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6年年會”定于2月19日在北京召開。上圖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新浪財經訊 “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6年年會”定于2月19日在北京召開。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出席并演講。

　　蔡昉強調，政府要避免用錯最低工資制度，其分析稱，最低工資制度不是政府干預工資的政策手段，而是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保護最弱勢群體以避免被雇傭方欺詐，“不要把它用來推動工資的上漲”。

　　以下為演講實錄：

　　蔡昉：我們因為自己的比較優勢下降不能繼續增長，而不是因為世界經濟降下來了。我們比較優勢下降，其中很重要的一條表現在單位勞動成本增加。最近日本媒體和學者做了一個結果，認為中日兩國的單位勞動成本已經逆轉了，用美元計算，1995年的時候，日本是中國的三倍以上，2013年，中國就超過了日本，2014年繼續超過。這個說法有一個錯誤，兩個正確的地方。

　　我先說錯的地方，我們判斷中國還沒有超過日本，2013年我國制造業單位勞動力成本是德國的29.7%，是韓國的36.7%，是美國的38.7%，我們是2011年日本的39.5%。后來匯率發生變化，但是我們知道匯率發生變化趨勢返回來，我們判斷目前還沒有超過。

　　對的地方有兩個，第一個，決定企業、產業國家制造業競爭力，比較優勢不僅僅看勞動力成本，還要看你的勞動力生產率，就是勞動生產率是分母，勞動力成本是分子。用單位勞動成本分析是更合理的，比按工資還合理。

　　第二個對的地方，中國單位勞動成本提高的幅度非常高，遠遠快于發達經濟體和制造大國。這些國家單位勞動率成本基本上有波動，但是在同一個水平上，我們是單調提高，因此說超過他們也是指日可待的，這是對的地方，應該值得警惕。

　　解決的辦法可以從分子和分母兩方面采取措施。分子就是延緩工資上漲的趨勢，分母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

　　我有這么幾條建議，第一，增加勞動力供給，絕對數上是不可能了，因為我們勞動年齡人口已經是負增長了，那么考慮到勞動參與率的情況下，經濟活動人口到2017年，也開始負增長了，這個趨勢會一直下去。唯一的辦法，就是讓它轉移。去年我們的勞動力轉移，農村勞動力外出增長速度幾乎是零了，就算有也很有限。因此必須通過戶籍制度提高勞動力參與，特別是提高農民工非農就業參與率。我們看了一下勞動參與率提高一個百分點，對應有效勞動供給大概是900余萬人，可以抵消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的負面影響，延緩工資上漲的勢頭。

　　第二，勞動力成本有很多非工資的因素，大家都在談的就是社會保障繳費的水平，我們過去看過，我們有很多現收現付的社會保障項目，但是事實上有大量節余，我覺得這個不合理，完全有余地進行調整。

　　第三，避免用錯最低工資制度，我們是研究勞動的，我們知道最低工資制度不是政府干預工資的政策手段，而是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保護最弱勢的那幫人，不要被雇傭方欺詐的保護政策，不是干預工資的政策，不要把它用來推動工資的上漲。

　　最后一個勞動生產率，分母是勞動生產率，歸根結底它是保證單位勞動成本上升慢一些，維持制造業競爭力的終極源泉，歸根結底還是要上升，但是我們想贏得時間，因此盡可能提高勞動生產率。但是在提高勞動生產率上，我覺得有三個因素。

　　第一是人力資本存量的改善，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實際上這是不利的，因為我們做了一下人口分析，2011-2020年期間，我們新成長勞動力，每年是以1%的速度遞減，而新成長勞動力就是所有畢業生加起來，因此這部分人口的遞減，意味著人力資本存量的改善要放慢，放慢到什么程度，我們就看新成長勞動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善總的勞動力的人力資本存量。最后我們發現，總的人力資本存量也在2011-2020年每年以1%的速度遞減，實際上變壞，不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

　　第二個手段，提高資本勞動比，企業都會干，政府也會干，但是這種辦法是有限的，資本勞動比不斷提高會導致報酬遞減，不可能長期使用。

　　第三個手段，歸根結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要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過去我們的速度就是部門重新配置勞動力，現在這個東西越來越少了。因為我們去年農業轉移勞動力就已經是負增長了，今后可能更難。那么接下來是在產業內，企業之間重新配置資源，也就是說要創造性的破壞，要消除過剩產能，處置僵尸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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