智商》。由此我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今天要解決的問題，是環境問題。環境有五個要素，政治環境必須穩定而清廉、經濟環境必須活躍而有序、文化環境必須包容而專一、社會環境必須公平而正義、法治環境必須健全而有效。剛才肖林先生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保持有效增長，其實“有效增長”首先是有效的法治供給。我今天有三個觀點：一是健全的法制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有力的保障；二是如果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際實現我們國家經濟法制——特別是民商法制的現代化，我認為這兩者的齊頭并進將有效地促進國家的發展。三是唯有依靠法治的穩定性才能確保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可預見性。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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