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鴻君

　　1989年我考入北京大學[微博]經濟學院攻讀碩士學位，受業于厲以寧、曹鳳岐[微博]、陳良焜、秦宛順和靳云匯五位老師組成的導師組。研究生畢業后留校任教，后來又師從厲以寧老師在職攻讀并獲得博士學位。在北大[微博]光華[微博]管理學院，先后擔任講師、副教授、教授。教學科研之余，也擔任了一些行政黨務工作。自那以后的20多年來，我上老師的課，聽老師的報告，在老師指導下從事研究，陪老師和師母赴外地調研，陪老師參加其他活動等等，耳濡目染，潤物無聲。20多年來，無論年齡如何增長，學位、職稱和職務如何變化，我的成長始終沒有離開老師和師母的培養教誨。而且，在心底的兩個沉淀愈來愈厚實：

　　一是此生能夠作為老師的學生，自豪感和幸運感與日俱增。說自豪，是因為我這樣一個農家子弟，此生能夠受業于、受教于博大精深的經濟思想家，自是無尚光榮，也引得多少同齡人羨慕不已。說幸運，是因為不能想象離開老師和師母的批評指教來談自己20多年來的成長。換言之，沒有老師和師母多年的言傳身教，沒有老師和師母的嚴厲批評和耐心指導，就不會有我今天的些許成績。

　　二是至今揮之不去的對老師和師母的敬重和畏懼。每次請示學業、匯報工作，乃至打個電話問候，都小心翼翼，都要提前打好腹稿，生怕措辭不當。記得年逾五旬的著名學者朱善利學兄有一次也說過同樣的感受。

　　基于上述兩點，20多年來，我始終謹小慎微，勤奮努力，踏實工作，生怕惹老師生氣。但我見證的老師的三次發火，都是對我極好的指教，給我留下極深的記憶。

　　在讀碩士研究生時，受教了老師的第一次發火。記得好像是1991年元旦前夕的一個晚上，我們幾個同學相約去老師家里拜望老師和師母，感覺得到，每位同學都因為敬仰和敬畏而忐忑不安。一位同學為表達對老師的崇敬，談到給校外學生上課時出過一道考題：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做出重要貢獻的經濟學家是誰？備選答案里有老師和其他幾位著名學者的名字，要求學生選擇其中之一。

　　記得老師當時很生氣，告誡我們：“你們不能這樣做，很不好，很不客觀！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理論和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發展是千千萬萬學者和實際工作者共同努力的成果，我只是其中一員。要知道，學者有貢獻，官員也有貢獻，企業管理者乃至農民都有貢獻，土地承包制不就是農民的貢獻嗎？包括你們這些研究生也在做著自己的貢獻。一本著作、一篇文章、一個演講、一個發言，甚至講一堂課，只要有新意，都是貢獻。怎么能說只有我做出了重要貢獻呢？備選答案里的其他經濟學家也都做出了重要貢獻，我很尊重他們，盡管我們的學術觀點不盡相同，但都在從不同方面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發展努力探索著”。

　　這次談話給我極深的印象！雖然那是近20年以前的事了，但情景歷歷在目。我不能保證精確記錄了老師的每一句話，但主要意思乃至主要語句都不會錯，因為那時我就回味了好久，至今有時還會細細品味，并以此教育我的學生。

　　他實事求是，文章、著作和工作都體現出努力聯系實際的學風。讀他的文章和著作，有一種用經濟學理論的利刃將中國現實經濟問題層層剝開的感受。

　　他不唯上，無論處境多么艱難，他可以不說，但從不亂說，更不曲意奉承。他常常直言犯上，維護他認為正確的觀點和學術思想。關于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爭論，關于產權改革和價格改革的爭論，關于通貨膨脹與失業問題的爭論，關于工業化問題的爭論，等等，他都腳踩實地的闡述自己的觀點。

　　他不攬功諉過，在他講演中都曾點名引用過其他學者甚至年輕學者的思想觀點，我親耳聽到過多次。北京大學干部師生都知道他是光華管理學院[微博]的創始人，沒有他的貢獻，就不可能有光華管理學院的今天。但他多次說這是大家的功勞，會上這么說，會下也這么說。

　　老師的第二次發火大約在1998年左右。那時，我們正在他的領導下進行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中國社會發展不平衡及其對現代化進程的影響和對策》的研究。一次，我去給老師送勞務費，勞務費不多，大約五百七十多塊錢。我給了老師六百塊錢，轉身就準備走。結果被老師叫住要給我找錢，結果一時又找不到零錢。我說算了，不就二三十塊錢嗎？算在課題組名下好了，找張發票平賬即可。

　　這下，老師生氣了。非常嚴厲地對我說：“我的錢和課題組的錢是兩回事，我沒有占便宜的習慣，賬目管理要清楚”。隨后，師母找到了零錢，遞給我說：“拿上吧，我們從來都是這樣”。

　　我當時很不理解，原以為區區二三十塊錢的找頭，何須那么認真？但看到老師很生氣，我也沒有辦法，只好接了過來。

　　這件事情至今時時縈繞心頭。往小了說，這是一個學者的習慣，往大了說，也可以提升到一個人如何對待公私財物，這就是品質問題了。后來，我越想越慚愧，因為在老師和師母面前，我感覺到了自己馬馬虎虎的渺小，或者說，處理類似問題不規范。一旦習以為常，長期下去，很可能釀成大錯，多少人犯錯誤、摔跟頭無不從此開始。想明白了，我就必須按照老師的要求去做，身體力行，持之以恒，逐步培養自己“不占便宜”的良好習慣。

　　在以后的工作中，無論在北大黨委組織部做常務副部長，到包頭掛職市委副書記，還是到石河子大學擔任副校長，我都始終謹記老師“公私分明”的教誨，這樣的習慣一直堅持到現在。

　　老師的第三次發火是在1999年夏天。利用暑假我陪同老師和師母到內蒙古調研。那段時間，我的工作不是很順利，有諸多不協調，因此情緒不高，甚至有點心灰意懶。一天早上，在錫林郭勒盟賓館，老師把他1988年在湖南君山寫的一首七絕詩抄錄給我，題名為“品茶有感”：

　　茶中極品有銀針，

　　三次升浮三次沉，

　　世上誰人無挫折，

　　任憑起落自寬心。

　　君山銀針，以沸水沖泡，三起三落。但我畢竟閱歷不足，無法體會老師的良苦用心。其實，老師和師母一生飽經坎坷，備受挫折，都挺了過來。常言道，詩能勵志，這首詩大概也是老師多年自勵的寫照。他用毛筆抄錄送我，現在想來很簡單，本是希望我擴展心胸，著眼長遠，反省自己，振作起來，勇敢面對遇到的困難�？上�我當時沒有細細品味，因此沒有悟解其中的真諦。

　　兩天后，在從包頭市到鄂爾多斯市的路上，我一路發了不少牢騷。這下，老師火了：“看來你缺乏大局觀念和協調能力，不夠寬容大度，過于計較�！笨吹嚼蠋煱l了這么大的脾氣，我不敢吱聲了。

　　一陣難熬的沉默后，老師又平和中肯地對我講了一段話，今天看來，這是我后來走上領導崗位最受用的教誨：“做領導，最重要的是協調和寬容，和大家一起工作，首先要看到別人的優點，寬容別人的缺點，這樣才能搞好團結，才能當領導，沒有團結，什么事情也別想辦好。把光華管理學院建設成世界一流商學院，是全體師生的共同愿望，也是北大的期盼，這是大局，為了這個大局，還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哪個人一輩子能夠不受委屈甚至挫折呢？你這點委屈算什么？擔當大任，需要胸懷”。接著，老師和師母結合他們自己在年輕時受到的不公對我諄諄教誨，其情其景，至今難以忘懷。我當時很沉悶，但想到惹老師生了這么大的氣，又很是自責和慚愧。

　　在以后的一年多時間里，我思考了很多，對什么是大局，如何搞好團結，特別是做領導需要培養寬廣的胸懷和忍辱負重的品德等諸多方面，都得到了認識上的升華。對自己存在的很多缺點和錯誤，也進行了認真的反思。時至今日，我仍然在不斷檢討并時時警醒自己。在后來的工作中，我都特別注意從上述多方面提升自己，并努力踐行。

　　老師所說的“大家都有貢獻”，其實是一種正確的集體觀。這句話教會我如何對待他人以及他人的貢獻。在一起工作，每個人都從不同方面發揮著作用，成績是大家貢獻的累加。這似乎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但在具體情況下，人往往容易夸大自己，甚至貶低別人，日積月累，就會自我膨脹，最后破壞團隊的和諧，對工作的持續發展有害無益。將老師這句話放在更大的范圍考量，一個團隊、一個組織、一個民族乃至一個國家，也都應該正確對待自己的貢獻，尊重其他團隊、組織、民族和國家的貢獻，這是一種大國胸懷，一種世界胸懷。

　　老師所說的“我沒有占便宜的習慣”，其實是一種嚴肅的利益觀。一個人需要“慎獨”，要有嚴格的自律意識。老師和師母這么多年就是這樣做的，習慣成自然。我在想，一種好的品行和習慣總是一個人成就事業的助推器，是獲得他人尊重的必要前提。我相信，嚴格自律會使我在今后事業發展中能夠將自己的才智充分貢獻出來而不受利益干擾。千里之堤毀于蟻穴，老師的那次發火是給我的最好警示。

　　老師所說的“擔當大任，需要胸懷”，既是一種境界，也是對我的殷切期望。沒有寬闊的胸懷，就不能廣泛聽取不同意見，特別是與自己相左的意見，就不可避免導致決策失誤。沒有寬闊的胸懷，就不能廣泛團結同志，特別是反對過自己的同志，就不可能形成合力，因此難以干成大事。

　　20多年來，我從不諳世事的青年成長為一個教授、博導，知識和能力有了增長。雖說彈指一揮，但變化很大。這中間，凝聚了老師和師母多少心血，單純用“感謝”兩個字，是遠遠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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