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為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世界倫理中心主任杜維明（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顧國愛 攝）

　　新浪財經訊 由北京大學[微博]世界倫理中心與長江商學院聯合主辦的“儒商論域2015”于11月11日-12日在北京召開。會議主題為：良知，價值重塑與企業家。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世界倫理中心主任杜維明出席并參與“儒商對話：當今中國/世界的價值沖突與價值重塑”環節討論。

　　杜維明表示，170多年來，我們強烈反傳統，這個在人類文明史當中很少出現。很多民族在發展歷史當中都是強調民族的特色，但是我們這個文化，是強烈的反傳統，這個文化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出來的，這中間不僅是反傳統的，而且是極大的懷疑、極大的相對主義，同時有極大的工具理性的短期利益，從這方面考慮。

　　以下為對話實錄：

　　秦朔：杜教授你聽了他們三位的角度，你可能會從根本上思考這些問題，你有什么想法和什么回應。你剛才提到我們要反思人類中心主義，這個就有點像中國過去關于西藏的很多討論，西藏人就說你不能因為你們已經過上現代化的生活，讓我們永遠都在這樣一種非常原始的狀態里給你們提供一個樂園，他也要現代化。還有人要跟自然和諧，但是人類很多的歷史，如果人不去征服自然，人會被自然征服。如果人沒有最早從新世紀很多這樣的過程，人可能都沒有辦法進化。這個東西是不是到了要反省人類中心主義的時候了，在不同的發展時段、不同的區域也不一樣？這是我的提問。聽了四個以后有什么樣的回應，給我們分享一下。

　　杜維明：都非常有啟發，就感覺到如果投票選擇，有多少人希望是今天在水立方參加那么樣熱烈、那么有轟動效應的活動。當然這也不可能是一個人日常生活中所存在的，所以要打造。現在發現完全用這種方式還不行，以后還要用春晚的方式等其他的方式使那個熱度持續維持下去。我想也有一定的限度，和項兵所提到的集體的短視問題有關系，有些非常熱鬧，它發展的非常迅速，但是它的持續性可能是有問題的。我們所考慮的是三年、五年、十年，還是多少年的問題。

　　另外，我們的三個價值體系，其實我們多半都是從負面來理解的。負面來理解的話，就是商業文明基本上是消費文明，基本上是物質文明，個人中心主義；意識形態的話語多半是過分的注重權威主義，注重穩定團結，有一種從上到下的方式；傳統文化我們所想到的不一定是孟子，也許是《儒林外史》，我們想到的是一個江湖一般的活動，不一定討論到所謂的四書五經。另外這三個不同的話語，也有三個不同的價值取向。在80年代，很難得的機會不管是以代表社會主義或是自由主義的，或是儒家傳統的，大家都可以坐在一起討論，但是80年代過了以后到90年代、到現在，這三個分化的情況比較明顯，共同討論同樣一個議題有很大困難，就是共性，大家有沒有共同接受的一些基本價值，這是一個課題。

　　另外和西方相比，特別和美國，我在美國生活的時間也相當長，剛才朱睿教授提出的我也能夠有所感受，確實是如此。張總的意愿非常明確，也就是說在世界各地方旅行以后，我們現在的價值取向是不能持久的，不能帶給我們利益的，必須有所改變，而改變的話必須創造我們自己的主體性，創造我們自己文化的特殊性。這也是我現在一直碰到的各種不同交戰之下價值沖突的問題，我想可能還更現實一點，現代中國，就是當代的中國大陸，我們文化的積淀是太復雜了，我們說的文化積淀是我們的文化傳統，而不是我們和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不是“傳統文化”，是“文化傳統”。我們傳統文化里面有的是意識層的，有的是下意識層的。

　　剛才我們談的多半都是心靈的積習，沒有仔細去分析它，但是它都起作用，所以我們應對不同場合的時候都讓它起作用，如果你去分析它，你去想找到一種整合，找到內在的聯系，你反而覺得非常痛苦，假如你不去分析它，就讓它這樣進行，反而沒有問題。主要是因為我們的傳統是從一個強烈的170多年反傳統的傳統發展出來的，這個在人類文明史當中很少出現，很多民族在發展歷史當中都是強調民族的特色，有些是過火了，像德國的文化、英國的文化、美國的文化。但是我們這個文化，是強烈的反傳統，這個文化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出來的，這中間不僅是反傳統的，而且是極大的懷疑、極大的相對主義，同時有極大的工具理性的短期利益，從這方面考慮。

　　現在我問到一個問題，現實使我們如何能夠存活、如何能夠發展。如果我們感覺到不滿意，我們感覺到有所困難，而這個沖突的本身又沒辦法消減，我們有沒有出路？還是說我們接受這個現實，為了適應我們必須用各種不同的語言系統、各種不同的價值取向？我拋出了一個問題，這就是我們的現實。我對張總的看法有兩個態度，其他的是在現有的價值沖突使我們主動的走向一個多重的、多樣的，比較圓融的方式。北大[微博]有一位教授，就說中國最好的大學，最精英的大學，我們在訓練一個精致自我中心或者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意思就是說我們講一個年輕人，17、18歲的年輕人，他讀最好的大學，他的目的是一個利益問題，他現在運用語言的時候，他對他的父母親，當這個父母親對他有壓力的時候，他可以體現一種個人的尊嚴，自由，日記我寫的，我不能讓任何人看，我有我的想法，我有我的做法，這是一個商業倫理和市場經濟的想法。但當他在要求某些東西的時候，他可以變的非常溫順，可以把這個比較深刻的親情的感情提出來，認為你非如此不可。有好幾種語言反而變成一種功利運作的方式，所以功利心變的非常嚴重。現在我的問題是在功利考慮下，我們必須要有各種不同的方式來維護我們正常的運作，有各種不同的壓力，各種各樣的困擾。這個困境是不是就是我們的困境，而且沒有辦法跳出來的困境。

　　杜維明：我嘗試做一下。我覺得是一個思想潮流的改變。現在一個新的情況很明顯，改變從各個不同的跡象可以看出來。譬如為了氣候問題，全世界國家集合起來，對氣候都有所承諾，不管是有錢沒錢，都有所承諾。所以法國開始做的一個工作就叫做“良知高峰”，這次“良知高峰”會議是把各種不同的人都找到一起，討論剛才張總和朱教授提到的，善心、良心、理性這些每一個人都有的，每一個人都關注的。為什么在國際社會、在聯合國[微博]開會、在世界貿易組織[微博]各方面不起作用？為什么一個外交家在家里面所討論的價值和他代表國家來爭取國家利益的時候，在會議桌上面所表現出來的狹隘的民族主義有那么大的差別？所以這個“良知高峰”基本上是從這個思路發展出來的。

　　開始對資本主義的本身有一個新的提法，以前講經濟最明顯的是把道德、價值這些東西剝離出來，亞當·斯密講的經濟就是利益，他所謂的利益就是大家都在追求利益，這個無形之手能夠使國家富強起來，這是最有名的觀點。現在重新討論亞當·斯密的時候，不提倡這一點，就是“國富”，而是提倡他所提出的道德理念的問題，道德情操和道德感情。在他的思想里面，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希望其他人好的善意，叫利他主義，或者是同情感，如果這種很簡單的同情感不發揮出來，真正的市場絕對會成為一個異化的過程。所以大家重新又來研究經濟之父亞當·斯密他所討論的問題。明天下午有一個教授會特別討論到道德資本主義問題。到底人性這個觀念在道德資本主義能不能發揮一個積極的作用。

　　回到馮總剛剛提到的一個現象，我完全同意。臺灣的社會人間佛教起到一個極大的作用，這是一個特別的佛教，這個佛教完全符合、完全體現儒家理論的佛教，是入世的佛教，他主要的目的是剛剛張總提到的，很像慈濟那種討論的，佛教討論的不是出世、出家，而是人間佛教和人間凈土，就是要在這個世界里面發揮它積極的作用。基督教也開始不是只討論天國的問題，而是如何使天國在現實的世界里實現。所以我們講的關懷地球的問題，不是一個很高而達不到的理想，而是每一個人在現實世界中、在現實生活中都極負責任，責任的觀念完全落實到每一個個人，如果落實到每一個個人的話，后面出來的力量，就是每一個人都自然而然有的力量，那個力量能不能發揮作用。毫無疑問，游戲的規則特別是那么多的潛規則我們都熟悉了，都知道這個事情要用哪一種語言，假如都熟悉以后，我要問下一個問題，在這個語言的背后，還有沒有更真實的友情、親情，對國家、民族的認同？世界上也在問這個問題，中國何處去？毫無疑問中國的長項都已經體現出來了，在商業企業上面很多的長項都體現出來了。但它的文化信息是什么？其實就問的這個問題，將來什么樣的中國人，什么樣類型的中國人就成為領導世界往下走的四分之一的人口？它是什么樣類型的，它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它追求的是什么，它所想得到的是什么，它期待自己的是什么，它期待只有的朋友、其他的人是如何的？從這方面來看，越年輕的人，因為科學技術的關系，互聯網的可能性，生命共同體的感受也是越明顯的。假如他們完全沒有良知、良心、同情、關愛這種價值，它的價值被物欲橫流的價值充分掌握，而父母各方面的利益都有導向，都在考慮將來自我的利益是什么，這個問題太嚴重，這個問題不是說官方或者企業精英，或者國際方面能夠解決的，這個問題是所有的人，特別年輕人都感覺到你現在談的這些課題跟我的身心性命直接有關系。我們了解到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還差的很遠，我們還要現代化，我們還要改進，我們還要有經濟的發展。6.5%不保的話，我們翻一番的可能性還有沒有。但是6.5%能不能一直保下來，假如說不能保的話，是不是我們整個民族復興的大計劃就崩潰了。還是即使不能保下來，我們做怎么樣的人，我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本原則，我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基本原則還能夠，維持也就是剛剛講的投資在人的上面，還是投資在制度上面，這是一個大的問題。

　　這些選擇不是空談，因為我們現在不僅要現代化，而且最近很多朋友在企業都討論，要有“化現代”的問題。我們定義現代性如果是從物質的追求、GDP各方面來看的話，這個現代性的本身是可以質疑的。我們的好處是從2013年開始，不能用GDP定義我們的發展，我們必須把社會、政治、文化和生態這些指標都帶進來。如果這樣帶進來的話，我們的路就比較比較寬了。如果從交易成本說來，是不是亞當·斯密的理解是對的，就是一個誠信的社會，它的交易成本、溝通的可能、共同創造價值的可能絕對比一個沒有誠信，誠信已經喪失到極大危險的社會更有利。一方面是走向一個不可逆轉的形式，一個是要有一個自覺，良知就是一個自覺，這個自覺絕不是學術精英、社會精英想了，然后作為宣傳用的，必須得使每一個人都感覺到這個東西是真的，古代講的東西不是騙人的，在心里上確實有一個感觸，而實際上在運行的過程中能夠達到一種效果。如果你講的空話、鼓勵人的話、心靈雞湯，實際上轉化社會的能量是沒有的，這是非常危險的，非常危險就是我們能不能相信我們的講，這是一個大問題。如果剛才我們講四種語言的話，我也是處在這個社會，我沒有辦法一定要用這種語言，我跟你們講，你們也處在這個社會，你們也在用這種語言，但是這種情況我們是不安的，非常不安，而且到了一種焦慮，甚至家庭關系本身也有焦慮。我們不希望我們的孩子，不管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走上這條路，怎么辦？我相信這種改變必須從自身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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