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候選理論名稱

　　粘性預期理論

　　二、主要貢獻人候選人

　　李拉亞

　　三、推薦人/推薦機構

　　投票揭曉前保密

　　四、理論概述

　　粘性預期理論是在研究中國1988年那輪通貨膨脹的實踐中產生的。粘性預期理論認為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預期已在中國經濟中發生重大作用。但是，依據中國的實踐，預期不是理性的，而具有粘性和突變性的特點。因此，不能依據理性預期理論解釋中國的經濟實踐，需要針對預期的粘性和突變性特點設計自己的政策。

　　1989年粘性預期理論問世之初，就對中國的經濟理論特別是政策制定產生了影響，李拉亞的論文《通貨膨脹是預期影響，物價上漲有心理因素》反映了這一點。該文由當時中央領導人批示，作為中央辦公廳文件下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國務院常務會議，計劃、財政、銀行和物價等部門。從此，預期成為中國政府制定經濟政策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

　　1993年，粘性預期理論的標志性著作《通貨膨脹機理與預期》榮獲1992年度第五屆孫冶方經濟科學著作獎，反映了粘性預期理論被中國經濟學界所接受。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前沿報告(1999)》指出：“1991年，李拉亞出版了《通貨膨脹機理與預期》，標志著預期理論研究在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自此以后，預期問題就成為中國宏觀經濟分析中的重要理論問題，并且集中于通貨膨脹和博弈論問題研究方面”。

　　李拉亞在其著作《通貨膨脹機理與預期》(第224-228頁)建立了粘性預期理論體系的4個假設條件，后來李拉亞在其著作《通貨膨脹與不確定性》(第49-54頁)又增加了一個信息時滯假設條件。這5個假設條件是：(1) 黑箱和灰箱假設。(2)信息成本假設。(3) 信息時滯假設。(4) 預期學習假設。(5) 錯誤預期不能持久假設。前四個假設條件與理性預期理論的假設條件是針鋒相對的。李拉亞于2011年的研究論文《理性疏忽、粘性信息和粘性預期理論評介》表明，這五個假設條件也類似定義了歐美經濟學界于2001年問世的理性疏忽、粘性信息和粘性預期概念，具有與這三種理論類似的思想。

　　中國粘性預期理論的一個特色是強調政府要影響預期，形成了與歐美經濟學界2001年問世的預期管理理論類似的思想。如在1989年李拉亞的論文《通貨膨脹是預期影響，物價上漲有心理因素》一文中，就提出了控制總量、優化結構、提高利率和降低預期的治理通貨膨脹的政策方針。在《通貨膨脹機理與預期》和《通貨膨脹與不確定性》兩書中，李拉亞提出了預期陷阱、彈性通貨膨脹目標制、信息和政策透明、政策規則、政策策略、協調預期、穩定預期等概念和理論，這些均與歐美經濟學界的預期管理理論的相應概念和理論類似。

　　中國粘性預期理論的另一個特色是強調經濟系統內在產生不確定性(即系統風險)，政府要防范和化解這一不確定性，形成了與歐美經濟學界2008年問世的宏觀審慎管理理論類似的一些思想。如在《通貨膨脹機理與預期》一書中，李拉亞就已研究過順周期性和逆周期調節。在《通貨膨脹與不確定性》一書中，李拉亞在不確定性理論基礎上建立了投機資本理論，提出了貨幣政策不足以穩定金融系統的重要觀點。這些內容現在均是宏觀審慎管理理論研究的熱點問題。

　　五、推薦理由

　　中國粘性預期理論由李拉亞提出。中國粘性預期理論的主要貢獻有：

　　(一)粘性預期基礎理論研究

　　1.提出了類似Sims(1998,2003)理性疏忽的論述：“信息的邊際成本等于決策的邊際收益。經濟行為者收集信息要付出代價，如時間，金錢等等，這些代價就是成本，即獲取信息的成本。信息收集得越多，對預期的準確性幫助也就越大。但是收集信息的成本也隨收集信息的增加而增加，如果收集信息的成本大于正確決策所帶來的利潤，那么這就得不償失。一個理性的經濟行為者在收集信息達到一定程度后必然會放棄進一步收集信息的努力。(李拉亞1991,p.226)”這一定義可簡稱為理性放棄(類似于理性疏忽)。 這里把時間作為信息成本的單獨一項特別列出，具有理論意義。這與經濟人注意力有限有直接的對應關系。經濟人把有限的時間分配到不同的信息上，也就是把有限的注意力分配到不同的信息上。

　　理性放棄關于經濟人只收集部分信息而放棄收集其余信息的思想與理性疏忽關于經濟人只注意部分信息而疏忽其余信息的思想是一樣的。把時間作為單獨一項列入信息成本與Sims(2011年諾貝爾獎獲得者)關于經濟人注意力有限是對應的。不同于Sims的方法，李拉亞是采用Kalman濾波方法來處理因采用部分信息帶來的誤差問題。

　　2.提出了類似Mankiw和Reis(2002)粘性信息理論的假設：“信息的發布和取得與經濟變量不一定同步。在一般均衡理論中，信息是沒有時間概念的，或者說信息是瞬時的，不存在時滯的問題。在現實經濟中，信息的公布之日與它反映的經濟變量的變動之間要相隔一段時日，這一點在中國尤其明顯。同時經濟人收集已有信息不但需付出成本，也需付出時間。信息的時滯，導致預期不會在短期內很快改變。信息的成本和時滯，使經濟人在收集新信息上所需時間延長，難以對經濟變量的變動做出瞬時反映，從而預期呈現粘性。當然，一旦經濟人取得所需信息會迅速做出反應，盡快調整自己的預期。(李拉亞1995，p.52)”信息時滯這一概念不僅與粘性信息概念在思想意義上一致，在表述上也與粘性信息的代用詞過期信息貼近。

　　3.提出了歐美粘性預期理論的類似思想。Roberts(1998)和Carroll(2003,2005)的粘性預期理論(stickyexpectations)，都把經濟人分為兩部分，一部分人采用適應性預期，另一部分人采用專家預期。中國粘性預期理論也采用類似方法(李拉亞，1991，p.225；李拉亞，1995，pp.50-51)，把經濟人分為兩組。多數人采用黑箱假設(類似于Carroll的公眾預期)，他們的信息和預期更新較慢，預期準確性相對較低。他們的預期方法類似于適應性預期。少數人采用灰箱假設(類似于Carroll的專家預期)，他們的信息和預期更新較快，預期準確性相對較高，但尚不是理性預期。與Carroll的預期傳播和學習過程類似，具有黑箱假設的人會向具有灰箱假設的人學習，從而提高預期的準確性，并加快預期更新速度(李拉亞，1991，p.227；李拉亞，1995，pp.52-53)。“同時預期的這種學習功能也會促使灰箱假設預期的結果逐漸被大家接收，成為公眾的普遍預期 (李拉亞，1991，p.227)。”“只是，預期學習與傳播也需時間，少數人正確預期成為大家的共識，不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達到，這也導致預期調整的粘性 (李拉亞1995，p.53)。”

　　4.提出了企業制定價格的基本準則。李拉亞指出：“然而當通貨膨脹加劇時，情況就發生了變化。此時企業會在原來的價格基礎上，加上一項預期的通貨膨脹造成的成本上升部分。在這種情況下，價格的變動就顯得較快，它不再粘在某一水平上。但是，若扣掉預期成本上升的加價，其核心的價格仍是大致穩定的 (李拉亞1991，p.193)。”李拉亞的這一定價法則，把粘性預期理論與粘性價格理論有機結合起來，揭示出粘性預期也是導致和影響粘性價格的一個因素，說明了微觀層次上價格的粘性和宏觀層次上一般價格水平變化之間的關系，賦予了成本推進通貨膨脹理論新含義，是其雙粘模式的核心思想之一。這一思想與Gali & Gertler (1999)的企業定價準則是類似的，只是當通貨膨脹變化不大時，它會疏忽掉通貨膨脹的變化，體現了理性疏忽思想。Gali & Gertler (1999)的企業定價準則是新凱恩斯經濟理論的一個重要的成就。Sheedy Kevin (2005)把Gali & Gertler的拇指法則表述為：“這些企業不選擇一個最大化它的利潤的新價格，而是在過去的最佳價格上簡單地加上最近發生的通貨膨脹的數值來代替。” Gali & Gertler的這一定價思想已成為粘性價格理論對通貨膨脹慣性最為流行的理論解釋。

　　5.非對稱菲利普斯曲線。李拉亞在《通貨膨脹與不確定性》一書的第16章第3節，提出了一種新的菲利普斯曲線模型。該模型的特點是，依據經濟增長率變化的上升時期和下降時期，分別對每個上升時期或者下降時期做通貨膨脹率和經濟增長率的回歸模型，可以發現每一個時期通貨膨脹率與經濟增長率均存在正相關關系。并且，經濟增長處于上升階段時，經濟增長率對應的通貨膨脹率較低；經濟增長處于下降階段時，經濟增長率對應的通貨膨脹率較高。筆者用粘性預期和成本推動解釋了這一非線性關系。現在，國內外經濟學界把這類菲利普斯曲線模型稱之為非對稱菲利普斯曲線模型。

　　(二)預期管理理論研究

　　中國粘性預期理論也形成了與預期管理理論類似的思想，其主要貢獻有：

　　1.提出了預期陷阱概念，用以解釋中國在1991年遇到的流動性陷阱問題，即當時中國經濟學家稱之為市場疲軟問題。如同Krugman(1998)的思想，中國粘性預期理論也認為流動性陷阱的核心問題是預期和信心。同時，流動性陷阱還涉及市場利率，而中國直到現在也沒有實行市場利率。因此，中國粘性預期理論用預期陷阱取代了流動性陷阱，以別于凱恩斯的流動性陷阱概念。李拉亞指出：“當經濟進入谷底，預期也終于被拉下后，又會出現預期陷阱效應。此時，政府試圖啟動經濟，增加貨幣投放，但多投入的貨幣都被預期陷阱所吸收，變為庫存資金積壓起來。消費者因較低的通貨膨脹預期而傾向于增加儲蓄，或持幣待購，出現市場疲軟。我國1990年經濟就面臨這樣一種局面 (李拉亞，1991，p.241)。”如同Krugman的觀點，李拉亞也認為流動性陷阱中經濟人不一定只持有現金。不同的是，李拉亞認為財政政策對走出預期陷阱較為有效。

　　李拉亞還從貨幣流通速度考慮預期陷阱問題，曾指出：“對經濟最終起作用的，不是貨幣供給量M，而是貨幣供給量乘以貨幣流通速度，即MV”(李拉亞，1995，p.210)。“通貨膨脹預期和實際利率影響到持幣的機會成本，從而影響到貨幣流通速度。通貨膨脹預期升高，或者實際利率升高，貨幣流通速度會加快，或者貨幣流通速度下降趨勢會變慢 (李拉亞，1995，p.62)。”影響貨幣流通速度的因素可分為長期和短期兩種。李拉亞認為短期因素中，通貨膨脹預期和不確定性均影響到貨幣流通速度。李拉亞指出：“通貨膨脹預期愈高，愈加快貨幣的流通速度。”“不確定性增加，人們將因預防動機的需要，會增加貨幣需求。從而貨幣流通速度將會下降。(李拉亞，1995，pp.203-204)”李拉亞在分析1991年貨幣增長、貨幣流通速度、一般價格水平和GDP增長關系時指出：“該年貨幣增長速度較高，但經濟增長速度較低，表明通貨膨脹預期極低，出現了預期陷阱，即貨幣供給增加，被預期陷阱所吸收(成為經濟人的手持現金和存款，沒有用于購買)，既沒有作用到物價上，也沒有作用到經濟增長上 (李拉亞，1995，p.65)。”可見，中國也一樣，當出現流動性陷阱時，貨幣、利率、價格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也會被破壞。

　　比較預期陷阱和Krugman(1998)的流動性陷阱，可以發現它們之間的相似之處。如都把預期理論引進到流動性陷阱中來；都認為在流動性陷阱中，經濟人不僅僅持有現金。這也是兩種流動性陷阱概念突破凱恩斯流動性陷阱概念的地方。不同之處是，預期陷阱理論根據中國經濟實踐，認為財政政策較之貨幣政策對幫助經濟走出流動性陷阱更為有效。此外，李拉亞是用粘性預期概念，而Krugman是用理性預期概念。還有一點是，李拉亞認為，通貨膨脹預期上升，也會導致不確定性上升，而這兩種因素對貨幣流通速度的影響恰恰相反。這將使Krugman依靠制造通貨膨脹預期走出流動性陷阱更為困難。

　　2.提出了當時中國經濟條件下的彈性通貨膨脹目標制理論

　　中國粘性預期理論也提出了類似于Morris和Shin(2008)理論模式的一些思想，如政策策略和協調預期等，尤其是提出了目標制理論，特別是彈性通貨膨脹目標制理論。在1991年，歐美國家對通貨膨脹目標制的理論研究剛剛起步，中國經濟學界就有與他們類似的認識，說明當時的中國經濟理論界也有一些新鮮思想。

　　李拉亞在1991年討論目標制時，已經認識到公開宣布的通貨膨脹目標和經濟增長目標有利于穩定公眾的預期，也有利于減少不確定性和經濟波動。他在《通貨膨脹機理與預期》一書的第10章第3節<<政策的目標與手段>>指出：“政策目標一旦確定，應相應穩定。穩定可行的政策目標，能使公眾的預期也相對穩定，從而減少經濟中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有利于經濟的穩定增長。若不時更換經濟目標，將使公眾無所適從，導致經濟系統的混亂。李拉亞(1991，第256頁)”

　　(1)單目標制

　　李拉亞于1991年說過：“這就是前面所說的，從不變的穩定的經濟速度出發來調節貨幣供給及配給限制。這種穩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又稱之為中速增長，指國名收入增長速度為6%。這就是所謂的固定增長率規則。這一規則的優點是它向公眾明確公布了政府政策的目標，這就有助于消除公眾預期中的不確定性因素，引導大家配合這一目標安排自己的經濟活動，從而減少經濟的波動。由于政府目標不變，政府與公眾就能減輕這類問題的消極影響，大家都按這一目標來預期經濟活動，協調經濟活動。政府遵循這樣的規則，首要條件是政府要有可信度，要說話算數，不要途中變卦。(李拉亞(1991，第262頁))”當時討論的固定增長率規則，雖有別于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固定通脹率，但李拉亞認為固定增長率規則能“消除公眾預期中的不確定性因素，引導大家配合這一目標安排自己的經濟活動，從而減少經濟的波動。”這一解釋與通貨膨脹目標制的精神是相通的。

　　(2)彈性通貨膨脹目標制

　　彈性通貨膨脹目標制是雙目標制，一是通貨膨脹目標，二是資源配置目標(即失業率目標或者經濟增長率目標)。其基本理念是，政府不僅要管好物價，還要實現資源最佳配置。直到1997年，Svensson才提出了彈性通貨膨脹目標制，并以粘性價格為基礎建立了彈性通貨膨脹目標制模型(Svensson(1997))。

　　相對于單目標制，李拉亞更傾向于雙目標制。李拉亞在1991年指出：“基于上述認識，并以本書的理論分析為依據，我們認為制定反通貨膨脹政策時，宜以降低通貨膨脹與維持必要經濟增長速度為目標，這是兩個不相容的但又應兼顧的目標。”“并且近中期內不要改動這兩個目標，維持目標的穩定性。(李拉亞(1991，第256頁))”雙目標制是彈性通貨膨脹目標制的關鍵內容。

　　李拉亞(1991，第198 頁至第 220頁)在《通貨膨脹的理論總模式》這一章用了一整章的篇幅研究并總結了雙目標制的理論模式，并把這一模式作為通貨膨脹的理論總模式。在這一總模式中，政府的調控目標理論上是總供需缺口，但這一缺口不可直接測量，故改用價格(包括隱性的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速度表示。李拉亞在這一章的《綜合調控》一節中指出：“穩住物價，是政府、計劃、銀行的共同目標，因此圍繞穩住物價來協調計劃與銀行的調控，是較易實行的。但是穩住物價不是調控經濟的唯一目標，適當的經濟增長速度也是政府追求的目標。計劃和銀行的調控也都能影響到經濟增長速度。計劃從投資角度影響經濟增長速度，而銀行從流動資金角度影響經濟增長速度。這二者要協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這一節中，李拉亞用預期理論解釋了這二者協調的困難原因。雖然這一總模式沒有明確規定具體的物價目標和經濟增長速度目標各為多少，穩住物價和適當的經濟增長速度作為政府的調控目標在不同時期也可能不同，但在一段時期內還是大致穩定的，這是當時計劃經濟的特色。李拉亞在第10章中強調并用預期理論解釋了目標穩定性的重要意義，從而建立了當時中國經濟條件下的彈性通貨膨脹目標制理論。

　　(3)多目標制

　　李拉亞在《通貨膨脹機理與預期》一書的第10章第3節<<政策的目標與手段>>指出：“宏觀經濟政策制定時要考慮許多目標：抑制通貨膨脹，促進經濟增長，維持國際收支平衡，提高經濟效益，調整產業結構等等。這些政策目標并不都是相容的，如抑制通貨膨脹和促進經濟增長之間就存在矛盾，短期內要促進經濟增長就必然會帶來較高的通貨膨脹，而抑制通貨膨脹又將導致經濟增長速度回落。”“制定政策綱領，要兼顧不相容的政策目標。制定反通貨膨脹的政策，必須同時考慮維持經濟的必要增長速度。在一段時間內，政策的著重點有所不同。”“確定政策目標與實施手段，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一般而言，綜合政策效果比單一政策效果要好。綜合政策可分散政策的成本，減少政策的風險，提高實現目標的保險系數。”  現在中國央行[微博]是采用多目標制，但以穩定物價和促進就業(或維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為主，同時也要兼顧其它目標，也就是說，“在一段時間內，政策的著重點有所不同。”

　　(4) 目標制與政策策略和協調預期

　　協調預期涉及經濟人的預期是異質的，而異質預期是中國粘性預期理論的第一條假設條件。李拉亞在討論固定增長率規則時，提出了協調預期的概念：“這一規則的優點是它向公眾明確公布了政府政策的目標，這就有助于消除公眾預期中的不確定性因素，引導大家配合這一目標安排自己的經濟活動，從而減少經濟的波動。由于政府目標不變，政府與公眾就能減輕這類問題的消極影響，大家都按這一目標來預期自己的經濟活動，協調經濟活動。政府遵循這樣的規則，首要條件是政府要有可信度，要說話算數，不要途中變卦 (李拉亞，1991，p.262)。”

　　協調預期的目的是要求公眾預期方向與政策目標方向一致，以提高政策效率和削弱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李拉亞指出：“政策要有效，就要求預期方向與政策目標方向一致，當方向不一致時，政策的效力就會削弱，甚至失敗。要使預期變動方向與政策目標方向一致，就要求一套明確的政策規則 (李拉亞，1991，p.254)。”李拉亞認為：政策規則本身就向公眾提供了較多的政府政策制定的信息，這有利于減少公眾預期的不確定性因素，有助于提高政府的可信度(李拉亞，1991，p.258)。

　　3.在1990年代初期便提出了政策透明的思想

　　李拉亞在研究目標制時，是結合政策透明和預期管理進行研究的。這在1990年代初期，是十分超前的。

　　我們查閱過幾篇歐美經濟學界關于政策透明的論文綜述，政策透明早期思想最早于1986年提出。在1986年至1990年代初期，歐美經濟學界只有為數不多的幾篇論文研究政策透明。大致1990年代中期后，政策透明成為歐美經濟學界的熱點問題。無論新古典經濟理論還是新凱恩斯經濟理論都支持政策透明。政策透明是預期管理理論的重要理論基礎。1990年代中期后，歐美國家央行才開始放棄暗箱操作突然襲擊的政策制定和實施方式，實施越來越透明的政策。

　　李拉亞在1991年已提出了政策透明的一些類似思想。這些思想表現在他的1991年著作《通貨膨脹機理與預期》第255頁至第263頁中，我們摘錄幾段內容，這些內容已經說明為什么要政策透明及怎樣政策透明。“問題的關鍵是，政府怎樣才能讓公眾知道政府目標及其實現目標的手段。并且政府怎樣才能讓公眾相信政府有決心也有能力實現該項目標，而不是半途而廢。”“這一規則的優點是它向公眾明確公布了政府政策的目標，這就有助于消除公眾預期中的不確定性因素，引導大家配合這一目標安排自己的經濟活動，從而減少經濟的波動。由于政府目標不變，政府與公眾就能減輕這類問題的消極影響，大家都按這一目標來預期自己的經濟活動，協調經濟活動。政府遵循這樣的規則，首要條件是政府要有可信度，要說話算數，不要途中變卦。”“如果政府按照一套公開的政策規則辦事，并且堅定不移地執行這套規則，那么政策規則本身就向公眾提供了較多的政府政策制定的信息，這有利于減少公眾預期的不確定性因素，也可以防止政策制定者改變初衷的打算，提高政策的可信度。”這說明，早在1991年，李拉亞就試圖通過公布政策目標和政策規則的方式，以及依靠政府的權威和聲譽，實施透明政策，試圖通過這一透明政策引導公眾配合政府政策，進行預期管理，以達到提高政策效率減少經濟波動的目的，從而也達到減少不確定性的目的。

　　李拉亞在1995年使用了政策透明度這個詞，并明確反對出奇制勝的政策制定方式(美聯儲1994年還是采取出奇制勝的方法制定政策)。“政府制定政策有透明度，有一定規則可循，那么經濟人對政策的反應較為理性，也會表現得有規可循。”“如制定宏觀經濟政策，不能采取出奇制勝的方式，誘使經濟人犯預期錯誤，從而坐收通貨膨脹利益。這種出奇制勝的方式，是不可能持久的。一旦經濟人預期修正，政府最終不會得利，反而受害，并且經濟系統也會出現混亂。后果不是出奇制勝，而是因奇致敗 (李拉亞(1995，第302頁和第353頁))。”

　　4.政策規則

　　中國經濟學界至少在1990年代初期已討論中國的政策規則。李拉亞在《通貨膨脹機理與預期》一書的第10章第4節<<政策信息轉遞與政策規則>>指出：“公眾的預期是受政府政策影響的，一個反通貨膨脹的政策有助于降低公眾的通貨膨脹預期。問題的關鍵是，政府怎樣才能讓公眾知道政府目標及其實現目標的手段，并且政府怎樣才能讓公眾相信政府有決心也有能力實現該項目標，而不是半途而廢。”“如果政府按照一套公開的政策規則辦事，并且堅定不移地執行這套規則，那么政策規則本身就向公眾提供了較多的政府政策制定的信息，這有利于減少公眾預期的不確定性因素，也可以防止政策制定者改變初衷的打算，提高政策的可信度。”

　　李拉亞指出：“由于政府制定政策和執行政策的搖擺性，向公眾傳遞的信息就顯得混雜，公眾預期的形成就會受到影響，捉摸不定的政策也會使公眾預期捉摸不定，這就加大了經濟系統的不確定性因素。”“要消除和削弱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首先就要穩定物價，這樣才能穩住公眾的通貨膨脹預期。”(李拉亞(1991，第254頁，第257頁，第258頁和第266頁))

　　李拉亞還指出：“如果政府能執行穩定的政策操作，可以減少預期突變的可能性。李拉亞(1995，第55頁)”

　　克拉里達、加利與格特勒所發表的《貨幣政策的科學性：新凱恩斯主義觀點》(Clarida，Galí & Gertler, 1999)一文認為，泰勒規則不同于弗里德曼的固定貨幣供應率規則，是一種具有反饋功能的貨幣政策規則。筆者在《通貨膨脹機理與預期》一書中從理論上總結歸納了那時中國政府的貨幣政策制定規則。這一規則可表述為：當價格上升時，會降低經濟增長率和貨幣增長率。當價格下降時，會提高經濟增長率和貨幣增長率。筆者分析了在預期和不確定性作用下，價格、經濟增長和貨幣增長雖存在一種正相關的趨勢性關系，但不存在精確的數量關系，因此，政策決策還需依據判斷做出。筆者還進一步分析了產出缺口和通貨膨脹的理論關系，即存在正的產出缺口時(實際總供給大于潛在總供給)，通貨膨脹率為正。存在負的產出缺口時(實際總供給小于潛在總供給)，通貨膨脹率為負。在中國政府的貨幣政策規則中，沒有用到利率。這是因為，當時利率沒有市場化(即使現在利率也沒有完全市場化)。并且，筆者指出：“政策規則可大致分為有反饋的和無反饋的兩種，這類似于控制論中的閉環系統和開環系統。有反饋的政策規則將依據政策的執行情況和執行結果不斷調整政策的力度，使政策目標得以實現”(李拉亞，1991，p.259)。盡管中國政府的貨幣政策規則在形式上與泰勒規則不同，但有共同特點，當通貨膨脹率上升時，要給經濟增長降溫(歐美國家提升利率，中國政府降低貨幣增長率和經濟增長率)，反之亦然。此外，中國政府的貨幣政策規則也具有反饋功能。

　　李拉亞在《通貨膨脹與不確定性》一書中提出：“傳統的政策理論，多以確定性理論為基礎，先提出政策目標，然后研究達到政策目標的手段及各種手段的力度大小，并由計量模型模擬最佳的政策配套，要求達到目標的條件下，政策成本盡量低。這種政策實施，頗像一個工程項目，按照設計圖紙施工。”而新的考慮不確定性的“經濟政策制定倒是有點像戰爭策略制定。事先有一套戰爭部署，戰斗過程中又不斷根據情況的變化，調整部署。(李拉亞，1995，p.352)”可見，筆者早在1995年已經權衡了貨幣政策的科學性和藝術性問題。

　　(三)投機資本理論研究

　　凱恩斯創立宏觀經濟理論時，是注重投機資本的。在后來經濟學發展中，經濟學家對投機資本的研究長期局限于金融證券領域。明斯基是一個例外，他繼承了凱恩斯重視投機資本的傳統，并且把融資過程和投機資本聯系起來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李拉亞在1990年代初期對投機資本的研究，引起了當時理論界和政策界的注意。1996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開過研究投機資本的會議。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從經濟理論角度研究投機資本已成為一個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的課題，投機資本成為宏觀審慎管理的重要研究內容。

　　這里，我們介紹李拉亞在1990年代初期對投機資本的研究工作。

　　1.對投機資本的估算

　　1993年投機資本已在中國經濟中興風作浪。由于沒有一家機構統計和監察投機資本，李拉亞對當時的投機資本作了估算，并且注意到投機資本有跨市場的行為，認識到投機資本可以對國民經濟形成重大沖擊，產生連鎖反應，其可能導致的后果是嚴重的。李拉亞介紹了美國加州和日本房地產泡沫對經濟的影響，以期能引起經濟理論界和政策界對投機資本的重視。李拉亞研究的主要內容可摘錄如下：

　　“在中國經濟中，出現了一個導致預期突變的新因素，這就是投機資本。投機者的預期較為敏感，對政府的政策變動聞風而動。投機者的預期有可能感染整個經濟系統的預期。(李拉亞(1995,第55頁))”“把上面幾項投機資本加起來，大約有3000億投機資本在市場上興風作浪。而1993年國民生產總值估計約為3萬億。相比之下，投機資本數量已屬不小，并且今后還會有增加的趨勢。并且，現在投機資本的投機對象在分散，搞房地產投機的，也搞期貨投機和股票投機，這有利于分散投機風險，增加盈利的機會。這導致不同的投機市場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如果投機資本集中于一個市場、一種商品，其影響十分大。盡管關于投機資本的數量猜測尚沒有真憑實據，是拍腦袋拍出來的，但與平時聽到的一些消息還是吻合的。(李拉亞(1995,第116頁))”“不過，可靠的數據，還需等待政府部門提供。(李拉亞(1995,第117頁))”

　　2.投機資本對經濟的影響

　　“投機資本出現，導致我國經濟發生兩個深刻的變化。”“一是我國的消費者和生產者經濟頭腦更為復雜，預期意識、不確定性意識均大大增強，對沖擊的反應更為敏感。”“二是由于投機資本的存在，我國經濟中的傳導機制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當投機資本出現后，傳導過程便成為跳躍式的，貸款一增加，產出和價格立即就會作出反應。”(李拉亞(1995,第303頁至第305頁))

　　“在中國經濟中，出現了一個導致預期突變的新因素，這就是投機資本。投機者的預期較為敏感，對政府的政策變動聞風而動。投機者的預期有可能感染整個經濟系統的預期。李拉亞(1995,第55頁)”

　　“人們已經認識到了，在市場經濟中，存在許多高風險的投資，這些投資失敗的可能性較大，但一旦成功，獲利的可能性也較大。這就需要一些甘冒風險的人來投資。因此，投機者對社會是有一定貢獻的。(李拉亞(1995,第110頁))”我們的這一認識，與不完善知識經濟學認為投機者在金融市場中扮演著有價值的角色是類似的(Pistor(2012))。

　　3.對投機資本的宏觀監管

　　李拉亞意思到應有專門機構對投機資本進行統計和研究，即要監察投機資本的行為。“現在，投機資本已成為我國經濟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在1993年的通貨膨脹中，投機資本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瀾作用。可是，至今還沒有一個正式機構去從事投機資本的調查統計，更不要說專門從事投機資本的研究了。(李拉亞(1995,第114頁))”可以看出，李拉亞當時對投機資本的監管意思，是在宏觀范圍的，也就是現在所說的宏觀審慎管理的內容。

　　4.投機資本對房地產泡沫的影響

　　早在1990年代初期，中國就出現了投機資本沖擊市場的情況，特別出現了海南島和北海的房地產泡沫。1993年住房制度還未改革。當時的房地產泡沫主要體現在“樓堂館所”等公共設施上。

　　“有了龐大的投機資本，泡沫經濟才能形成，并且才能對經濟產生較大的影響。(李拉亞(1995,第117頁))”“投機市場上的泡沫現象，如果時間較長，對經濟會產生較大的影響。這方面可見日本的例子和美國加州的例子。如近20年來，美國加州因經濟增長較快，房地產價格不斷上升，形成了一個泡沫，直到90年代，由于美國經濟一直不振，特別是放棄了星球大戰計劃(加州很多高科技工業于此相關)，導致加州經濟不振，人們對加州房地產上升的共同期望終于破滅，加州的房地產價格連年下降，并且下降幅度很大。由于房地產是美國家庭的一大財產，房地產價格大升或大降，意味著家庭財產的大增或大減，這會影響到家庭消費等等。此時，由于炒房地產的人減少，房地產建筑業也受到影響。建筑業又會影響到一系列其他行業。(李拉亞(1995,第120頁))”

　　5.貨幣政策不足以實現金融穩定

　　1995年1月，李拉亞在《通貨膨脹與不確定性》一書中曾指出：“如果在投機市場出現泡沫，如1993年在房地產市場出現泡沫，那么投機性貨幣需求就會大大增加。在貨幣供給總量給定的情況下，投機性貨幣需求會爭奪非投機性貨幣需求的貸款。前者因為獲利高，可支付更高利率(或者給銀行更多好處，包括非法好處)，從而可爭取到更多的貸款。此外，投機者還會以各種折借、集資等等手段籌集到大量資金。這樣，實際物資生產部門面臨資金短缺問題，從而供給受到影響。如果銀行為了保證供給不受影響，就得增加貨幣供給。而增加貨幣供給中，一部或大部又會轉變為投機資本，從而加劇泡沫增大。一旦泡沫最終破滅，銀行也會遭到滅頂之災。”“1993年房地產泡沫給我們的啟示是深刻的。我們不應只從中接受銀行轉入房地產投機的教訓，還應看到銀行即使不轉入房地產投機，也會面臨嚴重的問題。好在1993年貨幣供給還是一種直接的貸款控制，而不是靠利率控制。由于是直接的貸款控制，銀行可以從投機者那里追回部分貸款控制住了這股投機浪潮。這說明，今后銀行除加強利率調控手段外，有選擇的貸款配給控制也不能徹底丟掉。僅靠利率手段，控制不了投機資本的貨幣需求。投機資本的出現，增加了銀行貨幣控制的難度。對投機資本的貨幣控制過松，會刺激泡沫的出現。對投機資本控制過緊，又有可能導致投機市場的崩潰。如何防止生產部門的貨幣流向投機市場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目前還沒有找到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李拉亞(1995,第185頁至第186頁))”

　　可見，中國經濟理論界早就認識到貨幣政策對治理泡沫無力，提高利率對治理泡沫無效。在存在泡沫時，貨幣政策不足以實現金融穩定，一旦泡沫破滅，金融系統會遭到滅頂之災。央行貨幣政策(如利率政策)和有選擇的貸款配給政策(以色列央行行長現在當了美聯儲副主席，他把有選擇的貸款配給政策作為宏觀審慎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Fischer(2014)))應該并用，這也屬于央行政策兩分法的一種思想萌芽。而歐美經濟學界是在2008年危機后認識到這一點。Svesson(2011)指出“危機的啟示：單靠實現物價穩定來實現金融穩定是遠遠不夠的，利率政策不足以實現金融穩定，必須有一個獨立的金融穩定政策加以保證。”

　　李拉亞的上述理論，是在宏觀經濟層面，分析央行難以阻止貨幣供給總量中投機性貨幣需求部分不斷增加，得出泡沫難以治理的結論。作為對比，明斯基是在微觀經濟層面，分析公司因追求高利潤，其融資結構中投機資本比重不斷增加，得出金融系統難以穩定的結論。泡沫難以治理和金融系統難以穩定，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故這兩種理論可以互為補充，并有內在聯系。明斯基理論的公司融資結構中投機資本比重上升，在宏觀層次上表現為投機性貨幣需求部分占貨幣供給總量比重不斷上升，也就是李拉亞所說的貨幣供給總量中投機性貨幣需求部分不斷增加。

　　此外，從上面的論述中還可以看到，李拉亞從投機資本的角度，研究了金融領域與實際經濟的聯系，認為金融領域的投機資本增長會導致實際經濟的資金緊張，從而會減少供給。

　　(四)對宏觀審慎管理的其它研究

　　除了上面對投機資本的研究外，李拉亞還在1990年底初期對宏觀審慎管理的一些問題做過研究。

　　1.用粘性預期理論解釋了順周期行為(但沒使用順周期這個詞)

　　“1.預期是誘導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由于預期的粘性性質，在通貨膨脹的初始階段，貨幣增長對物價增長的沖擊遲緩下來，出現一種市場繁榮、購銷兩旺、經濟增長、人民收入增加的虛假繁榮局面。正因為這樣，當經濟步入通貨膨脹軌道時，政府看到的是經濟蒸蒸日上的景氣景象，此時政府并不急于制止通貨膨脹。”“2.在通貨膨脹發展一段時期后，預期將會粘在較高的水平上，它又起到阻止通貨膨脹下降，并對通貨膨脹上升推波助瀾的作用。”“3.當經濟進入谷底，預期也終于被拉下后，又會出現預期陷阱效應。此時，政府試圖啟動經濟，增加貨幣投放，但多投入的貨幣都被預期陷阱所吸收，變成庫存資金積壓起來。(李拉亞(1991，第240頁至241頁))”李拉亞(1995)提出信息混淆情況下公眾易犯兩種預期錯誤(見該書第337頁)：“在信息嚴重混淆的情況下，面對貨幣供給增加，經濟人可能會犯兩類判斷錯誤。第一類判斷錯誤是把名義貨幣收入增加判斷為實際貨幣收入增加。”“第二類判斷錯誤是把實際貨幣收入增加判斷為名義貨幣收入增加，這會減弱貨幣對產出的影響。第一類判斷錯誤是預期粘在較低水平上的情況。第二類判斷錯誤是預期粘在較高水平上的情況。”從周期角度看，第一類判斷錯誤易發生在經濟擴張期，會起到刺激經濟進一步擴張的作用。第二類判斷錯誤易發生在經濟收縮期，會對經濟下滑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2.研究了逆周期調節并提出了逆周期調節可能導致的問題

　　李拉亞在《通貨膨脹機理與預期》一書(第260頁至第263頁)指出：“有一種可稱之為反周期的方法，當總需求大于總供給，拉下總需求；而當總需求小于總供給時，便刺激總需求。這可稱之為削高填低。”“但是反周期的金融政策和財政政策也存在問題。貨幣供給對經濟的影響需要經過一段時間，這種滯后的時期長度受到預期影響，預期粘性的改變又是不確定的，這就可能發生時間錯位反應。這可表示為，貨幣的滯后可能導致貨幣的刺激或抑制作用姍姍來遲，試圖拉上總需求的貨幣擴張政策可能在總需求萎縮已經過去繼而總需求擴張已經來臨時才起到作用，這就起到刺激經濟活動擴張的作用，加劇了經濟的波動。”“反周期方法的另一個問題是，當刺激經濟增長時，由于預期粘性及價格粘性的作用，政府易刺激總供給使之達到潛在總供給水平以上，此時供給明顯增加而價格并未明顯提高，若政府樂此不疲，接踵而來的就是新一輪通貨膨脹。”“由于反周期政策的上述潛在危險，我國經濟學家們現在又轉向實行一種消極的方法，以不變應萬變。這就是前面所說的，從不變的穩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出發來調節貨幣供給及配給限制。”“我們認為。穩定經濟增長速度，需首先穩定貨幣供給的增長率。這也就是說，通過穩定貨幣供給增長率來起到穩定經濟增長率的作用。”“由于經濟系統的不確定性及經濟系統內在的擴張機制的作用，我們也可采用反周期的計劃政策和財政政策與穩定貨幣供給的金融政策配套，盡量消除經濟系統的波動。這是一種以金融政策為主，計劃、財政政策為輔的管理宏觀經濟的方法。”

　　3.國家債務

　　這次金融危機觸發了歐美國家的債務危機。因此，宏觀審慎管理也要考慮債務導致的系統風險。李拉亞當時也認識到債務問題的重要性，認為中國今后有可能面臨債務失控的危險。“今后，銀行將采用公開市場業務，準備金率，再貼現率三大手段調控金融市場，財政赤字又不再走透支的路子而走發國庫券的路子，財政銀行兩家在赤字問題上就不再是利益沖突，而是利益一致了。這頗像美國經濟中赤字問題。美國經濟中出現天文赤字，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對赤字的內在制約機制。歷屆美國總統，競選時都主張限制赤字，至少不公開宣布搞赤字財政政策，可上任后都增加了赤字。原因就在于增加赤字阻力最小，而削弱財政支出則困難重重。中國今后會不會像美國那樣，出現赤字失控的情況？這是令人擔憂的。我相信，今后數年內，赤字有益論和赤字有害論的爭論遲早會出現。(李拉亞(1995,第312頁))”

　　4.提出不確定性問題的重要性

　　“在任何一種經濟系統中，都存在不確定性的影響。每一種經濟制度，都有限制不確定性影響的某些功能。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采用保險、期貨交易、遠期合同和一定程度的國家干預來限制不確定性的影響。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則采用計劃手段來限制不確定性的影響。”“我們正處于對不確定性影響的限制手段較少的狀態，政府的宏觀調控，常被突如其來的不確定性沖擊所干擾。研究不確定性，已是實踐的迫切需要，是經濟學家不可推辭的責任，是歷史賦予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李拉亞，1995，第IV頁)” “不確定性不僅與通貨膨脹有密切關系，事實上，它是影響經濟系統的重要變量之一。(李拉亞，1995,第25頁)” “經濟體制改革，物價放開，金融市場建立，對外開放四個方面的不確定性問題，是中國經濟中不確定性問題的大背景。(李拉亞，1995,第27頁)”

　　5.不確定性的測定

　　李拉亞(1995，第90頁至第91頁)設計了一個反應價格系統不確定指標。李拉亞(1995，第174頁至第178頁)建立了現金與存款比重的理論分析模型，由此比重測度不確定變化。

　　李拉亞(1995，第178頁至第179頁)用1980年到1992年的年度數據測度了這十三年這一比重的變化情況。李拉亞(1995，第303頁至第304頁)用1993年月份數據測度了1993年從一月份到十二月份這一比重的變化情況。

　　6. 經濟理論繼預期革命之后還會出現一個不確定性革命嗎？

　　“令人驚奇的是，盡管理性預期理論問世之初就已注重信息混淆問題，但理性預期理論卻沒有把不確定性作為內生變量看待，不確定性沒有得到預期那樣的同等待遇，頗有厚此薄彼之感。從理論發展史的角度看，這意味著什么？是否意味著一種把不確定性作為內生變量的理論正在等待時機破土而出？經濟理論繼預期革命之后還會出現一個不確定性革命嗎？(李拉亞，1995，第12頁)”“中國經濟理論界對不確定性的研究還相當薄弱，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不確定性也會像預期理論一樣，推動經濟理論發展，并把通貨膨脹理論提高到一個新的層次上。(李拉亞，1995,21頁)”“不確定性不僅與通貨膨脹有密切關系，事實上，它是影響經濟系統的重要變量之一。(李拉亞，1995，第25頁)”

　　現在看來，答案已經很明顯了，宏觀審慎管理已把不確定性作為內生變量看待，宏觀審慎管理理論就是李拉亞期望的經濟理論的不確定性革命。

　　7.不確定性模型

　　李拉亞在建立考慮不確定性影響的模型時，既考慮預期也考慮不確定性，也就是說，在方程式中數學期望和方差都應作為運算符。而無論新古典經濟理論模型還是新凱恩斯經濟理論模型中，均只使用數學期望作為運算符。李拉亞(1995，第59頁至第61頁)嘗試建立了一個即包括數學期望運算符又包括方差運算符的經濟數理模型。

　　李拉亞著《通貨膨脹機理與預期》一書獲1992年度第5屆孫冶方經濟科學著作獎。因此，李拉亞提出的粘性預期理論早已獲得中國經濟學界的認可。 在該書中，李拉亞系統提出了粘性預期理論及其相應的預期管理理論。李拉亞著《通貨膨脹與不確定性》一書中的一些研究涉及宏觀審慎管理理論，如對投機資本的研究。作為對比，國外經濟學家直到2001年后才正式提出類似的理性疏忽理論、粘性信息理論、粘性預期理論和預期管理理論。其中，理性疏忽、粘性預期和預期管理理論于1998年非正式提出過。中國粘性預期理論能早于歐美經濟學界提出類似的經濟概念和理論，是可貴的。然而，李拉亞是在1990年代初期和中期提出的這些理論，不可能像現在歐美經濟學界的類似理論那樣成熟，那樣系統和那樣深入。

　　中國粘性預期理論問世之初就影響了政府的政策制定。政府于2007年提出穩定通貨膨脹預期的政策方針和2009年提出的管理通貨膨脹預期的政策方針，均在中國粘性預期理論的有關著作中予以研究過。央行現在高度重視的宏觀審慎管理理論的一些內容也在中國粘性預期理論的有關著作中予以研究過。

　　鑒于中國粘性預期理論的學術成就和政策影響，推薦該理論參選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

　　注：“推薦理由”中提及的非本理論貢獻人文獻如下

　　周小川，2011：《金融政策對金融危機的響應——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的形成背景、內在邏輯和主要內容》，《金融研究》第1期。

　　Carroll, C。(2003)， “Macroeconomicexpectations of households andprofessional forecasters”， Quarterly Journal ofEconomics 118(1)：269-298.

　　Carroll, C. (2005)， “Theepidemiology of macroeconomicexpectations”， In: Blume& Durlauf(eds。)， TheEconomyas an Evolving Complex System, III. Oxford UniversityPress。

　　Clarida, R., J.Galí &M.Gertler(1999)， “The science of monetary policy: A New Keynesian perspective”，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7:1661-1707.

　　Fischer(2014)，“Financial SectorReform: How Far Are We?”http://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speech/fischer20140710a.htm。

　　Gali, J. & M.Gertler (1999)， “Inflationdynamics: A structuraleconometric analysis”， Journal ofMonetary Economics44:195-222.

　　Krugman, P.R。(1998)， “It’s baaack：Japan’sslump and the return of theliquidity trap”， BrookingsPanel on Economic Activity。

　　Mankiw, G.N. & R.Reis(2002)， “Sticky information versus stickyprices: A proposal to replace thenew Keynesian Phillips curve”， Quarterly Journal ofEconomics 117:1295-1328.

　　Minsky H.P。(1986)，“StabilizingAn Unstable Economy”， Yale University Press。

　　Morris, S. &H.S.Shin(2008)， “Coordinating expectations in monetarypolicy”， in: J-P. Touffut (ed。)， Central BanksasEconomic Institutions, Edward Elgar。

　　Pistor,K。(2012)，“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Regulating Financial Markets,”Columbia Law School Public Law & Legal Theory Working Paper 12-304, June。

　　Roberts, J.M。(1998)， “Inflationexpectationsand the transmission of monetary policy”， FederalReserveBoard FEDS Working Paper No.1998-43.

　　Sheedy, Kevin D., (2005)， “StructuralInflationPersistence,”working paper, Cambridge University。

　　Sims, C.A。(1998)， “Stickiness”，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49(1)：317-56.

　　Sims, C.A。(2003)， “Implicationsof rational inattention,” Journal of MonetaryEconomics, 50(3)， pp. 665-90.

　　Svensson, LarsE.O。(1997)，“Inflation Forecast Targeting: Implementing and Monitoring InflationTarget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1: 1111-1146.

　　Svensson,Lars E.O.,(2011)，“MonetaryPolicy after the Crisis,” Speech at the Federal ReserveBank of San Francisco, November 29, 2011, www.larseosvensson.net。

　　注：“推薦理由”中提及的非本理論貢獻人文獻如下

　　六、文獻與材料目錄

　　1.李拉亞，1991：《通貨膨脹機理與預期》，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李拉亞，1995：《通貨膨脹與不確定性》，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3.李拉亞，1989，《通貨加劇是預期影響，物價上漲有心理因素》，載《經濟參考報》1989年3月28日。

　　4.李拉亞執筆，1989，“我國通貨膨脹的綜合治理問題”，載《經濟研究》，第3期，第3頁—第10頁。 這是國家信息中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聯合課題組集體創作，李拉亞任組長和執筆。這篇論文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織討論的4篇論文之一。該文被美國商業部譯成英語刊登于其資料集。

　　5.李拉亞，1989，“預期理論對我國經濟學未來發展的影響”，載《經濟研究》，1989年第5期。

　　6.李拉亞，1993，“具有理性預期的非線性系統的行為分析”，載《經濟研究》，第2期，第38頁—第40頁。 。

　　7.李拉亞，1994，“預期與不確定性關系研究”，載《經濟研究》，第9期， 第12頁—第19頁。該文后收入三聯出版社1994年論文集。

　　8.李拉亞，2011，“理性疏忽、粘性信息和粘性預期理論評介”，《經濟學動態》2011年第2期，117-124頁。

　　9.李拉亞，2011，“預期管理理論模式述評”，《經濟學動態》2011年第7期，113-119頁。

　　七、主要理論材料部分掃描件

　　略。(如需查閱原件請與秘書處聯系)

　　新浪聲明：所有會議實錄均為現場速記整理，未經演講者審閱，新浪網登載此文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