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美國國家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王能

　　新浪財經訊 6月12日消息，“2016陸家嘴論壇”今日在上海舉行，美國國家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王能在參加“全體大會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金融創(chuàng)新與宏觀審慎管理體制”主題討論時表示，去杠桿也好、去產能也好，必然要用一些行政手段，但同時不要低估市場的能力，市場必定要起決定作用。

　　以下為嘉賓發(fā)言實錄：

　　王能：非常高興能參加此次論壇。我們經濟學家之間談到政策推進的時候，學派特別多，新古典也好、奧地利學派也好、凱恩斯主義也好，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意見。很多時候是大家對于本來的概念就不是很清楚。今天我想用另外一種方法討論這個問題，回到經濟學最核心的基本原理，大多數經濟學家都是共享的，這個基本原理就是邏輯上的推理和客觀的科學態(tài)度。

　　如果從這個出發(fā)點來看，首先要談一下改革作為一攬子的政策。首先目標函數是什么？很明顯，肯定是讓人民過更好的日子，說的稍微學術一點，就是社會利益、社會總財富或者說社會總效應最大化。如果說得再具體一點，不是簡單的、粗獷型的發(fā)展，而是可持續(xù)的、有中長期的有機發(fā)展，要把資源調動起來。如果按照這個思路，我們的政策推進，總的來說還是比較清楚，回到五大任務——“三去一降一補”，思路比較清楚。但問題只是開始了一半，最重要的是實施的問題。這個問題很嚴峻，這是經濟學的普遍現象。政策要保持時間上的一致性，關鍵是推出來的時候一定要考慮，推下去的政策，下面有13億的人民，有幾千萬乃至幾億的決策者，國營企業(yè)、民營企業(yè)、各級政府等等，對于每個決策者目標函數客觀來說是不一樣的。他們基于利益一系列的考慮，也就是微觀決策信息豐富度一定比中央政策設置者更加豐富。這種情況下，如何有效把政策推行下去？

　　一旦充分理性考慮到決策者的利益，他們的優(yōu)惠就成了我們政策推進的約束條件。這不是壞事，是一個事實。我們一定要尊重微觀決策者的理性分析和決策。一旦我們認識到這些摩擦，金融摩擦、經濟摩擦，我們設置的時候就要有自己的一套思路。我們面對這么多理性微觀決策者時，可能會觸及到他們的利益，也可能沒有這么多的信心。

　　如何設計有效的政策？客觀來說，我在哥大上博士生課程的時候，包括現在有非常多的學者都在不斷地探討這個問題，有很多的約束條件等待著我們。不管宏觀政策、產業(yè)政策設計的多么合理，一定要考慮到微觀的理性決策給我們帶來的客觀約束條件。所以，有兩點非常重要，一個是制度建設，包括體制，包括一系列的規(guī)章。為什么這個很重要呢？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游戲規(guī)則，要穩(wěn)、要定，不能老變，一變決策者微觀層面也會跟著變，就會產生很多沒有必要的繞彎路，或者不是非常有效率的執(zhí)行方法。公平當然很重要，效率高也很重要，而且還要透明，不要讓大家老是猜，猜測是一種交易，交易是有成本的——要降低這些成本。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各種各樣委托代理的成本要降下來。還有就是不確定性，因為市場有預期，微觀的決策者有預期，一定要有對策。

　　去杠桿也好、去產能也好，必然要用一些行政手段，但同時不要低估市場的能力，市場必定要起決定作用。因為市場能夠做到一些通過行政手段不能做到的事情。比如說微觀決策者的優(yōu)化，幾千號微觀決策者去優(yōu)化，就有幾千萬個約束條件，要超越很困難，就需要有普遍性。市場對信息的聚合是非常有效率的。同時，它能夠幫助我們找到價值。張三覺得這個便宜，李四覺得貴了，自己搞錯了，自己來買單。這樣我們負擔也下來了。這就是為什么對于資產的重組和配置，包括資源的有效配置，市場起著不可取代的決定性作用。

　　還有一點就是創(chuàng)新。不確定性一般來說是不好的，但有時候恰恰要擁抱有些不確定性——就是創(chuàng)新的不確定性，沒有不確定性就沒有創(chuàng)新。誰來當創(chuàng)新的主角呢？一定是市場和微觀決策者。所以，我總結一下，通過嚴謹、普適的現代經濟學理論來推理，我覺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實是從基本面出發(fā)的思路。背后挑戰(zhàn)非常之多，最為嚴峻的挑戰(zhàn)就是實施方面的，如何把市場和制度有效積極地調動起來。

　　新浪聲明：所有會議實錄均為現場速記整理，未經演講者審閱，新浪網登載此文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