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一弛

　　我1983年初秋進入北大[微博]經濟系讀本科。進入大學校園沒有幾天，就聽高年級的同學們說起系里有一位厲老師，并經常引用厲老師的話跟別人討論經濟學問題和當時經濟改革的政策問題，還經常聽到他們說起自己的目標是畢業時考厲老師的研究生。當時我就想，什么時候我能見到這位厲老師、能聽到厲老師的課就好了。由于我們一年級的課程大多是英語、黨史和哲學等公共課和系里開設的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政治經濟學(帝國主義部分)和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等基礎理論課，雖然來到北大一年多了也沒有見到過傳說中的厲老師。終于，在 1984年12月的一個傍晚，老師在辦公樓禮堂作公開講座，機會終于來了。可是沒有想到，生平第一次見到老師就被嚇了一跳。而且準確地說，這一次并沒有真正意義上見到老師，而只是看見了老師的一個背影，一個會讓我牢記一生的背影。

　　那天晚飯以后，我和幾個同學一起向位于學校西門附近的辦公樓禮堂走去。老師的講座7點鐘開始，我們是按照提前10分鐘到達出發的。辦公樓禮堂分樓上樓下，總共有近千個座位。我們當時想禮堂這么大，我們出發這么早，一定能找到前排比較好的座位。可是，我們顯然是錯誤地估計了形勢。當我們一行人來到會場時，一下子被驚呆了——聽講座的人排隊已經排到了二樓禮堂的門口外面，從前面的人頭縫隙望過去，里面的每個座位上都坐上了人，鄰近窗戶的通道上大家或站或坐已經擠滿了人，連坐席區間隔的通道上也擠滿了聽眾。我們剛才來的路上有說有笑的，現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下子都愣住了。顯然，進去是不可能了，更不要說幾個人一起在前排入座了。這時，由于禮堂觀眾席已經水泄不通了，已經開始有觀眾從后臺上了主席臺上找地方。這一頗具創新意義的舉動啟發了我們這些擠不進去只能在禮堂門外仰望別人后腦勺的聽眾。于是，我們幾個同學開始各自為戰，向后臺入口涌去。當我隨著人流趕到后臺時，發現后臺的地板上已經擠滿了人。我費了很大的力氣才在人縫中擠出一個可以下腳的地方，然后席地向下坐去，依靠身體的重力、依靠要堅決聽到老師講座的毅力，當然還要依靠我自己與鄰近同學的人體的彈性，才終于擁有了一個自己的一席之地。就這樣，第一次見到老師竟然是與老師“同臺”。

　　那天老師的講座是關于如何用股份制思想來解決當時中國經濟改革中的難題之一國有企業改革問題的。26年過去了，當年聽老師講座的筆記已經找不到了。但是，就是到今天，我依然記得老師那天講的不少內容。老師那天圍繞著股份制思想在國有企業改革中的作用講了10個方面的問題，其中有很多片斷現在依然清晰。比如，老師那天非常清楚地闡明了國有企業實行股份制的意義，其中包括匯聚社會資金，用于國有企業的發展，實現社會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利用股票市場的價格信息來反映企業經營管理的質量和水平，從而為國有企業的發展提供壓力和激勵的問題；利用股份制的融資機制為國有企業利用外資創造條件和渠道；利用股份制來改善國有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的選拔和任命的質量，也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公司治理機制的問題等等。特別是，那天老師強調說在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即使沒有社會資金進入企業，也沒有外資進入企業，企業的股份100%還仍然是國有的，那也要比原來的情況好，因為股份化了國有企業的管理要通過公司的董事會，并由董事會來任命和監督公司的高層管理層，這樣就能解決沒有人對國有企業負責的問題，達到的效果會比國有企業在行政化的環境中通過政府任命國有企業的領導的效果要好很多。今天來看，老師的這些經濟思想都已經變成現實。而早在26年以前，當時國家和學術界關于中國經濟改革思路還不明確，老師的這些深邃的經濟思想對所有的觀眾都是一個震撼。也許正是這個原因，老師在2009年獲得了第二屆中國經濟學理論創新獎。

　　那次講座，老師一口氣講了兩個多小時。事后跟隨老師多年才發現和總結出來的老師講課的特點其實在那次講座中體現得就非常充分：開門見山，沒有一句多余的話；主題引入，直接面對人們的困惑與知識盲區；觀點鮮明，沒有任何模棱兩可和這樣也行那樣也好的“兩頭堵”；問題明確，全部的內容都圍繞著一個中心；邏輯縝密，問題分析和闡述絲絲入扣。雖然老師那天晚上的演講沒有今天大家所熟知的“講故事”，但是在很多時候聽眾還是因為老師分析的深度和視角的獨特而鼓掌多次。

　　這次講座已經過去這么多年了，我自己也當了很多年的老師，我花了很長時間才搞明白一個好的老師就應該像老師那樣，講自己的話，這樣才能不用講稿，才能讓自己的授課充滿魅力，才能真正地影響學生。

　　也就是在這次講座之后，我萌發了要跟隨老師讀研[微博]究生的念頭。 1987年春天，研究生考試成績揭曉了。因為全國各地很多優秀的考生報考了老師的研究生，我的排名靠后。老師說，你到五道口中國人民銀行[微博]總行金融研究所去讀研究生吧，畢業后可以去金融機構工作，也很好。我說我不去，我已經根據錄取政策申請了保留學籍，2年后再回來跟隨老師讀書。當我在浙江大學[微博]工作兩年后，準備回來跟著老師讀研究生時，老師的學術主張和政策建議正經受著批評。一些好心人勸我說厲老師正在受批判，不要回來了。我想都沒有想，義無反顧地回到了老師的身邊。雖然那兩年老師很少被邀請作講座，雖然那兩年老師的課堂里依然坐著熱情的學生；雖然那兩年老師講得更多的是環境經濟學、教育經濟學與社會協調發展等內容，但是我依然從老師的課堂上，從和老師的談話中體會著老師思想的深邃、博大、睿智；體會著老師心底那份關注民生的人文情懷；體會著1984年那次講座留給我的美好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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