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為中國內地男演員、嫣然天使基金聯合創始人李亞鵬（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顧國愛 攝）

　　新浪財經訊 由中國友誼促進會、《財經》雜志、集善嘉年華共同主辦的“2015中國公益論壇”于11月17日在北京舉行。主題為“變革與持續”。中國內地男演員、嫣然天使基金聯合創始人李亞鵬出席并演講。

　　李亞鵬表示，慈善除了企業家的參與之外，更需要一個社會基礎，政府需要有相應的給予社會企業的制度。在英國，有專門為企業慈善融資的金融機構，有給免稅政策等等一系列很好的政策。但在中國，今天在我們的公益機構當中，還在為一點點的進步歡呼雀躍。

　　李亞鵬表示，和中國的發展就像經濟一樣，中國的公益也有它自身的特質。“我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既不要低估公眾對慈善的熱情，但也不要高估公眾對慈善的參與度。”

　　以下為李亞鵬發言實錄：

　　李亞鵬：很高興，受到這次邀請來中國公益論壇做一個個人的分享。我原來是做一點準備的，但是被剛才臺上幾位嘉賓精彩和激烈的辯論，把我的思緒帶到了更遠的遠方。我盡量能夠帶給大家更多的分享和信息。

　　剛才出現了幾個關鍵詞，比如社會企業，袁總提到了現在都是在浮水，嫣然天使基金成立十年，不算很長的一個基金會，但是在中國公益發展的初級階段來講，我們也算是一個潛到至少十米程度的一個公益機構。在這兒，我就以這樣的身份，把我這十年當中的一些切身體驗和觀察、思考帶給大家。

　　嫣然成立在十年以前，那時候就我的人生閱歷而言，就我的財富積累而言，貌似都沒有一個到了要投身公益的階段，但是因為我女兒的降臨，因為一個唇腭裂的天使來到了這個世界上，她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從成立嫣然天使基金，已經為超過11000名的家庭做了全額的免費手術，有這樣的答卷，我們貌似也是有一定成績的。但是在這樣一個過程當中，我也依然有著很大的疑惑。

　　比如在過去十年中，我們從來沒有提過一分錢的管理費，因為我是一個公眾人物，行政人員的工資都是我個人支付的。我們做了兒童醫院，希望通過這個兒童醫院能夠產生自我造血的功能，同時在兒童醫療救助上有更好的發展，我們在基金會當中，也算是第一家擁有自己兒童醫院的機構，但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依然碰到了很大的困難。可持續發展，這樣一個閃耀著光輝的名詞，在我眼里，也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在兩年前的一次論壇上，王振耀院長也在，我們幾個做公益機構的人和企業家談到了社會創新，談到了可持續發展，談到了社會企業，等等，當時有一個倡導，說是不是可以關注一下社會企業。

　　我在這兒用一個個人理解的方式講一下，工業革命之后，人類建立了現代商業體系，讓人類迅猛發展了兩三百年，當事業迅猛發展的時候，也帶來了同樣的社會問題，貧富的兩極分化，社會矛盾等等。到了19世紀，我們的社會是一個能夠自我愈合的集體，當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出現了現代的慈善公益組織，比如洛克菲勒，我最熟知的是梅耶診所，它是全球最大的第一家民辦非盈利的醫院，到今天依然是。社會繼續發展過程當中，面臨著像我的困惑，公益機構出現了。可是在這一百年的發展當中，不僅僅是我一個人或一個機構面臨著如何可持續發展，如何讓捐贈人能夠持續的捐贈等等的問題。

　　另一方面，我想說企業家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當時我們在討論的時候，有一個企業家說，你們別討論社會企業。你們做公益，我們企業也在做公益，我們本身創造了就業機會，我們也拿出一些費用做公益項目，我們就是社會企業。你說什么叫社會企業？坦白講，我想通過后面的論述慢慢剖析這個觀點。企業的社會責任以及所產生的一些行為，絕不等同于一種新的企業模式——社會企業。

　　到了1993年或者96年，在英國出現了社會企業的登記制度，并且社會企業在英國得到了最大化的發展，基于這樣一個討論。在去年的春天，我們三個朋友就組了一個英國社會企業的考察團，去了倫敦，做了為期七天的考察。整個活動是由英國文化協會組織的，我講一點個人的觀感。

　　1934年成立，總部600人，在180個國家開展以藝術、英語、文化為方向的各種活動。當時參觀這個機構的時候，給我帶來的感受是震撼，這個震撼在于他們所做的事情的角度或高度，他們在全球180個國家從事這樣的工作，我們中國到了一個躋身于世界大國的地位，行動上也許達不到，但是在思考上能達到。英國是一個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當他們在政治上不能最大化的統治這個地球的時候，他們留下了文化、藝術和英語。從公益的角度來講，他們用這樣的三個方式，在推動和幫助著這些地區。

　　比如深圳有一個殘友集團，拿到了英國所頒的全球性社會企業的獎項，坦率講，我們對自己的制度更加了解，他們做的非常出色，但跟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企業，還是有相當的差距，它更近似于原有的社會福利企業。

　　袁岳說道，他并不樂觀，我坦率講，樂觀不樂觀是每個人情緒化的表達，我只想說客觀的存在，現在的新慈善法是被期待了很多年之后才開始出現的一個草案，一個事情真的飛速發展的話，十年修訂一個方案不可能跟得上這樣一個事業發展速度。

　　社會企業在1990年代出現在了英國，在英國有專門的登記機構，我們今天的公益機構是在民政部門登記，企業是在工商部門登記，在英國，除了這兩種類型之外，社會企業是在社會企業的專門登記機構登記的。英國內閣辦公室受首相直接領導，六個成員全都是80后。20多年的發展，社會企業在英國占到了GDP的比重，政府的數字是3.5%，社會企業聯盟的數字是7%；就業人口分別是8和16。這樣一個數字跟我們剛才提到的僅僅捐贈角度是不可比擬的，我們今天中國的捐贈是1000億，占GDP0.1%都不到，在美國，1000億美金，能夠占到它的GDP1%，我們的捐贈是它的幾十分之一。如果跟英國的社會企業的GDP比，相差又很大。到底什么是社會企業？每個國家的基礎跟背景不同，理解也是不同的。

　　我做一個自己的解答，首先，它是一個企業。第二，這個企業不以盈利為單一的目的，在實現了這個企業的商業價值的同時，就已經實現了它的社會價值。這樣的一種企業，我們才稱之為社會企業。

　　中國的稅負成本是全球排前三的，當一個企業創造了社會價值和創造了商業利潤的時候，光稅收環節就把你的利潤最大化的消耗，到了政府手里，政府再通過公共撥款、公共事務的建設等等環節的損耗是相當之大的，就是因為這個，才會出現了專業的公益機構，這是社會自我成長的一個必然之路。企業說我們有捐贈，也做了公益項目，我不客氣地講，企業家對于公益來講，依然可能是一個門外漢，因為這是完全兩個不同的行業，即使亦非主持的過程當中，在他們的對話當中，也出現了若干詞，其實這種誤解是不應該存在的。因為今天坐在這兒的我們至少是關注著公益的人，在我們的理念里還有逃稅，這是一種媒體的說法，在中國是完全不存在的一件事情。在中國捐的錢是要額外上稅的，何來逃稅一說。這樣的一些基本概念，在大家都不了解的情況下，設想一下，一個企業拿出資金要做公益項目，幫助什么什么，那種做法是不可能專業的，因為你沒有一個專業的團隊，你讓公關部經理帶幾個員工就做一個愛心項目了，它不是一個專業的做法。

　　我舉一個例子，《大問題》雜志，1991年，兩位紳士中的一位說：街頭流浪漢不擁有生產資料，只能乞討。另一位說：不，他們擁有倫敦的街頭和時間。于是創辦了《大問題》分發給流浪漢在街頭售賣。

　　我解釋一下這個案例。在倫敦街頭的這些流浪漢占有了倫敦的街頭和時間，他設計這個項目一開始，就是為了直接解決流浪漢這個社會問題，而設置了一個商業模式，不是賺了錢之后，再去拿這個錢通過若干環節做公益，解決社會問題，這是兩者本質上的一個不同。這個雜志在全球十幾個國家得到了復制，這是它雜志的封面，都是全球最知名的綜藝界和演藝界的人物，它的影響力已經做到了這樣的一種狀況，當時我們去的幾個人很興奮。我們說，我們的街頭貌似也有同樣的人群，我們能不能把這個《大問題》雜志引到中國，做這樣的事情。當我們熱烈的討論之后，其中一個人的朋友說了句話，當時我們就崩潰了，說中國的城管你搞得定嗎？我們允許街頭隨便賣報紙嗎？這就是我說了，好的商業模式未必適合，它真的跟我們所處的制度環境確實有很大的差距。  

　　它不僅給這些流浪漢收入，還給了他們尊嚴，他融合和去掉了一些社會上的心理對立和社會矛盾，同時也給英國街頭的公眾帶來了新聞內容的服務，這樣項目的設立，社會價值和商業價值同時呈現，這樣的企業叫做社會企業。當然，在中國有沒有類似的項目，我想也有，但社會企業的存在，除了作為一個企業家在設置之初，就要從這兩方面考慮之外，更需要一個社會的基礎，我們的政府需要有相應的給予社會企業的制度。在英國，有專門為它融資的金融機構，有給它的免稅政策，等等一系列很好的政策。這些政策，今天在我們的公益機構當中，還在為一點點的進步歡呼雀躍。在過去的兩年中，我也聽到身邊的一些朋友說要做社會企業，我問做什么？他們說要做公益商店，我大部分時間是給這些年輕人鼓勵，但是兩年過去了，還沒有落地一家，我想他們在往前推動的過程當中，都遇到了這樣那樣的困難。

　　這個例子就不說了。一句話，這個項目的設計是把巧克力原料的提供者，把農民的利益和巧克力的利潤是掛鉤的，今年賣得好，他們都有好處。今年不好的話，他們是可以得到這些農民的諒解，因為今年市場不好，我們是一體的，所以，他們得到了很好的發展。

　　我覺得現在中國的公益跟全球公益的發展，還是有巨大巨大的距離的。如果都承認我們處在一個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我們的公益發展是一個萌芽階段，很多人不愿意正面理解。在兩年以前，突然間說我們嫣然有問題，說李亞鵬有問題，說我們有幾千萬巨款不知去向，我們在第一時間就把審計報告的截屏放到網上，我們說這筆錢去建了兒童醫院，怎么可能是不翼而飛。三天之內，包括央媒，有一千多家媒體重復報道了這樣的新聞。當我要出國考察，有媒體說李亞鵬潛逃了，被人發現在國際機場坐國際航班。我不是做任何個人的抱怨，我只是想說，我們的現狀是怎樣的，我們必須了解我們的現狀，才能讓制定政策的人負責從政策層面去制定，發表言論和評論的人，應該怎么樣引導公眾的評論。我們中國的發展就像經濟一樣，中國的公益也有它自身的特質。我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既不要低估公眾對慈善的熱情，但也不要高估公眾對慈善的參與度。我這么說不代表悲觀，我依然會考察，依然會去思考，在這樣一些思想的糾纏之下，我們依然要制定自己未來發展的方向。

　　嫣然在過去經歷了慈善晚宴的募款之后，未來十年嫣然的發展，一句話，就是我胸前戴的這個標志，即使在今天有互聯網，很便利的募款的方式下，我們最終選擇了未來十年的發展方向，我們要在現實生活中去發展固定捐贈人和志工系統。為什么選擇了這樣一個很老套的辦法？怎么又回到了互聯網之前的一個發展模式呢？我有我的評估跟判斷，互聯網給我們帶來了便利，讓很多人可以在一瞬間感動，但如果我們的公益發展全是這樣的，對我們社會公益的意識和理念的建立，包括每個公民對公益深度的參與，是不利的。在未來的十年，我們希望能有十萬個固定捐贈人。這個背后不僅僅是捐贈人帶來的數字的問題，在實現這個十萬捐贈人的背后，會有更多的經驗、思考。

　　我也做了一個書院中國文化發展基金會，我個人非常喜歡中國的傳統文化。嫣然是為我女兒做的，書院中國文化是為我自己做的。我有一個五分鐘的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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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內容就不解釋了，這個小院在北京的昌平，剛剛成立一周年，有機會希望大家可以去參觀。原本我們基金會只是在每個周末資助由老師免費去上課，現在是每天的白天，已經變成了村里老人們的一個客廳，我們小院只有一百多平米，但環境儉樸而雅致，這種雅致在鄉村里得到了迅速的復制，有村民開始來買我們的茶杯，每天小孩放學四點鐘，大部分孩子都會上這兒做作業，而不是回家。剛剛出現了一個打太極的黃老師，她是我們的志愿者，她是住在這個村子里的，每個周末上這個課堂上課的村民，已經延伸到了周邊的幾個村莊，周末基本上這個課堂是滿的。我們說復制3000家，當時開會的時候，我說能不能去個零，我們基金會的同事說：為什么我們不可以，現在只有這一家，在打一個樣板。現在有身邊的朋友說，我想回到自己的村里捐建這樣的鄉村書院，也有企業，政府，現在開始跟我們聯絡，包括云南、山西等等，縣一級的企業家也好，從村子里走出來的人也好，包括我自己，我的祖籍是河南平頂山鄴縣，我父親埋葬在那邊，為了每年清明有個落腳之地，我在那邊建了幾間大瓦房，我也希望用它做一個鄉村書院。這樣的設計，可能跟國際交流沒有太多的關系，跟政府政策也沒有太大的關聯。已經有人舉牌子了，我就不說了。

　　李亦菲：大家看到了李亞鵬的短片，我非常感動，我可以當你書院的志愿者，教教太極。亞鵬在走下臺之前，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從演藝事業走向公益事業，看得出你非常專注，也很專業，專心，十年的歷程里你最大的體會和感悟是什么？最難的是什么？是學習還是堅持？

　　李亞鵬：我經常最疑惑的就是困難沒有描述的價值。我經常感慨，我從哪里來的這么大的責任感？對我女兒的責任感，我覺得是應該的，當爹的，人之常情。我也有商業公司，甚至在我商業公司最困難的時候，從來沒有間斷過給這兩個公益機構的支持。我所謂的這種責任，就是中國文化在中國人身上的一種傳承，這種傳承在每個人身上都是有的，只是在我這兒，可能因為某一個點被提前誘發了，讓我在履行著一些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責任而已。

　　李亦菲：非常好，我們希望你一直堅持下去。非常感謝李亞鵬先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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