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2015(第八屆)金麒麟論壇——“變革中國 - 藍圖與路徑”于2015年12月1日在北京舉行。在“全球金融大視野：重構與應對”環節討論中，港交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巴曙松[微博]、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管濤、民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邱曉華[微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所研究員丁一凡、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方晉及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副院長朱寧出席并發表精彩觀點。

　　以下為現場實錄：

　　巴曙松：謝謝主持人。今天一直收到各種關于霧霾的調侃、短信、段子，在今天這樣的霧霾天氣還能來參加活動的基本都是生死之交。到今天還堅持工作的基本上也算亡命之徒。但是在這樣的氛圍下，讓我做一點分享，就是凌晨的一點，國際貨幣基金的貨幣籃子里面把人民幣納入進來，這是第一次在國際貨幣基金的貨幣籃子里有新興市場的貨幣構成，而且比重10.92%，在貨幣籃子本身里面是第三大貨幣構成。我們看到學者發表了很多這方面的分析、研究、討論。之前讓我做一個分享，我想就圍繞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談自己的三點看法，多了大家也記不住。

　　第一個，就是人民幣加入到SDR貨幣籃子，我個人認為意味著人民幣國際化的主要動力從前一階段主要是貿易結算推動開始要轉向投資和金融產品推動。這是什么意思呢？前一階段人民幣在國際貿易結算領域的應用已經是非常廣泛，大家都知道2010年國際貨幣基金在評議人民幣加入國際貨幣籃子的時候在議定中已經達到標準。人民幣國際化下一步要進一步推動的話，僅僅靠在貿易結算領域，其實它空間有限。那么人民幣加入到SDR貨幣籃子里面，它帶來一個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就是產生了新的投資和金融產品這方面的新的需求。什么意思呢？比如說它本身短期的影響可能還很有限，加入到SDR貨幣籃子，人民幣將正式成為廣泛使用的貨幣之間還有很大差距。大家可能覺得10.92在SDR的占比不一定像人們預期的，上一次十月初國際貨幣基金研究中的那樣低。但是實際上它和人民幣在國際儲備中的占比，人民幣在國際金融產品記價中的占比還是高出很多的。如果各國銀行以后慢慢持有人民幣之后不可能都是現金，必然而然的產生對持有人民幣進行投資，進行配置的需求。或者說人民幣要成為國際貨幣會經過幾個不同的功能、發展階段，結算貨幣、投資計價貨幣和儲備貨幣。所以現在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我認為正是主要的國際的動力開始從貿易結算為動力轉到投資和金融產品計價。比如說這些央行[微博]、國際貨幣機構，持有人民幣以后進行配置，我們在國際和國內市場就要提供各種各樣的金融產品去供這些持有人民幣的機構來去做配置。所以這是一個它本身的影響意義不一定非常大，但是本身可能帶來的人民幣國際化的需求是非常顯著的。

　　第二點，可能從本身來說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它能帶來的短期影響并不顯著。我們從各個角度去做的預測和調研看，各國央行也不會短期內迅速大幅地增持人民幣，但是關于人民幣的結算，金融產品的豐富，這些方面的漸進的完善、配套，逐步增持的過程。但是它非常重要的一個意義，一個價值就是因為人民幣加入了SDR貨幣籃子之后，可能帶動的關于中國的金融改革的這些配套的推動和金融體系效率的提升這樣一個過程。大家看到其實也不能說專門是為了加入貨幣籃子，實際上就在金融改革的方向上，今年以來我們金融主管部門就做了很多值得稱道的一些措施。比如說利率的完全市場化，比如說我們在國內債券市場的開放，所以加入SDR貨幣籃子之后，可能促動帶來的金融體系的配套改革，這個意義更為深遠和富有價值。

　　我這段時間在香港跟很多對沖基金經理、投資經理交流，坦率地說最近國際基金在配置中國資產方面表現出比較有利的態度。從香港市場看這是明顯在減持的，可能其中既有它資產配置的原因，也有可能對經濟形勢還看得不太清楚的原因，同時也有可能前一階段股災波動他們產生的疑慮。我跟他們很多對沖基金經理、投資總監交流，他們看不懂這個市場到底發生了什么。所以由此影響了對人民幣計價資產的信心，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當下人民幣加入SDR對于這些投資機構來說，實際上對人民幣計價的金融資產提供了一個背書。有一些對中國比較了解的基金經理在公司里想多配一點人民幣計價資產或者中國的資產，他們在歐美的總部說不要談這個，我也不了解他最近發生了什么。從這個角度來說，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所推動的中國金融體系的改革，會帶來金融體系效率的改進。同時，其實也是國際社會、國際金融界對中國金融改革成果的背書。在當下國際投資者存在一定疑慮的情況下，尤其具有針對性。

　　我們最近做了一個非常簡單的研究，就是把國際貨幣基金定期調整的不同貨幣的貨幣構成，這個比重的變化和它的本身的匯率走勢做了一個對照。發現當一個貨幣在SDR貨幣籃子里面占有的比率，比如說上升兩個百分點左右，它的匯率在六個月之后往往帶來新的國際資本的流入要產生走強的壓力。所以人民幣是不是這樣？我們要研究。可能因為原有的四個貨幣可能是國際貨幣，至少表明一點這是對人民幣計價資產的一個背書。如果大家在國際市場上跟這些投資者交流，也會非常深切地體會到這一點。

　　最后一點，人民幣加入SDR之后，也會迎來一個更加靈活的市場化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被加入SDR貨幣籃子之后，我們跟很多市場機構討論，它們之間不會必然產生升值或者貶職的預期是由其他的因素決定的。但是至少可以肯定幾點。我們現在人民幣實施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參考一攬子貨幣的貨幣制度，官方這么表述的。但是我們的貨幣籃子里面美元的比重非常大，所以使得事后評估總覺得人民幣跟隨美元的走勢比較緊，但是在貨幣籃子里面新加一個貨幣跟另外一個貨幣跟得非常緊的話，它必然是走勢越來越，至少是貨幣籃子里面可能美元占的權重會減少，雙向波動更加市場化，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這個我覺得是可以作出一個初步判斷的。所以我看到昨天到今天，從一點鐘到現在各種各樣的分析報告已經很多，我自己嘗試著自己的思考和市場的調研情況看，補充這三點供大家參考，指正，謝謝各位。

　　主持人：謝謝巴老師。伴隨著中國經濟現在進入了轉型換擋期，我們把視野放眼全球，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正在加速，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和其他經濟也在重構，“一帶一路”也在穩步推進，對于下一個五年來說我們又有哪些機遇和挑戰。

　　我們有請本場的特邀嘉賓主持是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學術委秘書長馮奎老師，嘉賓有。港交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巴曙松、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管濤，民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丁一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所研究員方晉，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副院長朱寧，有請各位。

　　馮奎：有請各位老師在臺上就座。就像巴老師所說的一樣，今天能來參加會議的是生死之交，大家在一起工作，一起討論，一起頭腦風暴，也確實算得上是亡命之徒。我們為了工作，也為了考慮清楚下一步該怎么走，同時作為這場活動，我們的學術支持單位支持國家發改委城市中心，我也感謝大家參與這個活動。

　　我們這場討論活動是全球經濟大視野、重構與應對。我認為在這樣特殊的時刻，討論這樣的特殊題目有它的意義。我們經常給地方做戰略，我們也研究國家戰略和地方戰略，我們認為戰略要保持定力，不輕易說重構。因為這意味著我們的環境發生了變化，意味著以往的思路跟不上發展的要求。用我們的論壇語言叫全球經濟大視野、重構與應對。在政策語言，“十三五”提出五大理念之一叫做開放。開放這個詞我們講了多少年，但是這次作為五大發展理念，很顯然我們對于開放的理解可能還不夠。今天我們討論這樣的題目，我想首先可能我們學術味稍微淡一些，我想請臺上的幾位專家或者其中的幾位能給我們分析一下，相對于“十二五”初期，也就是2010、2011年這幾年。我們今天走到了2015年，馬上進入“十三五”，2016年。我們在對外開放上，中國在國際經濟金融的地位上面，我們究竟發生了哪一些重大的變化，由此使得我們不得不去重構，不得不去應對。能給我們做這樣一個分析和比較，好吧？我讓巴老師稍微休息一下，剛才已經做了分享。

　　管濤：非常高興參加這個環節的討論，這個內容是全球大視野、重構與挑戰。我想與“十二五”期間相比，中國有一個很大的轉變，逐漸從商品輸出大國轉向資本輸出大國。大家都知道，中國長期的很大的順差已經成為資本技術出口，而且順差不斷累積以后，現在中國已經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對外進債，我們是1.46億，僅次于日本。五個季度的時候，中國經歷了資本項目的凈流出，外流的規模累積1800億美元，其中對外投資產生的凈流出是5100億。而我們利用外資同期仍然是凈流入3300億美元，是我們這種資本輸出導致了前期我們出現了資本外流的現象。當然按照官方的說法不算是資本外套，還是屬于可控的，還是屬于中國的企業、老百姓把一部分資產配置到對外的資產上。

　　第二個，我想講的就是大家都知道，昨天晚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討論通過接受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籃子，叫做入籃。這個跟入世對國際貨幣金融的影響都是深遠和重大的。第一個，過去中國的資本輸出，我們的資本輸出主要以外匯儲備利用的方式對外資本輸出的。大家知道在討論研究美國的次貸危機的時候，亞洲國家的過度儲蓄造成了美國長期利率的扭轉。但是將來如果我們不斷地擴大資本輸出的渠道，特別通過民間資本輸出，民間資本輸出和外匯儲備，對風險偏好和盈利的要求是不一樣的。另一方面，中國也會更加地推動國內市場的對外開放，中國本身金融市場越來越和世界接軌，為國際投資者也提供了一個很大的這種投資的市場，很多的金融工具的選擇。比方說大家現在對中國的債券市場具有濃厚的興趣，因為相對于主要的國際貨幣來講，人民幣還是屬于高期貨的。先談這些，謝謝。

　　邱曉華：世界經濟確實存在一個撲朔迷離的狀態，特點是失速、失序。大家知道過去經濟的成長，更多的是來自于三方面的動力，第一需求方來自美國。第二，供給方來自于中國。第三，資源方來自俄羅斯。其實就是這三大國背后所連接的三個要素，三種資源支撐了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但是08年之后這個格局打破了，美國不再像以往那樣向世界敞開市場，它也實施出口倍增計劃拉動經濟的恢復。因此全球最大的向世界提供市場的這一方動力減弱了。另一方面，以中國、德國、日本，供給方向世界提供各種各樣的工業制成品，以美國為代表的需求方出現了問題，所以供給方也遭遇了增長的瓶頸。由于供和求兩大方面都出問題，所以以俄羅斯、中東國家，以非洲和加拿大這些國家的資源方，它的資源前景也遭遇了瓶頸，所以這幾年大宗商品價格大幅度的下跌。因此整個世界就傳統的這種動力已經失靈了，失靈之后就帶來世界經濟由相對比較快的增長，進入了相對低迷的增長，這是第一個經濟失速。

　　世界治理，大家知道過去是以七大工業國加上世界銀行[微博]，加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這樣西方大國和國際組織主導下的世界治理。隨著08年之后，發達國家出現金融經濟危機，它們的話語權相對降低。而以中國、印度這些新興經濟體的話語權的相對提升，從力量對比變化以來帶來整個世界治理格局要求改變。所以從G8到G20。這種變化本身代表了前進的方向，但是由于G20背后的發展階段，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訴求導致了這些治理的力量聚集在一起的時候，常常為了各自的力量，各自的利益不能夠形成統一的治理世界的新的秩序，新的規范。因此世界整個治理其實就不像過去那么有效。宏觀政策不能統一，你謹慎它寬松，這就是今天世界經濟在失速之后治理的失序。在這樣的變化中間，中國怎么辦？中國已經是高度融入到世界。前面我們說經濟全球化，中國是最大的收益者之一，因此中國在經濟層面，特別是在增長層面應當說高度的融入到世界里面去，因為世界經濟的低迷，對于中國來說外部的影響還是非常嚴重，因此帶來我們整個出口板塊由快速進入到下降。

　　另一方面，整個世界治理混亂，因此中國本身要提高自己的話語權里面又受到了各種力量的制約，我們的整個治理在宏觀政策方面也很難得到相應國家的響應，這就是今天我們遇到的困難。但是我們看到中國的金融全球化也已經開始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隨著經濟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我想中國的文化，中國的理念也能夠全球化的話，我想中國可能就站在全新發展的大局里面。但是今天我們還沒做到。因此從這個眼界來看中國，我想我們未來的發展應當說機會和挑戰同時存在。一方面原來支撐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外部環境，大家知道國際冷戰的結束，經濟全球化、和平發展、合作這樣一個大趨勢，產業由西向東轉的大格局，其實是給中國帶來了一個很好的和平發展的外部環境。當然今天這個環境在改變。一方面世界經濟低迷，這已經不是景氣的外部環境。另一方面去全球化，現在美國要挑戰世界貿易組織[微博]下面的這樣一個所謂的投資貿易的游戲規則，它要轉向跨太平洋的投資伙伴關系。這個環大西洋的投資貿易伙伴關系，要以這種區域化的投資貿易政策來替代WTO[微博]的全球世界貿易組織下面的治理規則，這樣對中國無形中又帶來了新的挑戰。第三個變化，印度、非洲、拉丁美洲、東南亞這些新興經濟體它們也在舉起改革開放的大旗，也在加速自己的工業化、城鎮化，因此給中國的發展在資源、市場、資金、技術多方面帶來了競爭的挑戰，這就是我們的外部環境已經是變得不再是那么友好，不再那么有利。這也是為什么我們經濟目前處于困難階段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外部環境的變化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提出了挑戰，需要我們去應對，需要我們的對外經濟體系要做新的調整，新的這種應對。今天的話題是重構，我想我們對外經濟體系要重構，要由簡單的出口，簡單的利用外資這樣一個傳統的對外經濟體系要轉到真正的更好的利用兩個資源，兩種市場，實現一種全球配置資源，全球處置生產，全球進行銷售這樣一個新的對外經濟的體系。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我想我們中國經濟未來的空間和余地都會很大，當然今天我們還在努力，剛剛拉開序幕。中國正在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為主線，以實施“一帶一路”戰略作為重要內容，以自貿區建設作為制度安排，以亞投行、私募基金等投融資平臺作為支撐為整體的推進中國經濟國際化的這樣一個大的發展格局已經拉開序幕了。如果這臺序能夠上演成功，我想我們對中國經濟的未來應該是樂觀的，這是我們應當看到的。由此我們應當看到未來的中國其實外部環境是可以去營造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內部環境也需要去重新地進行變革，進行轉型。如果說前一輪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是由于外部的好加上內部的變革創造了一個內部的好的環境，內外兩個因素良性互動，催生了中國經濟的創造，那么后一輪中國經濟，我想同樣需要我們內部在變革，在轉型方面需要有新的思路，需要有大的動作，需要跟上時代的潮流的變化。如果我們這一篇文章也做不好的話，那么我想我們可能又會遭遇到由于外部的變化，內部的跟不上而帶來經濟的持續困難，擺脫當前的困境就需要內外聯動，從外部環境、內部體制機制，從兩個方面去變革，這樣就能夠贏得“十三五”更好的發展前景，謝謝大家！

　　丁一凡：謝謝，講講國際金融形勢在未來五年的變化，因為五年之前剛剛發生了國際金融危機，所以當時在G20會議之后，各個國家采取了比較協調一致的刺激經濟計劃，然后一般所有的世界的主要經濟體都采取了相同方向的宏觀政策努力，比如說都是比較寬松的貨幣政策，比較積極地財政政策，都是擔心經濟衰退會造成一個大面積的蔓延，所以大家都去積極地應對經濟衰退，都去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回潮。當時各個國家的立場還是比較一致的，沒什么問題。所以中國在這個問題上，雖然我們做的有時候有一點過，現在我們承受的是那個時候有一些過分積極的政策，但是大家的力是往一塊使的，在“十二五”的前面。但是這些事情從今年開始有一些變化，從明年開始，也就是說我們在“十三五”第一年之后，甚至往后今年這種分杈的現象會越來越明顯。一個最明顯的標志就是美聯儲要進入加息的周期了，可能說九月份要加息，九月份沒做，然后說十二月份加息，如果十二月份不做，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在不遠的將來一定會進入這個周期。美元已經三輪了，低利率已經很長時間了，所以一定會進入一個周期的變化。但是歐洲和日本兩大經濟體卻不跟它們同步，無論是歐洲央行還是日本銀行都在搞量化寬松，而且可能步子會越來越大，所以這些主要發達國家宏觀政策不一致性會給市場帶來一定的混亂，會有一定的后果，這個事跟我們“十二五”面臨的形勢不太一樣，因為它們的宏觀政策不一樣，不協調會出現很大的不確定性。美聯儲在這個問題上之所以游離再三，說明有更深的道理，國際清算銀行，在巴塞爾的。曾經出過一個報告，提醒美聯儲注意美國金融機構手里握有的金融衍生產品。金融監管機構應該負起更大的責任，應該衡量這些產品對未來貨幣政策的反應，因為這些東西很大程度是在表外做的事情，而這些事情大到讓國際貨幣銀行擔心的程度。按照它的說法，美國金融手里握有的金融衍生產品大概有1800萬億，是美國GDP的100萬倍。然后這些1800萬億的金融衍生品里面有60%以上跟利率相關的，所謂利率調息產品。會在美聯儲的利率變化的時候會產生直接影響，但是會產生什么影響現在誰都不知道，因為這是一種賭博，你不知道它賭的是什么方向。所以因為這些產品的危險性，很奇怪的在今年大家都在議論美聯儲要升息的時候，華爾街出了兩篇報告，呼吁美聯儲從明年開始進入第四輪量化寬松。這背后隱藏著什么樣的金融利益，實在是不太清楚。也就是說美聯儲不是搞量化寬松而是搞升息的話，對這些金融衍生產品會產生什么后果，估計美國人自己也不清楚，對于未來的金融市場會產生什么影響，大家也并不清楚。歐元的繼續寬松和美元的緊縮會對世界的資本流動產生什么樣的影響，也是一個巨大的疑問，這些事情都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全球金融市場未來的不一定性。在這種背景下，我們理解為什么這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歡迎人民幣進入SDR，這就不難理解了。不光是中國政府愿意進入SDR這個籃子，其實很多歐洲國家也很愿意看到人民幣成為一種新的選擇，正是因為這些不確定性，甚至太多，就是因為這些事情，未來不知道會有什么樣的變化。所以人民幣好歹是一個支撐，人民幣進入新的市場，成為一種新的交易貨幣的話，可能某種程度上會平衡這個世界的不確定性。

　　隨著人民幣的國際化發展，下一步剛才管濤講到了，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幾年，不光是2016年，未來應該會發展比較快。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美元、歐元、日元都不一定的情況下，會越來越歡迎使用人民幣。這個人民幣在國際金融市場就會起到另外一種作用，所以保持人民幣在可能動蕩的金融市場上的面值穩定，如果我們希望人民幣成為一種未來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在這種比較動蕩的時代一定要保持它的購買力。其實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經常談所謂人民幣國際化跟中國金融市場的開放與否和開放程度有關系，我個人認為跟人民幣購買力的關系更大。我說這個事情不是空穴來風，是有一點歷史根據，就是因為我們拿七十年代的德國馬克說話。七十年代的德國馬克很快地成為當時在科林森體系美元之后的第二大體系，而恰恰當時的德國馬克不是一個自由流通的貨幣，德國的金融市場是一個比較封閉的金融市場，德國馬克之所以能成為當時歐洲貨幣體系的毛，成為別的國家都愿意儲備的貨幣就是因為當時在極其不穩定的情況，德國馬克在英鎊、法郎當中是最穩定的，所以提供了一種庇護和參照。反過來從德國引進抗通貨膨脹的因素，這些告訴我們，如果在未來出現金融市場太大的動蕩的時候，人民幣的穩定可能比金融市場的開放更重要的因素。

　　馮奎：接下來有請方晉老師為我們做一些分析。

　　方晉：謝謝主持人，謝謝新浪財經的邀請，讓我有這個機會和大家進行交流。我個人覺得“十三五”和“十二五”相比，中國在參與國際經濟事務當中一個最鮮明的變化是中國從過去一個國際規則的被動接受者，或者國際公共產品的使用者成為國際規則制定者和提供者，我們知道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加入國際經濟體系的時候。中國的利益已經全球化了，就是說中國是一個具有全球利益的大國，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能聽任別的國家制定規則，把我們的命運交到別的國家手里嗎？那肯定不行。從作為國際的需求者來說也要求我們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維護好我們的國家利益。從制度的供給方來看，現存的國際治理體系主要是二戰以后建立的這種布雷頓森林體系，雖然之前出現過變化，但是也是由西方所主導的。這一套規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為全球經濟的發展還是起到了比較好的作用。但是老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的國際金融體系應該也有內在的不穩定性。我們知道過去四十多年，應該是人類歷史上金融危機最頻繁的時期，最后各種大小危機不斷，最后衍生2008年成為一個全球的金融海嘯。

　　我們再看貿易規則，我們的貿易全球規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還是不錯的，貿易的發展也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經濟全球化的主要的助推力量。但是我們也看到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全球貿易體系，特別是WTO主導的貿易談判已經是多年沒有取得進展了。很多新的區域貿易組織都建立起來了，一直到最近美國開始完全另起爐灶。所以我們全球的貿易規則方面，我們的供給也出現了問題。

　　再說發展的問題，發展原來由世界銀行主導，而且多邊的機構主導的。發展說句實在話這些國際組織也沒有解決很大的問題。如果我們把中國和印度對這個世界貧困人口下降的貢獻剔除出去，很多國家的貧困人口的總數實際上還是在上升的。特別是金融危機爆發以后，現在大家都已經認識到，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現有全球經濟體系的缺陷，改革的呼聲還是很強烈的。但是正如剛才專家提到的，金融危機剛剛爆發的時候，大家各國各主要經濟體攜手并進，那時候共識是很強烈的。一方面要積極應對危機，另一方面我們要改變現有的國際治理體系，但是隨著最緊張的威脅消退以后，這些共識已經不存在了。這方面仍然沒有取得進展。比如說我們在IMF[微博]提升，以中國為代表的新型經濟體的份額，最后因為美國國會的否決一直到現在沒有通過。所以可見從供給這方面來看，全球治理體系的供給也是不足的，同時我們又出現了很多新的全球性問題。金融危機之后已經七年了，我們經濟增長仍然非常低迷，而且出現了分化。美國的經濟增長比較強勁，而大部分的新興經濟體經濟還是增長非常疲軟，發達國家也存在這個問題，這個分化會帶來新的威脅。所以國際之間的協調也是再次提上了議事日程。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從需求還是供給來看，未來，都需要中國更加積極地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成為一個全球公共產品提供者，這一點在“十三五”規劃當中也是有所提及。習總書記在多種場合也講到過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自從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上臺以后，我們中國已經開始在這方面是積極有所作用。比如說“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亞投行的設立，我覺得它不僅僅是我們中國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提供公共產品的兩個具體事例。而且透過這兩個項目，實際上是向全世界貢獻了中國這種開放合作共贏的理念，這是合作理念的意義是更加重大的。特別是我們“十三五”規劃當中，我們自己提出了五大發展理念，我認為是“十三五”規劃當中的亮點之一。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五大發展理念對其他國家也同樣適用，可能不同的國家根據各自的情況側重點不一樣。現在世界經濟這么低迷，顯然需要我們在技術上、在制度上進行創新，誰能夠把創新工作做得好，誰可能最先走出危機帶出的不良的道路。綠色，中國不用說了。那邊巴黎在開氣候大會，開放、共享，這是未來非常重要的發展理念。總結一下，“十三五”中國可能一個最先的變化就是成為全球經濟治理，全球規則主動參與者和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者，謝謝。

　　馮奎：接下來有請朱寧老師。

　　朱寧：我朋友給我發一個微信，說瑯琊榜上的經濟學家都來了，我想講什么？我講三點。第一點有什么不一樣？我覺得國際資本流動的方向改變了。在五年前都是向新興市場、高風險流動的。以中國為代表的，無論是金磚四國也好，落后四國也好，漲潮的時候所有船都會漂起來，中國來講就是多大的豬都會飛起來。這個趨勢隨著整個國際資本的流動在過去一年半的時間里面發生了非常大的改變。整個全球資本回流美國。我在耶魯跟同事講已經又出現泡沫了，但是仍然這個泡沫可以持續一段，因為從流動性差的資產逐漸回歸到變現能力最強的美元。

　　第二點，中國的定位不同了。我們中國其實在五年之前仍然是一個在全球金融海嘯里面還能夠勉強獨善其身的。今年八月份，我們看到中國股市的波動，中國人民幣的貶值對于全球的金融市場，對于全球的股市造成了非常大的影響。所以無論中國經濟的體量，我們中國經濟對于發達國家，對于更多的發展中國家，俄羅斯的原油、巴西的鐵礦石，都達到前所未有的影響力。我非常同意方博士講的，不再是一個簡單的規則接受者，是一個規則的影響者和制定者。說明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和責任感都在建設。我們加入SDR以后，一方面全球人民都要持有人民幣的金融資產，也代表中國的貨幣政策、資本市場已經不再是中國人自己的游戲，已經變成了全球的金融體系。

　　第三點，一個非常大的轉變，尤其全球金融海嘯之后的改變，也是我在下個月出的一本新書，叫做《剛性泡沫》。過去五年很大的改變，金融海嘯之前，大家還不相信有所謂的政府兜底，大而不倒，或者剛性泡沫的話，以中國的投資者為甚，都認為我們可以冒風險，只要出一次金融危機或者海嘯后面有政府支撐，有納稅人買單。無論我們講的全球金融監管體系的重塑，中國金融政策、貨幣政策、經濟政策的調整，全球經濟和中國經濟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非常極度的貨幣政策追逐越來越少的可以值得投資的資產。非常可怕的一點，越來越多的投資品在國內出現了我們所說的剛性泡沫。第一個，大家買了信托產品。雖然大家買產品的時候都簽了合同，說我知道這個產品有風險。但是一旦出現風險的時候你一定找銀行給你一個說法，這個時候銀行、銀監部門出于社會的穩定會幫你兜兜底。咱們買個新的公寓，兩萬塊錢買的，結果房地產調控降到一萬五千塊錢，老外投資者買了虧了就虧了。中國的投資者如果跌了得找開發商要說法，不退錢也得免我點物業吧。所以很多人說信托產品和房地產是完全沒風險的，很多的股市，很多人在5000點的時候積極投入市場。所以我們對于風險和投資關系之間的看法，已經產生了嚴重的扭曲。這種扭曲，我個人覺得是在今后幾年里面，我們肯定要重新重塑和重新縮小這種扭曲對于全球經濟和金融體系的影響。無間道里面有一句話，叫做出來混，遲早都是要還的。沒有只借錢，不還錢的道理。二十多年前的日本經濟危機也是資產負債表衰退的集中反映，在大的環境下，隨著全球的資本流動發生了轉變，隨著中國在金融環境里面的地位發生了改變，下一步中國如何是對金融領域出現的泡沫，這個可能是我們下一階段要面對的問題。我們提的“一帶一路”也好，我們提的產能過剩也好，都是把我們前一段時間高速增長點所負的代價、環境問題、產能過剩問題，不是以時間的方式就是以空間的方式進行消化。這個保證我們中國經濟不是高速的增長，而是高質量的，讓全世界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中國夢。

　　馮奎：謝謝朱寧老師。從我們討論和研究問題來說，我們分析問題要提出一些應對之道，剛才幾位老師在他們的分析當中給我們描繪了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里面，我們人民幣的國際化、“一帶一路”、自貿區建設、亞投行以及全球治理體系當中我們積極參與的決策，這樣一些元素構成了我們對外開放的有力支撐。

　　接下來這個環節，我想從巴曙松老師開始，希望他們能夠就某一個方面如何去應對提出他們的真知灼見。講到應對的時候，作為主持人，我特別希望每一位老師在你們講應對的時候，你有一個明確的針對對象。比如說你是針對宏觀政策的決定部門，是針對企業家還是消費者，因為有了明確的對象，我們的建議才是有的放矢，非常有針對性，大家也會從中獲得更多的收益。我想先請巴老師。

　　巴曙松：謝謝主持人，我是從金融角度討論。還是想把它放到SDR小的上面來談，未來的應對和著手。

　　第一，我們看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之后，份額的重新變化，這是第一點，份額的重新變化，占比的重新變化已經體現了今天的標題，國際經濟重構。我們仔細看美元的占比從原來的41.9，占到41.13，還是占據主導地位的貨幣，一個經濟體。歐元從37.3降到了30.93，接近七個百分點，與歐元有比較大幅度的下降，所以這個相對應的就是歐洲的經濟的影響力的下降。相對來說現有的國際金融體系恰恰在二戰之后，歐洲相對來說比較強盛的時期形成的，所以這次調整也體現了歐洲相對重要性的下降。

　　日元從9.4降到了8.33，降了一個多點，所以還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國際貨幣，但是重要性在下降。英鎊從11.4降到8.9，8.09，降了三個多點。所以這幾個降下來的變成了中國增加的份額，10.92。降得最多的實際是歐洲，大歐洲，英國加歐元，英鎊加歐元。這也意味著二戰當時形成的國際貨幣體系必須在新的經濟結構下作出調整，這一次的調整，我覺得是對近年來國際經濟格局，金融格局重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確認。這是講的第一點。

　　第二點，我想跟大家講的在剛才的數字之上，做做一點計算會發現國際的經濟金融格局也給國際金融規則，國際治理規則重構提供了條件。還是以SDR為例，不過在原來的架構下四種貨幣美元加歐元，又占了79%的比例。如果再加上英鎊的話到90%了。這個經濟體基本就主導了全球的金融體系。那么現在我們重新計算一下，你會發現很有趣的有多種博弈的可能性。比如說歐元加上人民幣，人民幣如果和歐洲合作的話，41.85。在SDR里面又比美元的41.73要高，所以這又多了一種博弈的可能性。再比如說歐元加上人民幣，加上英鎊，又比美元和日元要稍低，歐元加人民幣，加英鎊即使合作是49.94，但是美元加上日元是10.06。那么我想說的第二點就是從SDR的構成占比來看，至少提供了基于二戰的模式的單一的博弈模式之后的多種博弈模式，像我們亞頭，英國為代表的合作。積極的反映。

　　第三點，我想評論的就是中國的方向在什么地方？大家之前剛才在前面開篇介紹的時候也說了，IMF研究報告給的建議是14%，最后的份額是10.92，我個人覺得份額還是可以接受的，因為我們的貿易占比已經高了，但是我們在國際的平價，廣泛的使用指標里面，我們在國際儲備的占比，我們在國際借貸的占比，在國際債券市場和金融市場的占比可能是1%、2%、3%。所以從這個指標我們看下一步的趨勢，我們首先要做到我們人民幣在國際借貸際投資市場，國際儲備的占比占到10.92%，那將是一個非常大的變革。比如說我們在國際外匯儲備的占比上一個百分點，大概差不多五千億美元的人民幣的需求。如果上十個美元，將會有多么大的開放。現在外匯市場2%的占比幾乎微不足道。所以這個上升的過程帶來我們非常巨大的金融市場發展的一個新動力。最后一定，目前的份額還沒有定，還在變化之中。按照貿易和中國的金融市場發展的動力趨勢看，未來可能會15%、18%。

　　馮奎：謝謝巴老師。在這一輪的環節當中希望非常具體、明確。

　　我們再有請管老師。

　　管濤：我們會從商品輸出走向資本輸出，另外中國的金融市場會更加融入國際金融市場。中國從商品輸出走向資本輸出，中國應該采取哪些應對。第一個要轉變觀念，有這么幾個觀念需要改變。

　　第一個，我們要適應一種新常態。以前我們國際收支資本項目也是順差，央行退出了外匯市場的干預，你的進帳順差越多可能就是越大。人民幣匯率的走勢并完全取決于資本流動，就像我們討論美元匯率的升貶，我們不能用資本項目的逆差和資本順差來簡單的解釋，不能簡單從資本流動的方向判斷匯率的走勢。第三個，我們要區分剛才大家經常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中國的私募基金并在一起討論，這確實是中國在國際治理方面做的中國貢獻，但是我們在走出去的時候要做一個區分。私募基金是法人機構，是中資機構。我們得分清楚哪個是中國法人，哪個是國際法人，這個可能是我們將來要面臨的新的問題。特別是我們將來參與國際市場越來越多以后，這是第一個轉變觀念。

　　第二個要有風險意識。過去的資本輸出以外匯儲備利用為主。外匯儲備變化很小，就是因為估值的影響，有時候估值是正的，有的時候是負的。我們看到對外直接投資，我們的其他投資存量上估值效率正的比較明顯。但是我們知道儲備是按照安全流動，盈利的原則進行管理的，所以強調的是穩健。我們對外直接投資，包括其他的投資方式可能更多的是追求風險相對稱的一個回報水平，這種情況下一定要有思想準備，當你在追求高回報的時候意味著你要承擔相應的風險。剛才朱寧老師提到了，在國內有一種剛性對付的情況。我們不能我們賺的錢是自己的，虧的錢政府擔保，這是需要我們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對外資本投資的過程中風險和收益相稱的理論。

　　最后一個，我覺得要適應規則。過去我們商品輸出為主，我們可能對貿易規則比較熟悉，但是現在我們資本數據要留出以后，將來可能國際上它會從對華的貿易保護轉向投資保護，我們可能在對外投資上遇到很多糾紛，怎么樣學習和利用投資的規則來捍衛我們的利益。我們看到現在有越來越多針對中國企業的訴訟，如果我們不去抗辯的話，我們就把這個市場放棄了，只有我們運用規則保護自己，才有可能讓我們的投資能走得更遠更好。

　　還有通過政府的推動和其他的國家建立雙邊投資保護協議，這個也是我們國際商務談判的重點。當然更遠的話，如果我們還能參與一個多邊的投資協定的制定，那可能是更高層次的參與，國際規則制定的這種能力的建設。我就想從這三個方面講一講我的看法。

　　邱曉華：說一千道一萬，把自己的經濟搞好，是我們應對未來各種挑戰的最根本的前提。說實在的中國今天之所以有一定的話語權，之所以有一定的影響力就是因為上一輪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使得中國的政府購買力、中國民眾的購買力都有一個快速的提升。因此作為一個買方對于世界有很大的影響力，我們又從一個貿易方也有很大的影響力。今天中國經濟進入到了轉型升級的痛苦階段，因此如何來渡過這樣一個痛苦階段，對我們來說可能比其他方面的工作要來得更加地重要，經濟穩影響力才能穩，應該強影響力才能強。今天影響中國經濟最突出的問題，別的不說就說兩點，第一，今天中國的產品銷售困難的問題已經成為影響我們經濟成長的最突出的問題。第二，中國的成本越來越貴。成本越來越貴，中國制造不再便宜，使得我們的企業利潤空間被明顯擠壓，所以如何化解賣難，如何化解成本上升的雙重壓力，我覺得是我們下一段應對各種挑戰優先要解決的。從解決賣難的問題應當從兩個方面想辦法，第一從供給側。當然主要從改善生產結構，重構生產體系，去生產一些更安全、更優質，更有效的產品，滿足已經進入到中等收入階段的消費者的需求，不要讓大家再去日本搶馬桶蓋，再去日本搶電飯煲，去歐洲買更多的箱包，去韓國買化妝品。我覺得應該能夠滿足中等收入階段的消費者的需求。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把眼下正在做的2025年的中國制造、移動互聯網+，家庭互聯網，以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以及傳統產業的改造，加上政府的動力，民間的動力，雙動力這些東西把它做好。要從生產體系方面下大力氣升級。

　　第二，需求側也不能忽視。中國就是容易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其實中國今天市場賣不動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有生產結構不適應的問題，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也有我們自己的需求端造成的問題，包括城鄉差距，農民買不起，包括壓在城市人頭上的高房價、高醫療費、三高所謂的新的壓迫，包括社會保障不健全，包括市場秩序不規范，包括各種欺詐，各種假冒偽劣，等等影響消費的環境，以及投融資渠道不暢，民間企業、中小企業不能夠得到更好的投資，資金的保證，這些問題其實就是從需求方面我們也要去下大力氣改變。我想這是從供求的角度來說，我們應當去解決市場賣難的問題。第二從成本角度來說，企業應當自己做，提升自己的經營水平，加強管理，提高適應市場的能力，提高市場適應力角度做文章，沒有人能夠幫得了它。當然政府也有義不容辭的責任，政府要下大力氣降低稅負，給企業減輕各種各樣的負擔。目前我們的稅還是比較高的，目前各種各樣的收費還是比較多的，政府應該在這方面還利給企業，還利給民眾，確實讓企業有一個跟它目前階段相適應的經濟承受能力，幫助它們減輕成本的壓力。我想只有這樣做，我們的企業才能夠既有一個好的內部改善，才有一個好的外部改善，雙重改善才能提升我們實體經濟應對困難的能力。這樣中國的經濟在明天，在后天，也許我們還能繼續走上光明之路。謝謝大家。

　　丁一凡：謝謝。接著剛才管濤講的事發揮一下。剛才管濤講到今年中國的對外投資增長非常快，大概有五千億美元的流出，剛才講有3800億。從這個地方入手講講中國未來企業將要注意的事。

　　中國企業界要注意自己的外債。因為2015年可能是一個轉折點，好像2015年會出現的事情是中國的對外投資，我們講的ODI可能會第一次超過FDI，超過外來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這是一個好事，中國企業走出去了，在海外賺的利潤會更高。但是有一個風險，中國連續幾年在海外投資都很猛。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到現在為止雖然人民幣開始成為國際貨幣，但是還是以美元的形式在海外投資。因為美聯儲貨幣政策的不確定，和它有可能轉向就給我們的投資會造成很大的風險。我們的企業在海外投資的時候，很大程度上是投資源開發，有很多大型國企在海外搞資源開發。但是資源的價格從去年開始一路下滑，也就是說這些在海外投資的企業的利潤是在下滑的。同時如果美元將來升值，美元的債務的利息上漲的話，那么這些企業就可能會夾在中間了。你的利潤下滑，你的債務上漲，這個時候我們知道當年亞洲危機、拉美危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個引起的，這個企業和政府都需要注意。企業如果欠了銀行的債，企業由于債務還不上，由于利潤的損失還不上債務的時候就會拖到銀行，銀行就會引起系統性風險，就逼著政府出手，這是一系列后續的發展路徑。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講，既是企業的事，也是政府應該注意的事。反過來講，要對付這些風險除了觀察債務的發展情況以外，一個很大的可以使用的工具就是人民幣投資金融發展。只有讓中國企業可以在海外更多的使用人民幣投資，可以更多的規避貨幣錯配的風險，這應該是在“十三五”期間中國政府和企業聯合推動這個事情。如果這個事情有比較大的推動的話，就會化解這個風險。因為中國企業在國內主要是人民幣，所以就不會有這樣的風險，使得事情要穩定得多。

　　馮奎：我們再有請方晉老師。

　　方晉：我覺得未來的對外開放，特別是從國際規則的制定和公共產品提供來說，一定要秉承開放、合作、共贏的理念。不僅強調中國從開放中得到什么好處，也要告訴別人，并且身體力行，別人能從中得到什么好處。我們現在一講“一帶一路”有多好，我們可以輸出過剩產能或者人民幣國際化，但是別人能得到什么好處？不多。

　　我們說SDR的問題，我們分析的加入SDR對中國有什么意義，但是很少有人分析加入SDR對世界意味著什么？其實第一，讓SDR變得更有代表性。第二，讓IMF這樣的權威機構更有權威性和代表性，第三也推進了貨幣體系的改善。另外，我們一定要特別注意的一點，就是怎么把握好對外開放和國內對內改革的協調一致的問題。對外開放實際上也是對外的改革，我們知道以開放促改革，是中國過去很成功的經驗，但前提條件是我們對外開放承諾作出了，我們對外開放措施落實了，國內的改革要跟得上，否則開放的好處還沒得到，問題來了。人民幣國際化要特別注意對外資本的開放和貨幣制度一定要跟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相匹配。

　　朱寧：我覺得各位專家又已經講得差不多了，我再補充兩個方面。因為剛才幾位老師都講了關于債務問題，對全球的債務問題都成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的挑戰，化解我剛才所說的剛性泡沫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怎么來消化現在的產能問題，無論是通過“一帶一路”向國際上面傳播，還是我們通過不良的企業通過破產、重組的方式自己在國際經濟領域消化。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必須得讓市場發揮更大的決定性的作用。我們現在有很多僵尸企業，企業已經不盈利了，但是出于整個就業的考慮，出于整個地方經濟穩定的考慮，出于拉動地方GDP的考慮，地方政府還是允許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的失去增長的僵尸企業。如果真正讓市場發揮淘汰、選擇，適者生存也是非常重要。死亡很多時候是人生最重要的發明，是喬布斯講的。

　　第二個，我講一個微觀層面的問題。我們中國的投資者在整個中國大的環境里面投資渠道非常有限，不是房地產就是股票市場，前兩年有信托產品，現在也出現違約行為，前兩年有一個互聯網金融，現在也出現跑路的情況。我們中國的投資者，中國的居民家庭，包括中國的企業在內，從全球多元化的角度來講，我們非常非常不夠多元化，我們的資產配置是非常集中在中國本國的資產。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越來越多的企業和家庭應該考慮到全球是越來越一體化的經濟，全球的經濟體系是高度相關的。中國雖然過去幾年整個增長速度在全球是非常高的，我們在股市的表現，我們的資本市場表現是排得非常靠后的。所以我們中國的投資者必須要有一種國際化的視野，要把資產不僅在國內進行配置，而且要在全球進行配置。前幾年我一直講在美國配置房地產，美國洛杉磯如果考慮美元因素的話，可能房價升值在過去三年達到百分之一百。全球無論是泡沫，在這個泡沫里面如何在估值很高的時候套現，同時吸引估值比較有高的資產。提醒資產的投資者在考慮中國整個全球經濟的過程中，我們中國的居民應該進行越來越多的海外投資，從國際的股票市場，國際的房地產，國際資本市場，大宗商品，包括國際上的投資產品。這個對于我們分散國內一定的金融風險，同時保證中國經濟進一步可持續的發展。

　　日本隨著經濟在過去二十年衰退的一塌糊涂，但是因為它在九十年代進行了比較積極的配置，所以日本投資獲得的收益已經接近了日本自己的收益。所以從我們苦干的民族精神出發，我們還應該巧干，通過我們的配置把取得的成績能夠穩定和持續下來，能夠給中國人民帶來更大的福利和幸福。謝謝。

　　馮奎：謝謝各位老師給我們做的分析。謝謝管濤老師、丁一凡老師、朱寧老師。像巴老師所說，今天能出來的都是生死之交，大家還愿意討論這個問題，說明這個問題是真愛。亡命之徒，講這些話都是真話。如果放開講，每個老師都可以講一天，但是時間非常緊張，大家只能發表一些自己的主要觀點。再次感謝各位老師，感謝新浪財經，感謝各位的聆聽，在這樣特別的日子，謝謝大家！

　　主持人：謝謝馮奎老師，也感謝各位老師對上一個議題的探討，的確我們時間有限，沒有辦法聽取各位老師更詳細的探討。接下來的議題是資本市場的理性邏輯。

　　新浪聲明：所有會議實錄均為現場速記整理，未經演講者審閱，新浪網登載此文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