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為申銀萬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復旦大學經濟系1995級校友楊成長（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傳承·創新·發展——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恢復建院三十周年慶祝活動”于2015年10月10日-11日舉行。申銀萬國[微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復旦大學經濟系1995級校友楊成長出席并演講。

　　以下為演講實錄：

　　楊成長：非常高興會議的主辦方給了我這個機會，能站在講臺上跟大家談一些觀點，因為時間有限，就談三點看法。

　　最近幾年跟地方政府打交道比較多，第一印象，我們現在的改革也好，轉型也好，創新也好，金融市場的制度設置也好，最大的問題是缺乏理論支撐。我們過去講只有革命的理論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理論的支撐非常重要。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報告，六位一體，300多個領域的改革，多么大的跨度。我們當然所有的制度設計者都希望有一個自上而下的完整的制度設計，但是如果沒有理論的支撐，這個完整的改革制度設計從何而來？

　　我很有感慨，上世紀90年代，我們讀博士生的時候，書架上還是能排出好幾十本教科書，但是很難找到對中國經濟自上而下有指導作用的專著，這是我們經濟理論教學工作者所需要檢討的地方。當然我相信我們復旦經濟學界有這么一個條件，我們在中國決策的改革咨詢方面能夠做出自己的貢獻。

　　第二，中國的改革實踐需要理論的指導，反過來講，中國的轉型實踐也會進一步豐富經濟學理論。我這里舉五個方面的例子，其實剛才大家都談到了，我想在政府決策當中會碰到。

　　現在人均GDP不到7千美金，外需就不重要了嗎？中國的外貿依存度現在是50%，全球的貿易依存度是25%，證明我們過去的高增長跟我們外需的高增長有直接的關系。2011年貿易持續下降，目前我們的貿易處于一種極不正常的狀態，因為全球貿易盡管下降一半，還有4%到5%的增長，我們從30%的增長降到現在的負增長，不是因為全球經濟不行了，中國貿易不行了，全球經濟行了中國貿易也沒有找到出路。所以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處于這樣一個階段，外需的高增長是不是必要條件。

　　第二，中國的比較優勢在哪里？全球貿易規則變了，從多邊規則向雙邊規則過渡，全球的貿易形式變了，從商品貿易向服務貿易，從實體貿易向數據貿易轉化，全球的貿易開放政策變了，從商品配額和關稅的減免到貿易投資金融的一體化開放。所有這些東西在我們經典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教科書當中包含了多少？TPP、包括美國主導的全球貿易談判協議也好，盡管是雙邊的規則，但都有多邊的性質，我想中國政府很明確，這些是中國需要的，我們歡迎，當然我們更希望自己也能成為全球貿易規則的參與者和制定者，沒有新的全球貿易規則，沒有新的全球分工，不能找到我們新的比較優勢，談何中國貿易或者對外經濟重新回到高增長的軌道？

　　第三，我們單純的商品貿易沒有優勢，單純的服務貿易沒有優勢，單純的資本輸出沒有優勢，我們找到了我們的優勢，就是基礎設施的整體輸出，或者叫一路一帶戰略。我很欣喜的看到，我們復旦書店里有一本書《一路一帶的政治經濟學》。一路一帶或者基礎設施的整體輸出，是否是中國未來長期的絕對比較優勢呢？我想從這幾個方面問題可以看出來我們的決策在對外經濟上多么需要理論的支撐。

　　第二方面，中國現在人均GDP不到7千美金，真的到了可以通過消費、通過貿易拉動經濟高增長嗎？我們的經濟轉型過程現在表現了非常明顯的特點，2001年，我們居民收入增長超過GDP增長，超過企業增長，2013年我們出現了產業結構的重要轉型，我們的服務業超過了制造業，當然到2015年我們服務業超過制造業15個百分點，這是不可能的。

　　我們2015年又可能會出現另外一個重大的轉型，今年整個投資的增長率甚至會低于消費，這是好事還是壞事？我們在談未來保持7%左右的增長，到底靠什么動力？有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當它很快的轉型到以消費和服務作為動力的時候，它還能保持7%到8%的增長。當然大家也談到了關于怎么保證消費的增長，所以這是第二個。

　　第三，我們地方政府的職能真的能那么快轉變嗎？我們的地方政府跟國外的地方政府確實不一樣，他們只做三件事，提供公共管理，提供公共產品，維護社會治安和安全。我們的地方政府要再加兩樣，第一，它是地方經濟的發動機，第二，它是基礎設計、基礎產業的主要投資人，我們前三十年的高增長，就是依賴于地方政府的這兩大功能，使得我們30個兄弟省份相互競爭，使得經濟高增長，使得中國形成了一個特定的經濟結構——人均GDP是三流的，生活水平是二流的，基礎設施是一流的。

　　當然這種結構它會帶來很多問題，就是大家經常談的，地方政府GDP導向，地方政府債臺高筑，地方政府和企業穿連襠褲，形成了腐敗的根源，地方政府不重視環境，地方政府削弱了公共服務、公共產品的功能。

　　但是反過來講，現在我們開始轉了，我們不以GDP作為導向了，我們強化財務約束了，我們強調環境保護終身負責了，所有這些會導致地方政府怎么樣呢？我不做，我像美國那樣做好公共服務、做好公共產品、做好社會安全維護行不行？美國是施瓦辛格也能當州長的國家，我們到這樣的程度了嗎？所以我們同樣面臨公共經濟學的一個問題，中國的地方政府在發展經濟學的發展階段，有著非常特殊的功能，這是我們過去發展經濟學漏掉的一環。當然在這個時候，中國的地方政府是不是到了該轉型的時候。

　　第四，中國的金融和實體關系的轉變，中國的資產價格、資產配置有它非常獨特的一面，同樣需要理論創新。有一點很清楚，只要投資基數下降，儲蓄沒有根本性的下降，錢一定會多出來，資金一定會泛濫起來。但是資金過剩就一定導致資產價格上漲嗎？中國有兩個條件跟國外不一樣，這個資金過剩不是我們宏觀調控的結果，是經濟轉型、投資下降帶來的被動結果，我們的經濟在下降、效益在下降，另外我們還要考慮一個指標，就是中國的大類資產的結構跟全球的偏差度。中國是一個人均收入低，但是財富擁有量高的國家。所以中國的財富總量去年統計已經超過美國。中國有三個指標跟GDP比遠遠偏離全球的平均水平，一個是銀行資產和GDP，一個是房地產和GDP，一個是企業資產和GDP，都是全球最高的。這三個東西組合在一起，怎么去研判中國的資產變化呢？

　　最后一點，需要重大的理論突破，中國當真只有國有企業有問題嗎？當真國有企業改革就能解決微觀的機制問題嗎？中國的民營企業比國有企業的問題還要大，三大特點，壟斷性、國際性和資本的社會化，中國到目前為止只有兩類性質的資本，一類是國有資本，一類是家族資本，你希望一個家族去承擔未來實體經濟的波動風險是不可能，所以時間、環境、條件一變，過去的國有企業和家族企業的投資偏好就會大幅下降，因為它們是投資的風險厭惡性，時間關系我不展開。

　　但是舉這五個方面例子，看到政府在決策的時候有多難，因為我們沒有給它提供理論的支撐。最后一句話，祝愿我們首席經濟學家，祝愿我們復旦經濟學院能夠聯起手來，在改革創新理論支撐方面做出我們應有的貢獻，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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