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湘平

　　2005年9月，時值初秋。鄂東大別山區，山巒起伏、層林盡染，溪水清澈，田園靜謐。我跟隨厲以寧、何玉春老師，此時正踏行在這片山色秀美的紅色土地上。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它濃縮著中華民族歷史的風雨滄桑，珍藏著中國近代革命血雨腥風的戰斗征程，也孕育著魂牽夢縈的人文風情。偉大的革命斗土聞一多先生，就誕生在以河為名的地方——浠水縣。時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的厲老師，有著民盟前輩人物所共有形成的民盟精神和老一輩知識分子的崢崢風骨。他專門來到了位于大別山南麓的聞一多先生故里。在聞一多先生昂首飄髯、執杖而立的全身銅像前，老師佇立良久，如若神交，并以他深切忠誠的愛國心懷和飽滿靈動的詩人情感，為聞一多故居博物館題寫了“一心為國化紅燭，多難興邦勉后人”的留言。化身紅燭勉后人，這固然是老師對聞一多先生的緬懷，何嘗不是老師對我輩后學，諄諄教誨，竭盡終生的不悔人生的真實寫照！

　　我是1978年恢復“高考”后從全國有名的老少邊窮地區——湖南省平江縣來到北大[微博]經濟系求學的。厲老師是抗戰時期遷居當時的湖南省會湘西沅陵縣。在這里，老師不僅在“雅禮中學”揮灑了他的如歌歲月，而且后來又與當年同窗何重義之妹何玉春結為伉儷。厲老師自然對他曾經生活過的這片土地，對我這個三湘學子有了一份特殊深厚的情感。那時“文革’’剛剛結束，北大百廢待興，學習課本都是油印的，而學生則是旱地里的禾苗，等待著春風化雨。當時厲老師在資料室搞翻譯工作已經面壁二十年。他要盡其所學、用其所愛、把這群“文革”中荒廢學業的青年學子培養成國家急需的有用之材。那時，老師為我們主講比較經濟史和西方經濟學。從古羅馬的興衰到當代西方經濟學各流派的形成與發展，從新古典綜合派凱恩斯主流經濟學講到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各種貨幣學派、理性預期學派，還從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理論體系講到加爾布雷斯的新制度學派。講授淺顯易懂而充滿哲理，課堂上精心講解，下課后耐心指導，不厭其煩，潤物無聲，正是老師這樣精心授業、誨人不倦的教學方法不口精神，讓我得以盡窺經濟學門徑，也使我堅定地把經濟學理論研究和實踐作為一生的追求。

　　一別數年，畢業后再次見到老師已是1988年了。那一年，厲老師應湖南省委、省政府邀請來湘講學并推行股份制。記得那時的厲老師已近六旬，但他為國為民的宏遠志愿，讓他再次煥發青春，帶領一群青年學子，為推行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奔走呼吁。我當時在湖南省人大常委會工作，做過秘書處長、研究室主任、法工委副主任。當湖南省委書記熊清泉和省長陳邦柱要厲老師推薦股份制改革的人才時，老師立即推薦我來做這項工作。從1992年上半年起我開始擔任湖南省體改委副主任、兼湖南省股份制改革領導小組副組長、湖南省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微博]主任，開始了我人生事業的新起點。

　　九十年代內，厲老師幾乎每1到2年都要來湖南一次，穿越湘資沅澧四水，踏訪洞庭漁米茶鄉，翻越雪峰山，造訪二酉洞(厲老師在沅陵縣多次探訪并留下深刻記憶的地方)，不辭勞苦，不畏艱辛地宣傳和推動股份制改革。他曾到過湖南省首批公開發行上市公司股票的“湘申意”、“湘火炬”等國有企業演講，也曾和“三一重工”、 “岳陽化工”等一批民營企業家促膝交談。有時一天連走兩個地市，作兩場報告。辛苦勞累程度真是難以言盡。我還清楚地記得陪厲老師從湘中婁底地區翻越雪峰山去湘西懷化講學的情景。行走在陡峭的山路上隨時都有翻車的危險，而且沿途就看到多輛翻下山溝的貨車。經過數小時爬行到達雪峰山腳下時，我們每個人的臉上都掛著不知汗水還是淚水！在山下農家，我們放肆地吃了一頓地道的湖南臘肉農家飯。這頓飯不因其芳香而特別，但它卻留下了一個學者在山鄉調查期間對兒時生活的回憶！春華秋實，如今的湖南省證券市場已然是一片生機勃勃的景象。到2009年，全省已擁有上市公司55家、證券公司3家、期貨公司4家。歷年來累計通過資本市場融資近干億元，投資者總數超過300萬戶。

　　如果說國有企業和股份制改革理論凝聚著老師在經濟學理論前沿的大智大慧，那么城鄉二元體制改革理論則深深體現了老師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大愛情懷。厲老師是湖南選出的七、八、九屆全國人大代表，還擔任過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每年他都要履行代表職責，到選區調查走訪，特別是到最困難最落后的老少邊窮地區調查，訪民情，問民意。他經常對我說，一個經濟學家不了解中國農村，就不可能了解中國國情，更無法奢談改革 我記得2002年5月，厲老師在湖北荊州市作完“加入WTO[微博]以后，中國經濟戰略的調整”的報告后，堅持要到當年他下放江陵縣灘橋鎮期間所住的農戶家去看一看。時隔近40年，老師對住戶一家一直還牽掛在懷，一定要去看看他們現在的生活狀況和變化。我們一行顛簸半日到了住戶家門口，但大門高鎖，住戶一家農忙下地去了。五月的江漢平原午后已是酷熱難耐，老師就坐在這家住戶門口耐心等待。這戶人家位于四面高、中門低的凹下之處，房子低矮潮濕，有些地方還發霉了，更加上后門口就是養豬所在，屋子怪味撲鼻，隨行的人都覺得無法立足，老師卻毫不計較。待住戶返回家后，就一直拉著他的手，家長里短、殷殷而談，問起田間農事，聊著收入分配。臨行之際，老師將早巳準備好的一疊錢饋送予住戶。老師是貴州畢節試驗區專家顧問組組長，近年為畢節發展出謀劃策，創立北大貧困地區發展研究院，親任院長，還用自己獲得的亞洲文化獎獎金捐建了希望小學，多次在畢節地區召開扶貧會，為畢節脫貧多方奔走，一片扶貧救苦之心讓當地官員百姓無不感動。1998年，我被選為第九屆全國人大代表，有幸跟隨老師在一個代表團里共商國是。親眼目睹老師履行神圣的代表職責，他既關注宏觀大局，但又始終不忘“三農”狀況，所提議案和建議、批評、意見許多內容都涉及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

　　老師經常和我說，他關于經濟改革的理論可以概括為三句話：其一，價格改革與所有制改革，所有制改革更重要；其二，通貨膨脹帶來的危害與失業帶來的危害相比，失業的危害更嚴重；其三，在穩定中求發展還是在發展中求穩定，在發展中求穩定更現實。這三句話我記了一輩子，也影響了我一生。

　　老師在湖北黃梅四祖寺時寫的“世間何必論衣缽，自古真經心底傳，得道不須分早晚，有容頓悟海天寬。”這讓我想到，人間有這么一種人，他在自己的道路上絕然奉獻出完全的自我，因為他深知他的愛和目標所在。只有這樣的人，才是我們這個民族的脊梁，也將是我們這個民族復興的希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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