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2015年(第八屆)金麒麟論壇——“變革中國-藍圖與路徑”在北京舉行。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方晉出席并參與議題“全球經濟大視野:重構與應對”環節討論。方晉表示,“十三五”和“十二五”相比,中國在參與國際經濟事務當中一個最鮮明的變化是中國從過去一個國際規則的被動接受者,或者國際公共產品的使用者成為國際規則制定者和提供者。
以下為演講實錄:
方晉:謝謝主持人,謝謝新浪財經的邀請,讓我有這個機會和大家進行交流。我個人覺得“十三五”和“十二五”相比,中國在參與國際經濟事務當中一個最鮮明的變化是中國從過去一個國際規則的被動接受者,或者國際公共產品的使用者成為國際規則制定者和提供者,我們知道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加入國際經濟體系的時候,中國的利益已經全球化了,就是說中國是一個具有全球利益的大國,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能聽任別的國家制定規則,把我們的命運交到別的國家手里嗎?那肯定不行。
從作為國際的需求者來說也要求我們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維護好我們的國家利益。從制度的供給方來看,現存的國際治理體系主要是二戰以后建立的這種布雷頓森林體系,雖然之前出現過變化,但是也是由西方所主導的。這一套規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為全球經濟的發展還是起到了比較好的作用。
但是老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的國際金融體系應該也有內在的不穩定性。我們知道過去四十多年,應該是人類歷史上金融危機最頻繁的時期,最后各種大小危機不斷,最后衍生2008年成為一個全球的金融海嘯。
我們再看貿易規則,我們的貿易全球規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還是不錯的,貿易的發展也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經濟全球化的主要的助推力量。但是我們也看到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全球貿易體系,特別是WTO[微博]主導的貿易談判已經是多年沒有取得進展了。很多新的區域貿易組織都建立起來了,一直到最近美國開始完全另起爐灶。所以我們全球的貿易規則方面,我們的供給也出現了問題。
再說發展的問題,發展原來由世界銀行[微博]主導,而且多邊的機構主導的。發展說句實在話這些國際組織也沒有解決很大的問題。如果我們把中國和印度對這個世界貧困人口下降的貢獻剔除出去,很多國家的貧困人口的總數實際上還是在上升的。特別是金融危機爆發以后,現在大家都已經認識到,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現有全球經濟體系的缺陷,改革的呼聲還是很強烈的。
但是正如剛才專家提到的,金融危機剛剛爆發的時候,大家各國各主要經濟體攜手并進,那時候共識是很強烈的。一方面要積極應對危機,另一方面我們要改變現有的國際治理體系,但是隨著最緊張的威脅消退以后,這些共識已經不存在了。這方面仍然沒有取得進展。
比如說我們在IMF[微博]提升,以中國為代表的新型經濟體的份額,最后因為美國國會的否決一直到現在沒有通過。所以可見從供給這方面來看,全球治理體系的供給也是不足的,同時我們又出現了很多新的全球性問題。金融危機之后已經七年了,我們經濟增長仍然非常低迷,而且出現了分化。美國的經濟增長比較強勁,而大部分的新興經濟體經濟還是增長非常疲軟,發達國家也存在這個問題,這個分化會帶來新的威脅。所以國際之間的協調也是再次提上了議事日程。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從需求還是供給來看,未來,都需要中國更加積極地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成為一個全球公共產品提供者,這一點在“十三五”規劃當中也是有所提及。習總書記在多種場合也講到過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自從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上臺以后,我們中國已經開始在這方面是積極有所作用。比如說“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亞投行的設立,我覺得它不僅僅是我們中國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提供公共產品的兩個具體事例。而且透過這兩個項目,實際上是向全世界貢獻了中國這種開放合作共贏的理念,這是合作理念的意義是更加重大的。
特別是我們“十三五”規劃當中,我們自己提出了五大發展理念,我認為是“十三五”規劃當中的亮點之一。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五大發展理念對其他國家也同樣適用,可能不同的國家根據各自的情況側重點不一樣。現在世界經濟這么低迷,顯然需要我們在技術上、在制度上進行創新,誰能夠把創新工作做得好,誰可能最先走出危機帶出的不良的道路。綠色,中國不用說了。那邊巴黎在開氣候大會,開放、共享,這是未來非常重要的發展理念。總結一下,“十三五”中國可能一個最先的變化就是成為全球經濟治理,全球規則主動參與者和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者,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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