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學家年度論壇暨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2015)頒獎典禮”于11月13日在深圳舉行。上圖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新浪財經訊 “中國經濟學家年度論壇暨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2015)頒獎典禮”于11月13日在深圳舉行。北京大學[微博]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出席并演講。

　　林毅夫認為，當前經濟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有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不能完全歸因于4萬億投資或體質機制等問題。

　　同時，林毅夫強調穩增長政策的必要性，但也要有主次之分。“短期會增加投資和消費，長期來說對經濟也會有增長的政策，要加大力度來做”，“有些結構性的措施，短期是抑制消費，也可能增加風險，就應該審時度勢，并不是說不應該改，但要做好準備再來改，而且要找比較好的時間點來改”。

　　對于消費和投資的爭論，林毅夫認為，消費的增長以收入增長為前提，如果收入不增長的話，那么消費是不可能長期增長的。“強調要刺激消費的人就講減稅非常好，但減稅并不提高生產率，對長期的消費增長并不能夠起真正的推動作用”。

　　而投資可以拉動經濟增長，但林毅夫也強調，并非是要投資“過剩產能部門”，而是對產業升級、高檔消費、基礎設施等供給不足的部門投資。“把投資等同于過剩產能，這其實是一個是似是而非的論述”，其表示。

　　林毅夫還為投資正名，“只要投資是有效的，就會創造就業，并且提高勞動生產率，收入增長之后，消費增長就大”，林毅夫表示，“其實投資跟消費是不矛盾”。

　　以下為演講實錄：

　　林毅夫：經濟學界的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想利用這個機會跟各位談談對當前宏觀經濟的一些個人思考，也是一些反思，也拋出一些問題來讓大家再思考。

　　從2010年第一季度開始，經濟增長率一個季度一個季度的下滑，到了今年第三季度只有6.9%，而且下滑的壓力還非常大，這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第一次持續這么長時間的經濟下滑，而且這個情形繼續下去的話，十八大提出的一個百年兩個翻一番的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能不能實現，就會打上一個大的疑問。

　　而且經濟增長速度如果這么持續下滑，國內、國外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對中國道路的信心都可能會打上一個問號。那么，怎么樣對這個問題進行理解，以便采取有效的措施我覺得是非常關鍵的，我們常講對癥下藥，才能藥到病除。

　　第一，想跟各位談一個看法，到底什么因素導致中國經濟從2010年第一季度開始到現在持續這么長時間的下滑？我所看到的有兩個非常盛行的觀點。第一個是因為2008年國際經濟危機出現了以后，我們踐行的4萬億投資措施，現在的問題都是那4萬億的后遺癥，這是一個看法；另一個看法是中國經濟體制機制、增長方式造成的問題，是中國內部造成的問題。

　　我想，首先4萬億肯定會有一些不周到的地方，肯定會有一些可以改進的地方。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肯定會有一些體制的問題、機制的問題、結構的問題、增長方式的問題，這些問題肯定都存在，我們不能忽視。但是從2010年以來的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不是這些，我個人抱著不完全同意的看法。

　　我們可以看看其他跟我們處于同一個發展階段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比如巴西，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7.5%，2010年增長速度只剩下4.0%，跟我們一樣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大。印度在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10.3%，到2014年是7.7%，跟我們一樣下滑。有兩個因素我們應該考慮，印度在2014年的時候改變了統計方法，因為統計方式的改變，它增加了2個百分點。要是統計方式不改變，那它實際上也不到6%，也是同樣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們大。

　　不僅是這些新興市場經濟體，我們還可以看一些高收入、高表現，但出口比重占得比較多的經濟體，比如說韓國在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6.5%，2014年的增長速度是3.3%，同樣下滑幅度比我們大。臺灣，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10.8%，2014年的增長速度是3.5%，也是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大。再看新加坡，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15.2%，2014年的增長速度是2.9%，也同樣下滑，下滑的幅度也比我們大。那總不能說是因為中國的體制機制問題造成經濟增長速度下滑，跟我們同樣發展其他新興經濟體都往下拉，而且拉的比我們還深。況且還有那些沒有體制機制問題的高收入經濟體也同樣出現了下滑。

　　我印象里面不管是這些新興市場經濟體，還是出口比較大的經濟體，有共同的經濟表現一定是共同的因素，一方面是外部性，一方面是周期性。外部性的原因，我們知道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發達國家，包括美國到今天還沒有真正完全的恢復，它的經濟增長慢了，它的消費增長就慢了，那么對它的出口就慢了。

　　我們改革開放以后，平均每年對外的出口增長率是6.8%，今年大家知道前三季度的增長是-1.8%，當然需求減少了，經濟增長會慢。2008年國際經濟危機爆發，不管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都采取了一些積極的財政政策支持，這些項目經過五六年都建成了，但是整個國際經濟還沒恢復，因此在這個情況之下，如果沒有新的反周期穩增長的措施，經濟增長就會掉下來。所以大家的經濟增長是都下滑的，只剩下消費，中國的消費還比較正常，所以中國過去幾年的增長還能夠維持比較高。我覺得用這種方式來理解應該是比較客觀的，也就是說我們確實是轉型中的國家，不能回避問題，我們有問題就要下決心去改，但是也不能把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都說成是自己的問題，這樣的話我們政策才會比較客觀、比較理性。這是第一點看法。

　　第二，現在經濟下行是事實，那我們有結構性的問題，當然要結構性改。我剛剛聽了臺上幾位嘉賓都說了，但問題是有外部性和周期性問題的時候，是不是也應該有一些緩周期的措施來穩定增長。我個人的看法，如果沒有必要的緩周期的措施，那在外部性跟周期性因素影響之下，經濟增長率還會掉得相當多，繼續往下滑，下滑壓力非常大。

　　那可能會出現什么問題我想大家清楚，一個是失業問題可能會爆發。因為我們知道在7%、9%經濟增長的時候，企業的增長很差的，那如果再往下掉的話，很多企業經營不下去，要關門了；第二是我們知道在目前的金融安排下，我們大部分企業是靠貸款，如果有不少的企業在同一個時間里面面臨關門倒閉的話，會不會出現系統性的金融安全的問題。如果這兩個問題出現的話，任何政府都要穩定社會，那很多措施都很難實行。

　　這種情況下，我們一方面要堅定結構性改革的認識，但是在面臨共同的外部性跟周期性因素的影響之下，必要的穩增長的措施還是需要的。這樣為結構性改革才能營造比較寬松的環境。而且結構性改革，也要很多改革短期跟長期都能增加需求，這樣的結構性改革當然可以提前來做，比如對企業的減稅，比如從一胎變成兩胎的政策，這樣短期都會增加投資和消費，長期來說對經濟也會有增長，這個要確實加大力度來做。但是有些結構性的措施，短期是抑制消費，也可能增加風險，那我想那種結構性改革措施就應該審時度勢，并不是說不應該改，但要做好準備再來改，而且要找比較好的時間點來改。這是我的第二點看法，供大家參考。

　　第三，如果說同意我前面的分析，我們現在經濟下滑當中有相當多的是外部性跟周期性，那么既然是外部性跟周期性，政府就應該做好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政府發揮好自己的作用。而政府發揮好自己的作用，當中一個就是穩定宏觀經濟，穩定經濟增長，那么當然就必須有緩周期的措施，利用措施來啟動投資和消費。

　　那么在投資跟消費當中到底應該把著力點放在哪里呢，現在國內以及國際上有很多人講說應該主要啟動消費、不應該啟動投資，來刺激消費、不應該刺激投資，那我個人認為消費當然很重要，消費是我們經濟增長的目標，但是消費增長是以收入增長為前提的，如果收入不增長的話，那么消費是不可能長期增長的。因為強調要刺激消費的人就講減稅非常好，減什么稅等等。但我們知道減稅并不提高生產率，減稅只是一次性的收入所得，可能對一次性的消費會有幫助作用，但對長期的消費增長并不能夠起真正的推動作用。在這種情況之下，我認為不能只依賴減稅來支撐消費，因為這是不可能長期增長的。這是我的第一個看法，因為減稅不能夠長期增加收入，不能夠長期增加需求。

　　第二個看法，我們目前過剩部門的產能主要在什么地方，目前過剩產能最厲害的部門恰恰是像鋼筋、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這些部門。在這種情況之下即使消費增長我們認為是好的，用減稅來給它支撐一下也不過，但是這種消費的增長并不能解決我們現在過剩產能部門的過剩產能問題，為什么呢？因為你不能直接消費鋼筋，不能直接吃鋼筋、不能直接吃水泥、不能直接吃電解鋁，而那部分是必須靠投資才能夠創造對它的有效需求。這是我第三點的看法。

　　第四，如果從我當前的分析，大家會覺得我支持投資，認為在穩增長當中投資不能夠忽略，但是在國內國外大家有一種看法，一講投資就把它等同于過剩產能。如果你投資，那你就會過剩產能很多，這是在國內跟國外大家支持的觀點。

　　這個看法可能也不見得對，如果說你把這些穩增長的投資政策是用來增加對過剩產能部門的投資，像鋼筋、水泥的投資、電解鋁的投資，如果投資更大，那過剩產能就會就會更多。或者用來補貼鋼筋、水泥、電解鋁，他們效益差了，本來應該倒閉，那你用一些稅收的部分來補貼它，那你就讓這些企業過剩產能維持時間更長，如果是這樣做那觀點是對的。

　　但問題是我們現在可以進行有效投資的部門還非常多，剛才我們幾位參加討論的經濟學家都談了，比如說我們現在產品都在中低端，那可以往中高端去升級，那我們就不談出口，我們就談進口吧。我們2014年進口1.3萬億美元的制造業產品，在國內是短缺我們才進口的。如果我們往那些產業去投資的話，就不會有過剩產能。而且我們也知道我們現在每年到國外去觀光旅行消費是1300億美元，那些都是高檔消費品，如果我們國內去投資到那方面的生產，怎么會增加過剩產能呢。另外，基礎設施也還有缺口，城市里面的管網是嚴重不足的，那投資這些的話你產能怎么會過剩。更何況這方面的投資，不管是在產業升級的投資，或者是生產我們國內進口的，或是消費品的投資，或是基礎設施的投資，其實都會減少我們過剩產能，因為它正好是鋼筋、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正是我們的生產優勢，所以我認為把投資等同于過剩產能，這其實是一個是似是而非的論述。

　　第五，投資不會等同于消費，這也是08年4萬億投資以后很盛行的說法。我們的投資增長率每年是21.2%，確實從2009年到2011年的時候，在4萬億的時候，我們的投資增長率比這個高，2009年是30.3%，2010年是20.7%，2011年是23.8%，2012年是20.3%，2013年是19.5%，2014年是15.2%，確實在大家批評的那幾年我們投資增長率是比長期平均投資增長率高，但是我們消費增長率，2009年消費增長率是9.8%，固然那一年的投資增長率比長期的增長率高，但消費增長率也比長期增長率高。2010年的投資增長率比我們長期的投資增長率高，但消費增長率是9.6%，也比長期的消費增長率高。2011年投資增長率23.8%，比長期投資增長率高，但那一年的消費增長率是11%，比長期的消費增長率高。2012年我們消費增長率還高一點，9.1%，但是2013年投資增長率比平均增長率高19.1%，2014年投資增長降為15.2%，比長期增長低了6個百分點，但我們消費增長是7.2%，比長期的消費增長還低了6.8個百分點，所以從這個數字來看，我們投資不會擠占消費。

　　其實原因是這樣的，只要投資是有效的，就會創造就業，并且提高勞動生產率。在這種情況之下，收入增長大，收入增長快了以后消費增長就大，消費的怎樣就是硬收入的增長。只有在收入增長的時候，消費才會增長得快。所以認為我們的投資擠占消費，除非那種投資都是無效投資，只要那些投資是有效投資的話，其實投資是促進消費的。其實對家庭來講的話，如果我是個人，我關心的是我的消費的增長，只有經濟學家才會去關心消費占GDP的比重，而且那種經濟學家所用的是不正確的模型，如果用正確的模型，投資是提高生產力的，其實投資跟消費是不矛盾。

　　第六，政府應該以基礎設施的建設為緩周期的措施。基礎設施的投資，首先對于產業升級，技術方面的投資，當然更大的責任是在于民間的企業，這個我沒有爭議。所以政府穩增長的措施更多是要放在基礎設施上。但是現在國內和國外有很多人反對，政府在基礎設施投資作為緩周期的政策。他反對的理由有兩個方面：一個是說由于政府對基礎設施的投資擠占了民間的投資，這是一個觀點。第二個觀點是說政府在基礎設施的投資上面回報率太低，比民間的回報率低，他又反對政府對基礎設施的投資。

　　說由于2008年以后政府緩周期基礎設施投資擠占民間投資，我覺得這是不看事實。為什么2008年以后政府要去做緩周期的基礎設施的投資，是因為民間的投資不足，因為民間的投資不足，所以政府才要去做緩周期的政策。第二，在基礎設施投資確實是比正常狀況之下企業在產業升級上的投資回報率低，這是事實。但是即使這是事實政府應不應該做基礎設施投資？首先我們來看看基礎設施投資為什么回報率會低，因為基礎設施投資它是傳統的投資，一個基礎設施投資回報期至少三十年，可能長的四十年、五十年，而我們一般企業在產業上的投資，一般十年就必須折舊了。如果十年折舊完的話，每年回報率至少要10%。如果基礎設施的投資也是每年10%，是四十年、五十年的話，那不就是暴利行業嗎，那不可能，它必須要求回報率是低的，每年2%、3%就不錯了。基礎設施的投資有很多是所謂外部性，你把基礎設施完善，它會怎么樣，企業成本降低了。那么基礎設施是不是應該社會來搞，七八十年代說基礎設施應該由企業來搞，但是推行了三十年，實際上只有一種基礎設施民間企業他積極性最高，就是移動通信，移動通信容易收費，并且必然是有自然壟斷，那是寡頭壟斷。那么其他的基礎設施，像道路，除非你給企業壟斷地位，他可以收取壟斷利潤，讓壟斷利潤能夠高到足以跟其他投資一樣，可是讓基礎設施有壟斷地位是不合理的，那自然沒有壟斷地位，沒有壟斷利潤就低，那這種情況下民間企業愿不愿意做，政府該不該做？如果民間企業不做，基礎設施就會遇到瓶頸，所以基礎設施應該由政府來做。

　　如果由政府來做的話，到底什么時候做，到底是在經濟正常發展的時候做好，還是在經濟疲軟的時候做好，那當然是在經濟疲軟的時候做好，這個時候做可以穩增長、可以創造就業，可以減少失業，而且從長期來講有利于經濟增長，是一石雙鳥。

　　最后一點，面對當前的經濟形勢我們需要理論創新，而且我發現我們的實踐老走在理論創新前面。比如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7次會議上面，強調在適當擴大總需求的同時我們應該加強供給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益。我們知道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里根是新金融主義的歧手，他反對政府對任何產業的干預，反對政府采用任何產業政策。

　　但是我們現在中央提出的是什么？宏觀政策上還是應該采取穩增長的措施，我們是發展中國家，你要向發達國家去，當然要不斷提高生產力，要去不斷產業升級，所以我們要政策來支持提高生產力產業的政策。但是任何一個國家，不管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他都必然會有一些外部的沖擊，那這種沖擊你要有緩周期的政策。但是在發達國家，如果你看凱恩斯主義，實際上他只有周期政策，沒有跟增長聯合在一起。那我們跟增長聯合在一起，我們在緩周期的時候可以做一些解除增長瓶頸的政策，這凱恩斯沒有這么說。

　　另外，因為我們在經濟產業的升級當中，要有補償外部性，要有一些協調的問題，那些國家政府來做。那我們現在政府提出的政策框架，實際上是實事求是根據中國經濟發展。我倒是覺得，我這幾年強調的新結構經濟學，如果你們仔細看我的書，現在的政策組合在新結構經濟學，因為它研究的是一個新發展中國家產業轉型升級。

　　今天很高興用了比較多的時間提出這個命題，也是希望跟大家共同一起看中國的問題，提出中國的理論，而不是中國一有問題就到國外找個理論。只有這樣子的話，我們理論的發展才能跟社會的發展同步，也才能夠實現現在強調創新，而且創新四點：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第一個是理論創新，我們是經濟學家，我們最主要的責任就是理論創新。這是這個獎所倡導的、所鼓勵的。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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