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新

　　厲老師對我最大的影響是他研究領域的廣泛。記得在北大[微博]學習七年間，厲老師出版了很多專著，涉及教育經濟學、消費經濟學、經濟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體制改革、制度經濟學。我因此以為經濟學家就應當是興趣廣泛，殊不知事實相反，大部分經濟學家都很狹窄。這種早期熏陶幫助我形成了興趣廣泛的研究風格。記得到芝加哥大學后，趙耀輝師姐對我有點擔心，因為她上過由美國經濟學家教授一年課的福特班，但我沒有。她覺得我基礎“不好”。沒想后來我學下來相當順利。我事后的總結是，厲老師、陳良餛老師、秦宛順老師、靳云匯老師、朱善利老師、孫來祥老師，還有直接帶我碩士論文的林毅夫老師，都給了我非同尋常的訓練。在80年代中期，中國有幾個地方能讓我們直接接觸希克斯、弗里德曼、盧卡斯、貝克爾、加爾布雷思等大家的學說？有了厲老師等人的指導才使我逐步步入這個領域。

　　最讓我驕傲的一件事，是在1986年厲老師領銜的“國民經濟運行”研究生入學考試中考第一。20世紀80年代中，要上某導師的研究生，必須考這位導師出題的研究生入學考試。我在北大本科畢業后，下了很大決心才決定考厲老師的方向。1986年有一天，班主任王家卓老師在28樓走廊告訴我，“徐立新，祝賀你考上厲老師方向，并且是第一。”當時我十分興奮。在情緒低落的時候，我會常常自我安慰和激勵：“一個能在厲老師研究生入學考試考第一的人，應當不會差吧？”有一件事到現在還沒有當面感謝厲老師。研究生階段，可能是太窮，沒錢請女朋友吃飯，我很想賺點錢。以為翻譯能賺錢，我當時決定要翻譯一本經濟學專著，即格頓·溫斯頓的《經濟活動的時間分析》(英文版)。希望厲老師能為中譯本寫序，于是厚著臉皮到厲老師家里找厲老師。厲老師指著書的英文封皮問，書的標題怎么翻譯？“經濟活動的時間分析”，我答道。厲老師笑了，一周后，親筆給我寫了10頁左右的序。為了保證我翻譯質量過關，厲老師讓我找平新喬老師，讓他承擔一部分翻譯工作，兩人互校。不久，厲老師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大課時在課上提起，我的學生徐立新正在翻譯一本時間經濟學的書。我當天正好沒去，特別遺憾，好不容易厲老師提到我，我還不在場。厲老師為我寫序的時候，正是厲老師最忙的時候，這種不體諒實在不應該。不過，這也證實楊勛老師的話：“厲老師是很愛學生的。”真正的教育家，從來把教育學生放在第一位。厲老師為我們做了榜樣。

　　有趣的是，翻譯這本書時，第一次碰到了Sherwin Rosen這個名字。對我來說，這個名字是第一次接觸，我翻譯舍溫·羅森。不想這位經濟學家后來竟是我在芝加哥大學的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主席。遺憾的是，由于我和平新喬老師相繼出國，同出版社失去聯系。這部書稿沒有正式出版。

　　我研究的一個領域是新制度經濟學。據制度經濟學大師羅納德·科斯分析，制度安排傾向于減少交易成本。新制度經濟學另一位大師道格拉斯·諾斯則強調制度變遷傾向于“路徑依賴”。迄今為止，我知道的最好例子是厲老師在北大光華[微博]管理學院講課時所講的：“為什么英國的汽車走左邊？因為英國在沒有汽車前，馬車一直走左道。為什么馬車要走左道？因為當時很多馬車夫配劍。劍配別在左腰。拔劍的時候，馬如果在路左邊，就不會誤傷行人。如果在右邊，要是正好有馬車經過，一來拔劍不方便，而且就可能有誤傷。”這個例子完美地講述了新制度經濟學最重要的兩個原理。第一，制度安排傾向于降低成本(這樣，既縮短拔劍時間，又可減少誤傷行人的成本)。第二，制度安排傾向于“路徑依賴”。或者說，現在的制度取決子以前的制度安排，有很強的傳承性。英國人用馬車時，靠左走，后來用汽車了，不必拔劍了，但由于“路徑依賴”，仍靠左走。上過厲老師課的人都知道，厲老師是經濟學家中最善于講故事的，如攪拌機假設、騎自行車原理等等。

　　今年7月份剛從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回來，參加慶祝科斯100歲生日以關于生產的工業結構為主題的會議。會上科斯雖然靠輪椅活動，但依然風趣犀利，做了半個小時的演說。親眼看見科斯風貌，開會期間想著這篇要寫的文章，深深感到厲老師和科斯有很多神似：健康、清瘦、大膽反潮流、興趣執著、熱愛經濟學、熱愛學生、寫作高手、夫妻伉儷情深(科斯太太今年也97了，這次在會議上看到，她兩個眼睛依然明亮有神)。我殷切盼望參加厲老師百歲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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