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大時代十二月談”于2015年12月27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財政部財科所原所長賈康。(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新浪財經訊 “大國大時代十二月談”于2015年12月27日在北京舉行。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財政部財科所原所長賈康出席并演講。

　　以下為演講實錄：

　　賈康：謝謝主持人，尊敬的在座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興來到我們的大國大時代，我借這個機會把自己作為研究者對于我們今天會議主題供給側的改革這方面一些看法和大家來交流。

　　在迎接黨的五中全會和中央的年度經濟工作會議這個背景之下，我所在的華夏新供給經濟研究院形成一個，當時稱為內部，現在過了保密期的研究報告，主題實際上是領導層面的命題作文，就是怎么樣考慮改善供給側的環境和機制，激發我們微觀經濟的主體的活力，我們理解在階段的轉換的情況下，怎么樣創立發展我們新動力的問題。

　　在當下階段的特征上我們看到很清楚，新常態新已明朗，而這個常態還沒有實現經濟的整體運行，需要完成一個探底，在企穩之后，來對接我們的中高速發展狀況。增長力量得到提升，而且在時間上盡可能長久的中高速增長平臺，這個平臺的速度特征其實不是關鍵，到底能夠在7左右還是6.5左右，那是在實際運行過程中間，我們可以大致預測一個量值，實際上追求是打造我們中國經濟運行的升級版，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必須處理好新階段上動力機制轉換和優化的問題，目光還是要放到市場的主體層面，這樣中國統計下來是7千萬左右的市場主體，作為微觀的經濟主體他們的潛力和活力怎么得到的釋放，這個主題上是非常有必要在創新的基礎之上，注重在整個經濟的供給側來把握改善供給和思路要點問題，在這個視角之下的探討，引出我們看到中央關于十三五規劃建議里面，五中全會已經明確給出的表述，要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接著我們看到在中央的財經領導小組工作會議上和以后的經濟工作會議上非常明確提出，我們要著力做供給側改革，要提升我們供給體系質量和效力，所以正像主持人剛才說的，現在供給側的改革和供給管理問題，是成為各個方面高度關注一個熱點問題了。

　　什么是供給側改革

　　那么在供給側改革和供給管理視角上，如果從過去經濟理論表述來說不是新概念，但是我現在聽到有朋友在發問，我們過去好像沒有太接觸這樣一個概念，能不能說得通俗一些？我試著把它勾畫一下，過去經濟學所說到資源配置，它怎么優化，這個研究，政府為主體的時候，它要發揮能動作用調控這個層面，它就必須尋求總供需平衡，它當然是動態的。在它的調控過程中間，政府的基本思路相對來說經驗比較豐富、比較成型的是需求管理，需求管理的理論框架就是凱恩斯革命，他通過一系列的論證說明國家干預的需要，通過需求管理的總量調控反周期較之經濟生活中間的有效需求不足。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后，我們越來越跟市場的機制的對接，政府的調控藝術，它首先是在需求管理這個概念，借鑒國際經驗和積累自己的經驗。

　　我們過去確實比較熟悉，有一定的把握，是反周期的需求管理，它的特征總體是總量的，這個總量的指標是可通約的一種流通中間的貨幣量所表現的銀根松緊，如果是經濟周期的高量階段，是需要收緊銀根，如果是經濟周期的低迷階段，需要放松一點，它首先的眼界就是一個一個年度，就是短期為特征的調控。

　　這一套需求的管理使我們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和世界金融危機兩次考驗面前，我們總體來說給出了比較好的答卷，但是世界金融危機之后的反思卻使我們意識到需求管理的局限性不可忽視，所以我們前些年已經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后經濟學理論創新這個角度上做了一系列的努力，而現在我們認為應該更注意怎么樣理論密切聯系實際。我對中央所說的，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的理解就是要更多的注重以理性的供給管理釋放和引領我們的需求潛力，那么這個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的不同，就要說一下了。它的指標是相當復雜的，它不是需求管理那樣一個單一的可通約的樣子，它涉及的各種要素，它的指標是不可通約的，是帶有非常強烈的結構性特征的，而且你要處理供給管理的問題，還必須結合的制度供給的問題，必須結合一系列慢變量怎么樣合乎的意愿，更多處理的經常期的問題，它的復雜性是非常的明顯的。從全世界經濟學研究成果來看，所謂供給成果這方面的認識還相當不成熟，但是中國人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大踏步跟上時代的發展，我們認為我們應該有所作為，我們沒有必要在這個方面等待別人怎么樣繼續深化探索。

　　我們注意到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它在理論上沒有給出多少的清晰的解釋情況下，它在實踐中間的供給管理可圈可點。我們現在在供給側發力，實際上也是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間，國企已經有了一系列的后發優勢中間爭取找到我們的先發優勢。這個創造新供給的理性的供給管理，可能就是對應一個非常重要的魚餌。

　　那么在這樣一個視角之下，我們形成的研究成果，簡單匯報下來分這么幾個大的層次，第一個大層次我們強調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必須注重理性的供給管理。學理上它是有共性的，我們并不認為供給管理只限于中國有它的特定意義，但是現在我們首先針對中國的問題來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二元經濟體，我們現在要解決的首先是現代化的問題，就是要彌合二元經濟，首先要解決好的是三農問題，那么面對十三五，十三五對接中國夢，我們說已經進入全面小康的決勝階段，面對中國夢它前面重要的2020結點上的戰略目標全面小康，中央勢在必行提出三農問題里面，首先在托底的層次上要解決7千萬農村貧困人口怎么脫貧的問題，當然它的背景就是結合著我們要推進農業產業化新興工業化和合理的城鄉一體化、城鎮化，而且中央還有明確的要求，加上人文生態上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這樣的高標準，從托底扶貧中間來看，我們不得不考慮怎么樣在結構方面，非常清晰形成一套可行要點，比如說7千萬貧困人口一個都不能少的在未來的十三五期間要脫貧，它有什么樣的對策，不是一個總量管理問題，它是一個很清晰的你必須區別各種具體情況給出針對性的措施的一攬子解決方案，比如有的區域它的貧窮被認定就是因為那個區域的自然的生態的條件不適合的人類生存，沒有別的辦法，多高的成本你必須做搬遷性的扶貧，使他們的脫貧，有的具體的扶貧對象，就是因為有疾病，因病致貧，解決這個問題要對癥下藥，要趕快強化我們哪怕在窮鄉僻壤也必須覆蓋的大病統籌和一些需要救濟輔助人員應急輔助機制，社會福利保障機制。

　　有一些貧窮的問題關聯的是多少年來沒有真正在相關的區域里找到適合他發展的生產門路，那么這就是產業政策和技術經濟政策的合理設計，給予特定的政策支持，讓他們找對發展生產的門路，解決脫貧問題的，這樣一個具體的情況，各種復雜的情況合在一起是比較典型的所謂供給管理的問題，從我們現在中國最基本的三農問題層面來看，我們就接觸到不可回避的復雜的供給管理的問題。另外一個視角就是區域之間的差距，我們現在區域差異還相當明顯，從長遠的可持續發展來說，中央已經在2000年啟動西部大開發以后，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中部崛起和幾十個國家層面批復的國家區域發展戰略，都是要解決的區域怎么樣協調發展的問題。而這個協調發展，到了現在最突出的區域發展戰略，是以京津冀一體化，長江經濟帶和一帶一路戰略為代表。所有這些發展戰略，涉及到非常復雜的有效供給的問題和結構性的這種處理資源的配制怎么優化的問題。這些要結合我們的中央政府、省級政府轉移支付的力量，加強結合我們各種各樣的區域發展戰略里面，怎么樣真正問題導向、對癥下藥解決制約發展的瓶頸，它又是非常典型的問題。

　　中國如何有效解決供給管理問題

　　再說到我們要使人民群眾美好生活的向往變成中國大局的現實，就必須在創新發展的引領情況下，跟著協調發展，還有綠色發展，我們已經感覺到了中國的環境危機因素在升級，比如今年入冬以來，北京和周邊地區幾次遭受非常嚴重的霧霾打擊，今天剛剛緩一口氣，說明天霧霾又要加重。霧霾它的形成是非常復雜的，我后面專門勾畫了一下中國特定的國情，而它的解決在我們分析認為對中國造成我們現在非常明顯的環境壓力這種非常之局要有可行的非常之策，它又是供給管理才能解決的問題，這個綠色發展絕對不是靠我們的過去總量調解的經驗能夠解決的需求管理的問題。

　　要再說到中國的創新型發展之路，走創新型國家這樣一個在基本國策上認定的道路，那么前幾年我們已經啟動了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的研究，形成規劃以后，里面確定了很多的重點，比如說十六個重大的專項，它又是一個很典型的供給管理的設計，這十六個重大專項都是中國必須解決的難題，比如最新我們的聽到一個令人欣慰消息，就是大飛機終于有了一個突破性的進展，爭議了幾十年糾結幾十年，現在我們的大飛機已經進入了取得試航證的階段。我們的經濟社會的轉軌還在持續過程中間，還必須瞻前顧后突出重點，而且同時要兼顧方方面面來推進全面改革，這里面必須墊付轉軌的成本，具體這些問題非常復雜。如果說前些年我們反復議論，在三中全會終于起動的公車改革，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會知道，它里面涉及的問題非常復雜。這些問題的解決，是有非常的明顯的效果的。

　　中國怎么樣有效解決有效供給特征的供給管理問題，我們還有一些不好重點去強調的問題，比如說國防和特定的重點建設，可能各位也心知肚明，上個世紀90年代海灣戰爭發生之后，中國人認識到必須在國防和整個軍事發展戰略上，要做重新的設計和討論，一直發展到前不久我們的軍改專門會議。

　　和它這個相關的，前幾年在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之下，由于外部環境逼著我們設計了三沙市，三沙市面對著220萬平方公里的海域，常住人口只有幾千人，但是這個框架一旦建立我們別無選擇，必須在這個海域里面，必須保持有支撐力。它設定以后也是成為一帶一路上重點的永久設施。這些基礎設施和重點的建設工程以后在我們的整個版圖星羅棋布放在一起，它一定要納入供給管理之下的通盤設計。這種情況下想強調就是原來在需求管理方面，它的一些基本經驗我們必須加以總結和優化的同時，我們必須特別注意怎么樣更好的區別對待在中國的三農和社會保障區域協調發展，自主創新節能降耗、支持深化改革、國防等等領域。利用好結構性的對策，也就是把制度供給改革問題放在這里面一起考慮，這樣一種處理就是通過供給管理加強我們經濟社會中間的薄弱環節，也就是增加國民經濟中的有效供給和可持續發展的支撐條件，強化我們的發展后勁，而且這樣一些努力會客觀上在新階段激發微觀主體活力，激發經濟發展的動力的客觀建設需要。它處理得好，就是在絕對不會惡化我們總供需的狀態下，也就是在新的階段上面我們的國際合作和競爭的挑戰中間我們怎么樣更好的提升我們的國家綜合的競爭力。

　　供給側改革的中國國情

　　所以，應該把供給管理擺在長期事業中，更多加以強調和優化，我們作為整體工作發展中的大國，中國現代化之路其實就是鄧小平設計從追趕到趕超式后來追上的現代化過程，“中國夢”是作為第三步戰略目標實現之時一個非常形象化的表述，在實現中國夢的過程中間，我們認為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守正出奇，守正就是你要充分的認識適應和尊重市場規律，對市場你要抱敬畏之心。同時還要出奇，不是把別的國家市場經驗拿過來中國就算現代化了，中國一定要考慮，我們怎么樣尊重市場，總體而言是更好地發揮自己的作用，這樣就是把總量型的需求管理和結構性的供給管理，緊密地結合好，特別是把理性的供給管理作為十三五以及更長時間段，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和重要組成部分，我的體會是，中央實際上把這樣一個角度從學識層面提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個概念之上，顯然供給管理的探求，就是貢獻于這樣一個基礎理論支撐的理論密切聯系實際的現代化過程。

　　接下來我們第二個層面討論就是中國面臨國情制約，我就提出至少有三個方面是不可回避中國現在面臨的國情因素條件，第一個就是所謂半壁壓強型，三重疊加的巨大的能源環節和空間壓力因素，要提到上個世紀30年代，胡煥庸教授刻劃胡煥庸線這種基本國情，當時胡教授把我們東北的璦琿縣黑河作為起點，劃一條線連到云南的騰沖，這一條線大概45度角它右下方，東南半壁，統計數據表明，占整個國土的42%左右，而聚集的人口是當時中國人口的96%，換一句說，20分之19以上的人口是聚集在小半國土上，這么多年過去了，差不多80年，一路看下來，居然這樣一個數據基本不變。不要忘了，我們1949年建國之后，有多少人支邊，這些年有多少的要素的流動，現在統計看出來，國土的面積大概變化不超過1個點，因為邊境線上有一些小的調整，仍然是這樣42%、43%小半國土上，聚集的人口是多少？94%，只比當年的統計下降2個點，還不要忘了這個統計主要依據的是戶籍人口，還要考慮流動人口呢，換句話說，現在從80年前中國的人口大概也就4億人口，現在增加了10個億左右，接近14億人了，這樣一個比例關系基本不變，這個不變的過程中間，中國形成了世界上各個經濟體完全不可相提并論非常之局，這么大的國土上面，實際上少半的國土，承受了我們絕大多數人口和人口上升過程中間，越來越提升對于資源環境形成的壓力，這個半壁壓強型所帶來的基本國情跟別的國家都不可相提并論。有的學者說，美國也是和中國的版圖差不多，它有些人口的聚居程度特別高，比如紐約地區等幾千萬人口在那個地方，我說你不要忘了，美國的總的人口規模是3個億，中國的零頭都不到，中國這邊東南半壁有幾千萬人口的壓力是疊加的，他們形成的這樣的環境方面的咱們大家關心的造成霧霾污染的要素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在這積累的，這幾十年我們正好進入工業化、起飛階段而伴隨非常明顯粗放性特征，這個粗放性特征，就是造成了資源能源使用中間污染因素迅速提升，這個第二重因素疊加的第三層，我們現在終于看清楚中國所謂資源稟賦就是以煤為主，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改變它，我們過去曾經認為有可能以更多的油田開發出來，曾經一度說，把貧油國的帽子扔到太平洋了，對不起我們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貧油國，60%的左右的原油依靠進口，主要的基礎能源靠得是煤，而煤就是造成污染這方面最有壓力的化石能源，這是我們的基本國情，往前看無論你怎么發展煤之外的其他能源，都是遠水解不了近渴。這個基本國情之下，我們稱之為三重疊加非常之局，它是我們實現綠色發展，它所面臨這個總體而言挑戰是非常嚴峻的，必須找到供給管理的非常之策，時間關系我不能展開，我們已經寫成文章，所謂供給管理全面考慮，要抓緊一些思路和要點，但是這是必須擺出的非常明顯的國情因素。

　　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個我們要強調中國國情因素之下，中等收入陷阱歷史性考驗的階段到來了，雖然這個概念在學術界還有著激烈的爭議。中等收入陷阱最早在2006年由銀行專家群體提出，它的依據就是統計數據，它是前面大半個世界，世界上103個經濟體的統計數據歸納出來的統計現象，你要反駁這個概念，你必須拿出你的相應論據來，我們認為這是一個真命題，而且對于中國來說，就是避免重蹈覆轍走向連通中國夢的頂級真命題，這個問題處理不好，我們往前走，并不會依照我們過去30幾年的經濟，一路達到中國夢，處理不好很可能落入這樣一個陷阱，這樣一個嚴峻的考驗是歷史性的，我們必須在這個方面做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地充分考慮。中央這次說的矛盾積累、隱患疊加所至何在呢？就是我們必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解決矛盾和隱患的問題。

　　第三個國情因素我們強調的就是在彌合二元經濟走向中間嚴峻的挑戰，鄧小平在一開始考慮到我們發展進程的時候，他非常明智地提出要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否則整個發展前景是不可能打開的，我們不可能齊頭并進的提高富裕程度，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你要打破這樣一個狀態，必須允許非均衡的發展，那么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后，鄧小平最關心怎么樣走向共同富裕？

　　2000年我們起動西部大開發，也是這樣一個導向之下，我們現在不得不考慮控制收入差距實現收入分配更加的公正，實際我們的矛盾凸顯恰恰就跟著收入差距的擴大，很多的社會成員感受到分配不公正的問題，分配秩序的紊亂，隱藏著對于社會最有侵蝕作用的。所以彌合二元經濟走向共同富裕的過程當中，實際上體現我們整個社會經濟里面的公信力，要能夠使社會成員能夠感受到社會的公平正義，能夠被我們整個體系有效地加以保證，有了這種預期，我們的社會和諧長遠發展，才能夠真正按照我們意愿掌握好。這三大國情的因素條件后面我們強調的就是問題導向，必須解決問題，解決問題必須爭取在未來按三個階段去對接偉大復興，十三五期間最關鍵是要推進改革攻堅克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按照現在的指標的要求，每年GDP增長6.52以上就可以實現，雖然這方面也有一定的壓力，但是這不是真正的難題，真正的難題在2020年中央的要求，必須使改革的步子取得決定性的成果，否則按我們的理解，那個時候哪怕實現全民小康，全民小康的價值也大打折扣了，因為如果沒有2020年伴我們的改革起著決定性的成果，那我們發展的后勁就要打一個大問號了。十三五實踐怎么樣沖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攻堅克難，在取得2020年全面小康的同時，我們基本的改革任務要取得決定性成果，這是第一個階段。第二個階段接下來的10年，要乘勢架設改革創新之橋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按照現在粗粗的預計，2020年的時候，中國的人均GDP應該接近1萬美元左右了，前些年我們超過3千美元，這是標志性中等收入階段，現在統計上已經走到7000多元，再經過5年左右的努力，如果達到1萬美元，或者1萬美元出頭，那么再往后，還要繼續努力使它超越1萬三千美元，大概是粗線條達到高收入經濟體一個下沿，這樣一個量值要達到，我們還需要鞏固它，因為經驗表明，前面一些經濟體，少數的能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接近或者達到了高收入的階段以后，它出現反復，我們希望中國在發展過程中間避免出現的反復。要依靠創新國家來打造對接高收入國家的進步。再往后20年，我們繼續持續強化我們的硬實力和軟實力，特別提升我們國家的軟實力，這樣能夠重返世界之巔，達到偉大民族復興。

　　第三個層面正面提出的是解除供給抑制，放松供給約束。是提高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變微觀潛力為發展活力的關鍵所在。我們的微觀層面的潛力是非常雄厚的，整個中國的發展前程，工業化應該也就是走到一半，沿海地區到中后期，很多中西部區域實際上是初期，特別我們的真實的城鎮化，中央所說的，現在統計上更有意義的供給人口的城鎮化率，其實也就是40%左右。國際經驗是城鎮化它要伴隨著工業化走到70%的高位才會轉入低頻發展的階段，這30個點組成的發展空間，也就意味這未來每年我們提高1個點，也要高速發展走30年，這個潛力的空間，這個潛力變成實實在在的發展，國力和長遠發展的支撐力，是我們的以改革打開潛力釋放空間這樣一個命題，我們如果總結一下，改革開放以來前面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主要依靠制度供給方面的變革，我們在已經取得一系列的成就以后，目前應該承認中國經濟發展仍然面臨嚴重的供給約束和供給抑制，它在呼喚著實質性我們供給側改革的創新舉措，具體分析一下，它的主要的設計的要素的類型是五大方面。

　　國際經驗

　　它包括勞動力、土地和土地代表的自然資源、以及資金的資本，再有就是技術創新和制度安排、制度供給。這個國際經驗在這個方面可以告訴我們的是，各個經濟體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前，前面三項是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是比較容易體現出來的，中國就是這樣，我們一旦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大量剩余勞動力所帶來的低廉勞動力成本，成為我們的中國形成了比較優勢，一路走到現在成為世界工潮，我們的土地和自然資源跟過去嚴重開發不足跟市場無法對接，一旦跟市場對接，進一步開發的過程中間，那么很多和土地不動產相關的要素它的表現從無價變有價，從低價變高價，它帶來的物質利益原則下的這樣一種內生的活力就是促使著我們經濟生活越來越有聲有色，這些資源之間的互動就促成了我們的前些年超常規發展過程，當然越來越多伴隨大家關注到，為什么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財政，這個具體的要素，它進一步潛力發揮現在在勞動力和土地這兩個方面都明顯表現出支撐力在下滑，我們的勞動力在最近幾年出現用工難、民工慌，換一句話說，就是我們的粗工、壯工、農民工他們的工資有條件得到比較快的提高了，你不給他更高的工資就留不住人了。這個變化從正面來說，就是我們的收入提高，也就是從低端開始再往上抬，這是一個帶有健康因素的合乎邏輯的一種變化，同時也就意味著我們低端勞動力的比較優勢迅速離我們的遠去，再加上人口結構的問題，我們人口紅利在迅速消失，這個勞動力的人口方面的支撐比較明顯的滑坡，土地跟自然資源的表現就是，現在在土地這方面要提供它的重要作用來支撐我們的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間整體拆遷補償，開始感受到的成本越來越高，已經近乎從未來發展來看難以承受，比如說咱們北京幾年前就知道了，你現在在城鄉結合部碰到拆遷的問題，一平米的拆遷對應是5平米，放大5倍商品房的補償，當然誰碰到這個事情誰非常高興的，但是整個社會你要想想它的可持續性，還有未來討價還價機制上還會催生它抬得更高的前景，是不是使我們感覺到，這里面我們面對非常明顯的挑戰性。

　　金融改革任務走到半途

　　說到第三個要素，一開始我們資金是嚴重短缺的，我們必須引進外資，好在改革伴隨著開放，開放條件下，外資進來不光帶來了資金，而且帶來管理和技術，這方面對于中國有益的經驗，同時也就幫助我們完成了本土上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現在的民間資本已經十分的雄厚，但是同時我們感受到我們的常規投資運用資本去開展生產經營活動，它所謂的邊際收益遞減的特征非常明顯了。投資機會在這里面成為難以捕捉的一個特定的事項，很多投資者發現，大量的資金找不到適合的投資對象，我們這個金融方面雖然有一系列改革的成績，但是客觀的講，我們金融改革的任務也只是走到半途，而且某些具體的事項上"行百里者半九十",特別關鍵的事情放在前面并經受著考驗，這三項前面說的供給側的要素，它的貢獻繼續發揮出來，但是他們支撐力的下滑已經是不可回避地擺在我們面前成為了一種挑戰性的問題。我們必須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后兩項上，也是國際經驗表明，所謂大家熱議的全要素生產率，它的來源主要是后兩項，科技是鄧小平所說的第一生產力，第一生產力不是在前面生產力所說的勞動力、勞動對象、勞動供給加一個要素，它是加一個乘數，這個第一生產率的第一就是在于乘數上面，我們現在必須抓住科技創新不放才能打開新局面。中國總體來說，這個全要素生產領域比同領域要素進一步深化改革有效制度供給。這個有效制度供給，是作為我們現代化的關鍵，我們最大紅利的制度紅利的代表，把這樣的五個要素的問題掌握好，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后，我們必須考慮到怎么樣真正解除這些要素的它的必須去除的供給約束。

　　我們在這五各方面都必須正式提出問題，在問題導向之下，要提出可行的思路和要領，我們認為在這個方面的支撐，首先還是新供給的經濟學所強調的改革，某種意義上講，所謂新供給現在說的供給側就是落到改革命題上，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后面跟著整個供給體系的質量效率的提高，在這個方面怎么樣正好的守正出奇，我們提出針對五大要素，要有對應的可行措施，比如說勞動力的方面，我們必須立即調整人口政策，而且今后要從控制人口數量轉向優化實施人口發展的人口資本的戰略，我們看到五中全會終于給出放開兩孩兒，動態跟蹤之后，我們認為今后不太長的時間段，很可能的一兩年之內有后續進一步調整的政策的措施。另外我們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有十幾的步伐，比如說到重慶的地票制度，還有土地的不動產相關的上海和重慶兩地試點的不動產稅、房產稅改革試點，它的制度建設意義都是不可忽視的，我們未來在這個方面一定要實質性推進改革的措施。再有在金融改革的面，在間接金融和直接金融的搭配，以及金融的監管和深化等等方面，一定要有我們有所作為的舉措。在企業經營創業活動松綁和減負方面激發微觀經濟活力方面要真正抓到文化之所在，在減稅的同時，真正有效降低稅外的負擔，特別是那種讓企業感受最痛苦的非常不規則的綜合成本，這是中國要解決企業活起來里面的必須抓住不放的真問題。我們在教育改革方面，一定要有突破，創新驅動戰略方面培養高水平的人才，和調動人才科研積極性方面，一定要問題導向來解決。所有這些供給端的改革舉措，離不開我們投資等等方面綜合配套改革一并設計，這方面時間關系我只是點到一個關系，我們進一步推進行政審批的制度的改革，這還是三令五申不斷提要求的改革事項，已經看到行政審批清單縮小到幾百項，但是剩下這些都是有關部門看作命根子的實權，進一步在這方面取得改革的實效，就是進一步抓住時機，我們要把已經說了多年的大物質和改革一并考慮，這個當然具體的時機在未來，但現在你必須研究預案對應這樣改革的需要，扁平化你是必須結合著大物質改革，加以綜合設計的，是我們制度供給管理里面的框架性的問題。

　　要說到我們現在投融資，說到我們的底價關系，價格形成機制，這方面問題已經非常具有挑戰性，已經到了攻堅克難的階段。我們看到中央不斷地下發文件，以及現在特別強調的價格的改革，新一輪針對基礎能源和能源產品的聯動改革勢在必行，以后我們的投融資要按照中央的要求更多形成的有效投資和PPP機制的對接是勢在必行的。所有這些總結起來，我們認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代化進程已經到了一個非比尋常關鍵時期和歷史性的考驗關口，我們必須在繼續運用必要的需求管理的同時，掌握好以改革為統領供給管理的方略，我們未來一旦時間，為了打造新一輪經濟發展的中間的有效機制，必須問題導向從供給側入手，針對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從微觀主體的創業創新創造的層面上努力釋放潛力活力，通過有效的供給側的改革來托舉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力，促進總供需平衡和結構優化來對接偉大民族復興的中國夢，這些看法，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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