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金光經濟學講席教授張維迎。（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劉海偉攝）

　　新浪財經訊 2015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于3月26日-29日舉行。在題為“經濟學家談經濟：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分論壇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金光經濟學講席教授張維迎表示，我覺得中國政府必須廢除GDP增長目標，如果這個GDP增長目標不廢除的話，給我們帶來一系列問題，包括環境污染，好多地方為了增長然后就破壞環境，生產的好多東西毫無用處，但是放在那兒，還有對人權破壞，好多地方為了增長他要拆遷，人不走他有強制的方式。

　　以下為實錄：

　　主持人：張維迎剛出了一本經濟書叫《市場的邏輯》，這幾個專家好象在討論2009年世界金融危機，他都是假設當初讓雷曼兄弟倒臺是錯誤的決定，他們已經這么說了，但是我也看過鮑爾森的書，他不承認那是個錯誤，但是我想問你，從你那本書叫《市場邏輯》里頭還是回到我最早的問題，寬松、救，這個問題怎么看，就是大家不愿意受苦了，曾經也有一度我記得是美國，到全世界各地都說你們出現問題，你得勒緊褲腰帶，但是現在出了問題好象到外面吃頓魚翅，日子過得更好了。

　　張維迎：首先我們應該分兩類的不確定性，一類叫自然的不確定性，另一類是人為的不確定性。人為的不確定性其實就是我們人類自己的認知錯誤，我們的政策錯誤，至少從短期來看，我們經濟面臨的主要不確定性是我們人造的不確定性，而人造的不確定性主要來自政府的政策，特別是政府的貨幣政策。回到你剛才講的2009年、2008年的危機，為什么發生這個危機？還沒有得到一個共同認可的結論，在我看來，那個危機本身就是政府政策造成的，而政府應對危機的政策又會造成新的不確定因素，這是沒有辦法去預測的。

　　有時候因為政府已經犯了一個錯誤，它必須用另外一個錯誤掩蓋這個錯誤，但掩蓋錯誤的方式就會制造未來新的錯誤，我想無論美國的政府還有其他國家的政府，都有這樣一種問題。我想包括我們中國，我們現在可以看得清楚，2008年、2009年，如果中國當時不采取那么強的刺激政策的話，中國今天面臨的困難我覺得應該比那時候小得多，像我們今天面臨的好多所謂的產能過剩，這些東西都是那時候給進一步強化的。

　　回到市場的邏輯，我想解決不確定性是要靠企業家，如果政府試圖干預企業家的行為，政府認為自己可以用政策去解決的話，只能導致更多的不確定性，我們人類沒有辦法真的解決這些不確定性，然后我們經濟學家也一樣，我們經常想出一些預測，但是基本上能預測準確的東西都是沒有意義的東西，而真正有意義的，我們是沒有辦法預測的。好比我們預測中國的經濟2015年增加多少，有人說增加了7.1%，有人說增加了6.9%，有人說增加7%，我不認為這有什么，就是6.9和7.1有什么真的不一樣，我認為你在中國情況下，你要預測中國經濟增加多少的話，你就按照總理的報告是多少就預測多少，那是發生錯誤可能性最小的一個預測，這個因為有兩個原因，它本身經濟的發展有一個連續性，它下降有個連續性，另外我們也知道，在中國的情況下，一旦我們定了一個目標的話，我們看達不到這個目標我們會盡一切努力一定讓它差不多達到這個目標，做得好看一點，當然可能我們會對未來的經濟帶來更大的麻煩，所以我個人認為，我覺得一個國家不應該制定一個經濟增長的目標，如果它制訂了這個經濟增長的目標，其實就會使得經濟出現太多的波動，就人為的波動，我們還是讓市場，讓它自然的力量，按企業家的這種精神去做，哪一天我們有了新的技術，我們就會有很好的增加，如果我們長期沒有新的技術，我們就會長期在一個比較低的地方。

　　主持人：張維迎你給評論一下潛在增長率，基本上這五六年時間快滑到底了，但是還有一個問題是改革的問題，就是咱們總理，咱們中國的政府不斷的在說改革釋放紅利，這里頭包括增長紅利，你怎么看這個問題？

　　張維迎：我還是先重復一下Paul  SHEARD剛才講的，我覺得中國政府必須廢除GDP增長目標，如果這個GDP增長目標不廢除的話，給我們帶來一系列問題，包括環境污染，好多地方為了增長然后就破壞環境，生產的好多東西毫無用處，但是放在那兒，還有對人權破壞，好多地方為了增長他要拆遷，人不走他有強制的方式，這個后果太嚴重，而且GDP增長目標實際上是計劃經濟的產物，也就是中國盡管改革了37年，我們仍然今天保留著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基本思想，這個必須改變。

　　我可以提醒大家，像樊綱剛才講到，在八十連續的時候，凡是中國經濟增加超過6%的時候，中央領導都特別擔心，說太高了，一定要往下壓，而且中央政府一直在擔心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到2008年之后完全逆轉過來了，我們現在是低于8%就擔心，并且中央政府出了好多鼓勵地方政府不斷的去投資。

　　前一陣我們所有的計劃做的都是有問題的，未來中國的增長我認為它肯定要往下降，從一個超感性的經濟走向自我要創新的經濟，我覺得6%也挺好的，甚至5%可持續的話也挺好，人為的非要把它達到某一個高的水平就會帶來一系列的問題。我們剛才已經談到，不論是6%、7%、5%，最后貨幣的增長一定是失敗的增長，是低質量的增長，我們要靠創新，要靠企業家精神，而企業家精神和創新說來復雜，其實也很簡單，就是要兩個東西，第一是自由，第二是法制，有了自由有了法制之后，世界上還有好多聰明的人，他們會想怎么去創造他自己的市場，所以我說改革的重點還是廢除各種各樣的政府審批、政府管制，借著獨立的司法體系，真正按照憲法，按照法律來治理這個國家。

　　目前像我剛才講的，我們大量的不確定性全是與政府相關的，這又回到一個問題，就說如果企業家，企業家總是成天在猜政府政策是什么的話，這就說明我們對經濟的環境是有問題的，在座的我知道有好多國外的企業家，我有這樣一個判斷，如果一個企業家主要是根據宏觀貨幣政策去測的話，他一定不是最好的企業家。喬布斯從來不關心什么貨幣政策，真正的企業家、最偉大的企業家真正關心說我怎么能創造出一個東西來，這個東西消費者會買單，他喜歡，他是要創造市場的，而不是通過貨幣政策，政府把利率放低，然后擴大貨幣，然后給你創造虛假的市場，由貨幣政策創造的市場最后一定是導致危機的市場，真正企業家創造的市場不會導致危機，而且會導致大量新產業的出現，價值鏈條的延伸等等。

　　最后這個回到所謂市場政府，樊綱剛才提到很重要一點，我們人類都有犯錯誤的，政府犯錯誤，企業家犯錯誤，我們每個人都會犯錯誤，但是我們問一下，這些錯誤有什么不一樣，如果一個人犯了錯誤他必須要承擔錯誤的話，他一定盡量的少犯錯誤，如果一個人犯了錯誤不承擔錯誤的話，那他沒有積極性去減少錯誤，這就是政府和企業家最大的不一樣，一個真正的企業家犯了錯誤就破產，政府貨幣政策犯了之后它用新的錯誤掩蓋新的錯誤，它從來不會承擔責任的；第二點，企業家犯的一些錯誤可能跟政府的政策有關，經濟危機是什么意思？所有的企業家突然都犯錯誤了，怎么所有的企業家都那么笨呢？是因為他被貨幣政策誤導了，比如政府定了很低利率的時候，所有的企業家都去拼命的投資，結果投資了以后危機就出現了，所有的人都沒錢了，我有句話，沒錢是因為過去錢太多，所以任何擴展性的貨幣政策都會導致危機。

　　在現實中好多企業家犯的錯誤，如果是系統的錯誤十有八九是由于政府政策導致的錯誤，這類不是一個簡單的和稀泥，既需要政府也需要市場，這是沒有錯的，我們需要分析，我們需要的是什么樣的政府，我們需要的是保證自由和法制的政府，而不是不斷的改變貨幣政策的政府，所以這是我們現在必須認真對待的一個問題。

　　主持人：張維迎經常給大家描繪一個理想世界。

　　張維迎：我覺得不是理想，但是人如果沒有理想我們討論這些干什么呢。

　　嘉賓：我問個短期的問題，在最近的中國高層發展論壇上，周小川行長談到中國要在一年以內達到資本帳戶的開放，我想這引起了不少的疑問和擔心，我想請樊老師和張老師對這件事情做一個評價。

　　張維迎：我更不知道了，但是我想提醒一點，我們經常談到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問題，我覺得一半是經濟問題，另一半是非經濟政治問題，因為一個國家的貨幣的價值是不是穩定，是不是得到大家信任，不只是個經濟問題，所以我認為未來中國在多長時間內真正的變成可兌換的貨幣人民幣，不僅取決于中國經濟本身，也取決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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