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為中國銀監會國際部主任、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1990級校友范文仲（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傳承·創新·發展——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恢復建院三十周年慶祝活動”于2015年10月10日-11日舉行。中國銀監會國際部主任、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1990級校友范文仲出席并演講。中國銀監會國際部主任、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1990級校友范文仲出席并演講。

　　范文仲在演講時表示，用三駕馬車的論壇來制定中國經濟政策已經不合時宜。其建議應從技術，資本和勞動力三個方面做出變革，促進經濟發展。

　　在勞動力方面，其建議對計劃生育政策做出改革。在資本方面，要想辦法使得資料利用率進一步提高。在技術方面，范文仲直言，“互聯網信息科技對經濟技術的影響到了一個重要的時間”。

　　對于投資拉動與消費拉動的爭論，范文仲認為，不可忽視投資的作用。“中國所處的狀態不一樣，環境也不一樣，不是必須要變成消費拉動。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非常不平衡，在東部造一個高速公路，造價每公里2千萬到3千萬，在重慶造一個高速公路，每公里要1億，因為全是隧道。這樣大量的基礎設施投資非常薄弱”。

　　以下為演講實錄：

　　范文仲：中國經濟現在處于困惑期，是不是也是未來發展的一個必經階段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幾個個人的看法。

　　第一，勢大家都看不清楚當前的經濟形，這是肯定的，因為任何一個經濟發展的階段，好像每年的政府工作中，都說今年的形勢是復雜的、嚴峻的，每年都是這樣的提法。然后我們看到一些負面報道，中國經濟能不能保7，看到我們的PMI永遠在50上下徘徊，看到銀行有些壞賬在反彈，看到有些過剩行業，現在確實利潤率在負增長。一系列消息會使大家對中國的經濟前景產生困惑，這是非常自然的，而且這個擔心對未來發展非常有影響。

　　第一個觀點，我們現在并不是最糟的時候，我們遠遠經歷過比這個更糟的時期，在文化大革命剛結束的時候，1979、1980年，面臨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面臨我們國家在某種程度上都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1990、1991年在治理整頓的時候，我們面臨高的通脹，面臨負的經濟增長。我們再看1998、1999年亞洲金融危機，那時候銀行壞賬，外部統計達到20%以上。那時候的政府沒有任何資源，但是我們都挺過來了。

　　我們靠什么渡過了這些難關呢？靠改革和開放，1979和1980年之后靠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靠搞鄉鎮企業，靠整個工業計劃經濟的轉型，贏得了高速增長時期。1990、1991年，我們在那么困難的時候，人心相對比較低迷的時候，小平同志確定了浦東開發，證券市場重新開啟，我們在一個很困難的關鍵點開啟了非常重大的改革。1998、1999年之后，亞洲金融危機給我們非常大的壓力，但是就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加入了WTO[微博]，我們開啟了房地產市場的改革，我們進行了商業銀行的市場化，中國又迎來了一個將近十年的黃金發展時期。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有壓力并不一定是壞事，因為改革都會改變既得利益，沒有大的壓力，很多改革是很難推進的。有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的壓力，反而給了我們更大的發展動力，所以我倒覺得現在是一個中國經濟轉型積蓄力量再出發的一個重要時期。

　　第二，怎么看待這個時期，我們的動力從哪里來，用經濟分析的手段來考慮。我們現在可能爭論更多的，以前大家是靠需求，靠凱恩斯主義，靠三駕馬車來分析動力從哪來。如果從傳統的框框來分析，消費增長是比較慢的，投資增長肯定又會造成結構的一些惡化，進出口現在肯定是負增長。如果你用這種需求的角度，就找不到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會喪失信心。但其實凱恩斯主義的增長模型是一個短期的經濟分析框架。真正要說經濟長期增長，應該用新古典的增長模型，這就是吳老師上午說的供給學說，索洛模型，它的經濟增長是根據A技術，K資本，L勞動力，這些長期的要素來推動。

　　所以如果要尋找中國長期的增長方向，就要換一個思路，就要從一個長期的因素來看待中國未來有沒有這樣的增長空間。我認為這個空間是有的。第一，勞動力，我們現在都說人口紅利在減少，確實，如果還維持現有的計劃生育政策，我們現在的人口將會結構進一步惡化，老齡化的問題會加速到來。但是現在已經開始做一些調整，不要以為計劃生育是一個小的調整，但其實它是對國家經濟增長動力一個非常重大的經濟改革決策，要從這個角度來理解。雖然它不是短期內能看到經濟增長幾個百分點，但是長期它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這個問題，這是一個相對比較容易的方式。

　　第二是K，資本從何而來，我們很多學者研究中國資本的邊際貢獻率在下降，這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在其他要素不變的情況下，光投資，它就在下降。但是如果你能找到一種方式讓K的效率提高，讓它的規模變大，而規模變大并不是靠負債來的，那么中國經濟就會有新的動力，有沒有這種可能性呢？我覺得是有，我畢業的時候在財政部工作，那時候住的房子都是政府的，所以每個月只出一塊錢的租金，但是也不是自己的，所以都沒錢。跑到美國之后，我一看耶魯教授的房子，20萬美金一個house，還帶花園，我就心想中國人這輩子也買不起，結果等我回國之后，中國已經在進行房地產的改革，通過房地產改革，明確產權，有了交易市場，市場再一定價，現在如果你在北京上海有個房子，二環或內環之外，你肯定是百萬富翁，這個角度來看美國的房子，你就覺得太便宜了。這個巨大的財富的增長、資本的變化是怎么來的呢？是靠改革，這個改革的思路非常明確，就是通過改革把以前沒有利用的這些經濟資源明確產權，建立要素市場，使它變成資產，然后在金融杠桿進入，它可以抵押、可以貸款、可以留學、可以投資，把資產變成資本，那么這個K就有了。

　　所以大家現在想的這些K，我們通過更加的負債高杠桿化來增加投資，肯定是不能持續的，但是如果你能找到一個方式，通過改革來使這種資本增加，這個空間將是巨大的，我們現在還有這樣的空間呢？我在重慶工作過，我做過國資委[微博]和發改委的副主任，我們那個時候就牽頭搞城鄉統籌，在中國，包括在農村，有巨大的空間可以把我們現在還沒有利用的經濟資源通過改革變成資產，通過金融的工具把它變成資本，這在未來還有很多，就看到底有多大決心來推動這件事。我們都在考慮貨幣政策，大家在討論財政政策，那都是在一個穩定的經濟狀態下討論經濟發展問題。但現在中國經濟已經到了一個模式轉換的階段，再在原有的框架下討論這些近期的、短期的因素，就很難對長期因素有一個清晰的了解。

　　L可以變，K不僅效率可以提高，規模也可以大，那個A呢？那個技術呢？不知道大家怎么感覺，我覺得科技對整個經濟動力的影響才剛剛開始顯現，互聯網信息科技對經濟技術的影響到了一個重要的時間。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當年機械革命、電力開始應用，經過一百多年的醞釀，開始進入每個產業，改變每個產業的生產方式、工藝流程一樣，我們現在信息科技正處在一個爆發點，我所以這一代人將會見證非常不一樣的世界。就像在上世紀初巴黎博覽會的時候，倫敦開始電話電報應用，沖水馬桶出現，現代文明出現，我們正處在這樣一個時期，這是全球的趨勢。所以如果我們能把自己L的問題，把它的負面影響控制，把K的問題通過改革，使它不論在質量和規模上上升，我們通過全球的創新，我們能夠把A提高，中國的經濟能夠再快速增長5到10年，應該是有這種可能的，我不是說一定能實現，因為要取決于政策的一些選擇，但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第三方面，我們看到很多負面的東西，但是還是有正面結構性的變化，2003年的時候大家在討論硬著陸還是軟著陸，甚至是不著陸，中國還在延續這樣的狀態嗎？我們正在積極的變化，現在通過一系列的改革，已經使經濟結構出現了，就在幾年以前，我們在設想如果出口中國不行了，那中國經濟會不會崩潰，很多人說中國出口競爭力下降，中國出口對經濟增長一旦貢獻下降，經濟就會崩潰，但是就在過去短短三四年時間，我們的出口增長率從30%多下降到個位數，5%以下，好像也沒什么問題。所以我們在幾年時間就已經把出口拉動型變成內需拉動型，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變化，但大家可能沒有那么在意。

　　從制造業推動向服務業發展的轉型，我們喊了很多年，但從去年開始，我們的第三產業的占比慢慢上來，占了半壁江山，結構已經在變化了。

　　第三，能不能投資拉動變消費拉動，我個人認為，在短時間內這個不會改變，而且中國所處的狀態也不一樣，環境也不一樣，也不是必須要變成消費拉動，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非常不平衡，在東部造一個高速公路，造價每公里2千萬到3千萬，在重慶造一個高速公路，每公里要1億，因為全是隧道。這樣大量的基礎設施投資非常薄弱。

　　我利用國慶假期去山西看古建筑，我去看梁思成、林徽因的佛光寺，還有最早的木構建筑南傳寺，這么美的建筑，就在窮鄉僻壤，道路非常難走。不要說西部，就在山西，就有這樣的投資需求。未來中國的投資還會有有效需求，還會有很大空間，中國經濟增長還會有動力。

　　另外我們會變得更加開放，上午談了很多負面清單、正面清單，其實這一屆黨和政府開放的決心是非常堅決的，包括我們在談的一系列的約定，都是建立在負面清單的基礎上，另外自貿區的成熟經驗推廣到全國，這些開放的舉措將會極大的有利于資源分配。還有“一帶一路”在往外走，這都是大開放，我們對外投資已經超過了FDI對內投資，中國現在已經變成資本的輸出大國，我們已經變成全球輸出資產。所以一個方面深化改革，一方面深化開放。

　　除了這些之外，還有企業家精神的轉變，就像作為體制內的人，以前大家為政府工作非常榮耀，但是現在到私營企業工作也非常榮耀，我們現在已經不再是沒有上過大學、中學的人創業，而是精英創業。去年一年注冊的企業數目是中國企業總體數目的25%，再看創新能力，今年上半年創新的專利增長數量30%，過去三年中國專利數量增長率是全球第一。我們有一大批的國際化企業在崛起。

　　所以展望未來，我們要有憂患意識，但是我們也要有發展的信心，我們現在不是要用一個周期內來看待中國經濟，因為在這個周期中，在周期和周期的轉換中，必然有一個摩擦期，必然是下行調整的震動期，但是未來我們要空間，如何走到這樣一個彼岸，走到這樣一個未來？內需要改革，使我們的資源分配更有效，產業部門之間，另外它的規模能夠更大，能夠通過我們農村城鄉統籌發展，金融創新，通過負面清單推行改革，開始新的動力，包括計劃生育的調整，都在尋找新的動力。

　　在外部要抓住這一輪世界經濟科技變革的有利時機，現在就像電力發明改變世界一樣，我們要增加革新。另外通過內外雙修，這個過程中，我們一方面要做好良好的鼓勵機制，另一方面在金融方面要做好風險防范，中國在歷史上是創新大國，但是因為金融機制沒有跟上，皇權至上，所以扼殺了金融創新。但是如果中國能抓住這次機遇，中國可以在今后5到10年依然保持一個非常穩健的增長。我也相信在這一代的復旦人，你們都是非常幸運的一代復旦人，我同意高盛的主席前段時間在中國的演講，他說我有兩個夢想，第一就是年輕40歲，第二就是一個中國人。我如果還有一個夢想，我回到復旦，成為一個學生，這一輪的改革是激動人心的，盡管目前看來困難重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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