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候選理論名稱

　　三元經濟結構理論

　　二、主要貢獻人(按姓氏筆畫排序)

　　李克強、陳吉元、胡必亮

　　三、推薦人/推薦機構

　　投票揭曉前保密

　　四、理論概述

　　三元經濟結構理論認為：在我國經濟發展與轉型的一定時期，由于制度方面的制約，如城鄉戶籍制度的制約、勞動力市場的城鄉分割等，加上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城市工業化依靠國家力量所建立的主要是資本密集型工業，其吸收勞動力的能力非常有限等多種因素的共同影響，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對于我國這一特殊轉型時期的經濟發展實踐并不適用，而是需要在揚棄劉易斯模型的基礎上根據我國經濟發展與改革的歷史進程，建立起三元經濟結構體系，先完成從典型的二元經濟向三元經濟的轉型，然后在三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再向城鄉一體、城鄉融合的一體化經濟轉型。

　　我國的三元經濟結構指的是由仍然比較傳統的農業、以鄉鎮企業為代表的農村工業和城市現代工業所構成的三元經濟結構體系。在這樣的三元經濟結構體系下，由于以上所提及的各種因素的影響，農業剩余勞動力往往會從農業經濟部門主要地轉移到農村地區以工業經濟為主的鄉鎮企業部門，而不是也不可能主要轉到城市現代工業部門。一旦通過鄉鎮企業的大發展而積累了相當雄厚的資本、培育了比較成熟的產業工人、拓展了城鄉市場、推進了市場化進程、城鄉隔絕局面得以改變后，三元經濟所承擔的歷史任務得以完成，我國經濟就會逐步地從三元經濟逐漸向統一的城鄉一體化的一元經濟過渡，最終實現我國經濟的現代化轉型。

　　從三元經濟結構理論中所得出的政策建議主要包括：(1)大力扶持鄉鎮企業的發展，促進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鄉鎮企業轉移，讓我國農民在市場扭曲、制度制約環境中盡快和盡可能多地進入到農村工業化過程中；(2)通過發展鄉鎮企業，積累農村工業發展資本，同時通過社區化機制實現“以工補農、義工建農”，支持農業發展；(3)加強城市工業與農村工業之間的互利合作，加強農村工業與城市工業之間的聯系，逐步實現城鄉工業的一體化發展；(4)通過農村工業的適度集中發展，帶動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就地轉移，促進農村小城鎮建設，推進我國的鄉村城鎮化進程；(5)深化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將鄉鎮企業的市場化機制引入城市，促進我國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三元經濟結構理論認為，從我國實際出發，在相當長歷史時期通過構建三元經濟結構而不是照搬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式，有利于更快、更多地吸收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有利于促進我國農業與工業的協調發展，有利于促進我國農村工業與城市工業的協調發展，有利于避免大量勞動力短期內涌入城市而出現“貧民窟”現象，加劇“城市病”問題，有利于加快我國經濟從二元結構向城鄉均衡的一元結構的轉換而不是延遲這種轉換。

　　五、推薦理由

　　由于歷史、政治等原因，我國在相當長一段時期都是向前蘇聯學習的，實行的是蘇聯模式，譬如說中國共產黨是通過武裝奪取政權方式而建立新中國的，建國后的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我國都面臨著十分嚴峻的國際環境，與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大國、強國的關系都很緊張，五十年代末又與前蘇聯關系破裂。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從事社會主義現代工業建設和國家經濟建設，我國在建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沒有也不可能將如何建設一個完善的市場體系放到首要位置，而是首先通過國家強制的方式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然后通過建立城鄉之間嚴格的戶籍制度而將農村人口和勞動力固定在農村地區，通過政府定價和不平等的城鄉商品貿易(通過“剪刀差”方式)積累我國城市現代工業發展所需的原始資本積累。

　　因此，新中國成立后，盡管我國也存在劉易斯所提出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的三個假設條件，即二元結構、勞動力無限供給和工資水平很低且維持不變，但根據當時我國的整體經濟與政治發展戰略，最重要的并不是讓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而是繼續留在生活成本比較低廉的農村地區，以便更好地為城市工業發展提供資本積累。而且，由于當時我國從整體上處于市場缺位狀態，加上戶籍制度所造成的城鄉隔絕等制度障礙，無限供給的勞動力即使其邊際生產率為零，也不可能從傳統的農業部門轉移出來而被城市工業部分所吸收。那么，如何解釋我國在這樣的特定歷史條件下出現的問題呢？三元經濟結構理論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價值與意義。

　　首先，三元經濟結構理論屬于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創新，是我國經濟學家根據我國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所表現出的基本特征所提出的一種新理論。同時，這一理論又具有國際可比性，因為它是針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瑟·劉易斯(W. Arthur Lewis)所提出的二元經濟結構(發展)理論而創立的一種能更好地解釋我國特定歷史時期經濟發展與轉型特征的新的發展經濟學理論。

　　李克強在1991年第3期的《中國社會科學》雜志上以《論我國經濟的三元結構》為題，系統地論述了為什么我國不可能直接從傳統農村社會轉型到現代工業社會，而必須經歷一個農業部門、農村工業部門與城市工業部門并存的三元經濟結構時期的問題。他詳細分析了三元經濟結構在我國形成的客觀條件、意義及其相互關系。他特別強調，由二元經濟結構轉向三元經濟結構，并不意味著距離我國國民經濟結構的一元化道路更漫長了，而是加快了結構轉換的進程。他還分析了推動三元經濟結構向一元經濟結構轉換的條件，指出了鄉鎮企業在一定歷史時期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其發展趨勢。他也基于其三元經濟結構理論分析，有針對性地提出了促進三元經濟向一元經濟轉換的政策建議。

　　李克強在論文中明確指出，由于我國的城鄉分割體制與制度，“農村人口不可能大量地流向城市……興辦鄉鎮企業就成了農民進入非農產業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選擇”；他認為，如果不顧我國國情而一味地按照劉易斯的“兩部門經濟發展理論”來推進我國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話，很可能會帶來嚴重的“城市病”，形成“城市貧困社會”，“反而會增加二元結構轉換的復雜性”。因此，他認為“在中國直接由二元結構向一元結構轉換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建議首先要“將注意力轉向農村，就地實現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從而使中國農村工業部門逐步生成”而“走從農業部門到農村工業部門再到城市工業部門的轉移路線，因此，走三元化道路就成為中國國民經濟結構轉換的唯一選擇”。

　　胡必亮于1992年在《農村經濟與社會》第2期上發表了《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地域轉移與中國的城市化道路選擇》一文，對于“為什么發達國家能通過城鄉移民的方式順利地解決農業剩余勞動力問題而發展中國家就不行”的問題進行系統分析后認為，由于“工業化道路偏差、城市化道路偏差、勞動力供給與需求偏差、移民方式偏差”等因素的影響，劉易斯給我們建立的只是一個“關于農業剩余勞動力地域轉移的‘理想’模式，但從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城市不可能將農村中的剩余勞動力吸收完畢。從這一點出發，托達羅提出了主要通過農業及農村發展來解決農業剩余勞動力并盡可能把他們留在農村的建議，但由于發展中國家的農村發展長期處于低質狀態，加上政府普遍實施‘城市偏好’政策，致使發展中國家的農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城市崇拜’心理，這種心理支配著他們不斷地繼續涌向城市。中國農民在這種‘二者必居其一’的選擇中卻找到了均衡。他們將就地轉移與異地轉移結合起來，將向城市轉移與向其他農村地區轉移結合起來， 從劉易斯美好的幻想及托達羅精辟的預言中走出了一條自己獨特的、將就地轉移與異地轉移、向城市轉移與在農村就地消化相結合的農業剩余勞動力地域轉移的新路”。這為他和陳吉元教授于兩年后通過構建一個新的三元經濟經濟結構模型并用以分析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提供了基本思路。

　　陳吉元和胡必亮教授聯名發表于《經濟研究)1994年第4期的文章《中國的三元經濟結構與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在理論方面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對我國三元經濟結構產生的制度背景、運行機制、三元經濟之間的基本經濟流程做了分析；二是對三元經濟結構背景下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機制進行了詳盡分析，重點對我國農村工業吸收農業剩余勞動力的機制與潛力做了理論上的探討，并得出了比較樂觀的結論。該項研究表明，通過在農村發展鄉鎮工業而在我國形成“三部門經濟結構”而不是劉易斯所提出的“兩部門經濟結構”，既有利于完成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也有利于促進農業的可持續健康發展，還有利于加強與城市以工業為主的經濟部門的聯系，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促進以鄉鎮企業的市場化運行為特征的市場化力量的不斷擴張，最終有助于加速推進我國經濟從二元經濟經過三元經濟后最終實現城鄉均衡的一元經濟體系。

　　總之，李克強的論文與陳吉元和胡必亮的論文都比較系統地闡釋了三元經濟結構在中國出現與發展的歷史必然性，比較深刻地揭示了我國三元經濟結構運行與我國城鄉經濟協調發展之間的互動機制與相關關系，比較準確地把握住了我國轉型期經濟發展的特征，并從現實出發，提煉上升到了理論分析的層次與高度，為正確解釋我國經濟發展與轉型從改革開放以來不斷取得成功提供了一個創新的理論視角，而且其理論分析到達了比較高的高度與水準。

　　其次，三元經濟結構理論的基本思想已被我國經濟發展實踐所證明，而且迄今為止的我國經濟轉型與發展的基本經驗與做法也得到了世界的充分肯定與好評。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存在著一個轉型的問題。思考問題的方式不同，運用的理論不一樣，采取的策略各異，最終的結果也大不相同。譬如說，俄羅斯的轉型采納了“休克療法”的思路與做法，而我國走的是一條“漸進式道路”改革與轉型道路。為什么我國的“漸進式”改革與轉型之路能夠取得成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從實行改革開放初始，我國就開始探索從傳統的、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向三元經濟結構的轉型，并采取了許多政策措施促進三元經濟的發展，鄉鎮企業在傳統農業與城市現代經濟部門的夾縫中得以快速成長。這不僅使我國的經濟增長一直保持在一個很穩定的高速增長的水平，更重要的是鄉鎮企業的市場化取向及其發展對城市以國有經濟為主和對農村以集體經濟為主的體制與制度都形成了強有力的沖擊，最終在我國經濟市場化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引領與導向作用。正是由于這樣一個重要原因，我國實施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持續保持了不斷穩中有升的勢態，而且市場化改革也不斷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可以從相當成都上講，我國的三元經濟結構是支撐我國漸進式改革與轉型發展到目前為止比較成功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

　　再次，作者的有些研究方法值得充分肯定。譬如說，胡必亮從1992、1993、1994年間基本確立了關于三元經濟結構的分析思路后，就開始從陜西、山西、湖北、浙江、廣東五個省選擇了5個村莊進行實地跟蹤調研，到目前為止已經跟蹤從事實地調研整整20年了，連續觀察這些村莊是否能夠在三元經濟結構理論框架下通過發展鄉鎮企業而走出一條繁榮富強的新的發展道路。結果表明，5個村中的2個村非常成功地完成了其轉型發展的任務，不僅現代工業得到了快速發展，整個社區也實現了城鎮化轉型，農民收入大幅增加。這些事實充分說明了三元經濟結構理論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基于這5個村的實證調查，胡必亮先后出版了《中國村落的制度變遷與權力分配 – 陜西省商州市楊峪河鄉王墹村調查》(山西經濟出版社1996年版)、《中國鄉村的企業組織與社區發展 – 湖北省漢川縣段夾村(福星村)調查》(山西經濟出版社1996年版)、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RuralDevelopment(英國路特里奇出版社2007年英文版)、《城鎮化與新農村

　　– 浙江省項東村案例研究》(重慶出版社2008年版)、《工業化與新農村

　　– 山西省屯瓦村案例研究》(重慶出版社2010年版)、Chinese Village, Global Market(帕爾格雷夫-麥克米倫出版公司2012年版)、《雁田新治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等獨著作品和許多相關論文。胡必亮的這種跟蹤調研工作目前仍然在繼續推進中。

　　最后，三元經濟結構理論的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以及三位作者在這方面的貢獻已經在學界得到了公認的肯定。李克強的論文獲得了孫冶方經濟科學1996年度(第七屆)論文獎，陳吉元和胡必亮合著的論文也在更早一屆獲得了孫冶方經濟科學1994年度(第六屆)論文獎。胡必亮在浙江項東村的調查研究成果獲得了2006年度的第十二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胡必亮基于5個村的實地調研結果所寫成的英文專著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Rural Development獲得了2008年度第二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胡必亮和陳吉元主持的基于五個村莊實地調查結果所寫成的叢書《當地中國的村莊經濟與村落文化》獲1997年度第三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胡必亮、劉強、李暉基于四個村的實證調研成果獲得了“第三屆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獎專家提名獎”；胡必亮關于浙江省項東村的案例調查報告和關于山西省屯瓦村的實證研究報告也分別獲得了“第二十二屆全國城市出版社優秀圖書二等獎”和“第二十四屆全國城市出版社優秀圖書二等獎”。這些都從一個方面說明了我國經濟學界對這一具有創新價值的理論及其學術貢獻以及對作者深入實際、踏實調研的研究方法的充分認可。

　　六、文獻與材料目錄

　　1、 陳吉元、胡必亮、趙燕青，《關于解決農民進城問題的對策建議》，《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機密)》，1989年第46期。送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國家主席、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人大委員長、副委員長，政協主席、副主席，中央辦公廳、中央宣傳部，國務院辦公廳及有關部委。

　　2、 陳吉元、胡必亮，《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分層轉移與綜合開發》，《經濟研究參考資料》，1989年第123期。

　　3、 陳吉元主編，《鄉鎮企業模式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

　　4、 陳吉元、胡必亮，《關于解決農村勞動力問題的對策》，《改革與理論》(河南)，1990年第3期。

　　5、 胡必亮(執筆)，《我國鄉鎮發展研究》，《管理世界》1990年第4期。

　　6、 李克強，《論我國經濟的三元結構》，《中國社會科學》1991年第3期。

　　7、 陳吉元主編，《論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經濟管理出版社，1991年。

　　8、 胡必亮，《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地域轉移與中國的城市化道路選擇》，《農村經濟與社會》，1992年第2期。

　　9、 胡必亮、馬昂主，《城鄉聯系理論與中國的城鄉聯系》，《經濟學家》，1993年第4期。

　　10、Ebel Wickramanayakeand Hu Biliang: Emergence of Rural Industrial Township Enterprises in China,HSD Working Paper No.42, March 1993, Bangkok, Thailand。

　　11、Chen Jiyuan and HuBiliang: China’s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Surplus Labor Transfer,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Post-Reform China, 19-22 October 1993, Jointly organized by Asian Regional Teamfor Employment Promotion (ARTEP) in collaboration with Swedish agency forResearch Cooperation (SAREC)， The Stockholm School of Economics (SSE) and The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China。

　　12、陳吉元、胡必亮，《中國的三元經濟結構與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經濟研究》，1994年第4期。

　　13、陳吉元、胡必亮，《農村人口流動與農業及農村的可持續發展》，《經濟縱橫》(吉林)，1995年第11期、第12期。

　　14、胡必亮、鄭紅亮，《中國的鄉鎮企業與鄉村發展》，山西經濟出版社，1996年5月。

　　15、胡必亮、胡順延，《中國鄉村的企業組織與社區發展》，山西經濟出版社，1996年。

　　16、胡必亮，《中國村落的制度變遷與權力分配》，山西經濟出版社，1996年。

　　17、陳吉元、胡必亮主編，《當代中國的村莊經濟與村落文化》，山西經濟出版社，1996年。

　　18、胡必亮，《發展理論與中國》，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

　　19、胡必亮，《究竟應該如何認識中國的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中國農村經濟》，2003年第8期。

　　20、胡必亮，《中國的跨越式發展戰略》，山西經濟出版社，2003年。

　　七、主要理論材料部分掃描件

　　略。(如需查閱原件請于秘書處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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