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第十五屆年會”于2015年2月28日-3月2日在黑龍江亞布力召開。上圖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 (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劉海偉 攝)

　　新浪財經訊 “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第十五屆年會”于2015年2月28日-3月2日在黑龍江亞布力召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出席并演講。

　　周其仁在演講時提出了制度成本的概念，其認為中國經濟目前出現的問題，并非在于企業成本過快上升，根本原因是制度成本過高。周其仁建議應通過制度創新，降低制度成本曲線，促進經濟發展。

　　以下是文字實錄：

　　周其仁：我參加會議兩天，有很多很好的演講，有很多很好的問題，有很多很好的應答，結果我想好的東西不知道怎么講好了。2015年前后的中國經濟確實有很多的問題一下子難以回答，難以回答的問題是有兩個辦法，第一，急急忙忙找一個答案。第二，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再想一想。想的時候用一個方法，往簡單的思維走，有一些復雜的事情最后是簡單的，所有學科，所有知識，最難掌握的是最簡單的東西。因為最簡單的東西是人類經過長期反復用提煉出來的。我回答不了這兩天演講中提出的很多重大問題，但是我愿意回到非常簡單的東西，簡單到幾乎無須證明，回到這個出發點思考2015前后，中國經濟當中無論宏觀、微觀、經濟、政治當中復雜的挑戰的問題。

　　成本曲線上升不可避免

　　回到原點上來，任何人要實現任何目標，無論是大目標還是小目標，總要付出一定的代價，目標大，代價就要大一點，目標小，我們哪怕要自食其力，在社會上站住腳也要付出代價。只要想實現目標就要付出代價，這個代價可能是薪資、雄心、精力，實現時你還要動用錢財、物質、人脈，這些東西加在一起經濟學有一個簡單的概念，就是成本。

　　成本的定義是什么呢？為實現某個目標不得不付的代價。只要有目標你就要跟代價打交道，每個人，每家公司，每個地區，整個國家都要跟代價打交道。這個交道有什么難打的呢？代價是變動的，代價成本是變動的。開始有想法時，實現它的成本可能是往下走，你想做一個事，集結一個隊伍，訂單開始增加，攤下來的成本就下降，這是成本曲線向下走的時期，這段時期是輝煌的，是開心的，是朝氣向上的，對未來充滿了希望，成本下降意味著收益在增加，當然這不一定是財務的收益，包括民生的，無形的，自我心理的滿足。

　　任何曲線到一定時期一定會往上拐，你越成功越是拐點的開始，成功了就有人挖你的員工，你就要給員工漲工資，成功了就可能做錯誤的決定，因為你覺得上一次成功的經驗可以繼續用來做成功的事情，這個往往會帶來錯誤的決策，成功后競爭對手就會增加，你要的要素別人也要。因此成本曲線總會往上走，這是不可抗拒的。

　　我們可以說明天太陽照樣升起，只要太陽照樣升起成本曲線或多或少也會照樣升起，這個成本曲線是指對每個單位的產品。任何目標要實現，主體、個人、企業、國家永恒的運動就是處理這條成本曲線，所有喜悅都是一段，然后就面臨成本的上升。雷軍[微博]為什么做得好，第一個，毛利率別人做不到他們做到了，成本曲線控制得好，成本5%就可以把一部不是低質量的手機提供給客戶，當然，你要比對手在管理成本時做得更好一點。

　　最困難的時期是成本曲線上升的時候，我講過一定會上升，沒有一個成本最后是不上來的，越成功越面臨上升。經常是在巨大成功面前成本就急速的上升。成本上升后，也有企業家開始博弈，能不能上升慢一點，至少比你的對手，比行業的平均水平慢一點，這就是成本的學問，但是它總會上來。

　　靠創新找到新的成本曲線

　　任何一項事業都要付出代價，無可避免要上升的時候，還有什么辦法嗎？一個辦法就是這次論壇的主題，什么叫“創新”？創新就是再造一條成本線，這條線無法做了，已經把你的剩余資源吃掉了，就要靠創新來改變。當然，不是所有創新一定會成功。

　　成本管理是三件事，向下走時你要節約更多成本，至少比對手做得好，當無可避免往上升時，你盡可能控制不讓它升得太快。更激動人心的是找到新的成本曲線。成功企業的歷史，成功產業的歷史，成功國家經濟增長的歷史，就是不斷移動成本曲線。

　　互聯網在什么地方？它可以大規模降低成本，不是說過去沒有辦法把人連接到一起，寫書信也可以把人連到一起，八百里加急也可以把人連到一起，鐵路曾經把很多人連到一起，電報、電話也把人連到一起，但是成本高。

　　經濟增長不是一條線決定命運的，它是在動態過程中決定命運。

　　什么叫一家公司基業常青，就是百年老店，就是偉大的公司。當然我今天不想利用最后的時間班門弄斧，討論每家公司的成本曲線移動，怎么在下行的時候把它擠干，上行的時候盡量減緩，然后不斷找到新的成本曲線，而且在座的各位比我有更多的發言權。

　　這兩天很多企業互相交流，我聽交流的內容，就是這三招。我想講什么呢？在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當中，有比個別公司成本線移動還要重要的事情，就是整個國民經濟組織起來有沒有成本？成本曲線什么特點？這里引進新的概念——制度成本。什么叫制度成本？你把所有經濟活動組織在一起的成本，它不是免費的。中國經濟2015年怎么看，很大程度就是看2015年中國經濟成本曲線呈什么特征。

　　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成本曲線下降

　　回顧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的這段歷史，有各種各樣的理論解釋中國奇跡。1979年中國是全球最貧困的國家之一，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迅速成為了世界第二，非常了不起。但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種了不起？

　　很多人說中國人便宜，廉價。這個道理顯而易見。2012年美國進行了一項調查，每小時中國制造業的人工成本是64美分，同樣美國制造業小時工成本21.1元多，當時美國很多政客認為找到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原因，就是廉價，所以改善中國勞動力工資的呼聲就是來自這里。你說工人成本低就有競爭優勢嗎？我們改革開放前的人工成本是不是更低，當前世界人工成本比我們低得國家多了去了，都有奇跡嗎？中國經濟增長真正的秘密是在很低要素價格條件下，把原來非常高的制度運行成本降下來了。

　　改革開放最重要的貢獻就是把中國制度成本曲線大幅度持續的向右下方移動，解放中國人的勤勞智慧，釋放中國潛在的活力，加上我們多年貧困，要素價格很低，有利于參與國際競爭。你過去參加國際競爭怎么可能，原來是國家專營，八個專營公司，所有的產品交給他們統一對外。1979年出口額是99億美元，這么大的國家為什么這么點出口？因為制度成本高了。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真正的秘訣，真正的要害是改革開放思想解放，把不恰當的組織方式、經濟運行方式堅韌不拔的一刀刀的改過來，圖形上看就是制度成本曲線。

　　現在新的問題是什么呢？是經濟運行的制度成本像所有成本曲線一樣，在高歌猛進創造奇跡的同時重新掉頭向上了，我們多年的成本優勢在迅速消失。

　　剛才公布亞布力企業家信心指數說明，成本優勢沒了，現在美國廠、日本廠紛紛往外跑，微軟[微博]關閉了在南方的基地，9千工人的勞動合同解除，現在是個別消息，統計上看還沒有釀成趨勢性的變化，但是這個問題是存在的。

　　中國社保繳費偏高 制度成本出現問題

　　所有勞動力都有“老”的問題，要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但是我們的保障體系運行的效率怎么樣？全世界工資百分之幾是保障，美國怎么樣，西歐怎么樣，日本怎么樣，比來比去我們這個部分偏高。這個錢從市場里拿，不是雇主交就是工人交，拿出以后交到市場上去了嗎？這是宏觀經濟中很大的問題，經濟下行利率還這么高，怎么會缺錢，發了這么多的貨幣怎么會缺欠。貨幣政策確實要有反思，今年經濟工作會議定要增加靈活性，這是一個問題。

　　去年年底，中央財政趴在中央銀行帳上4萬億，財政部沒花出去，所有公營機關，形形色色的事業單位，他們在帳上沒有花出去的錢有28萬億，加到一起32萬億的錢在帳上。經濟下行，發改委急得天天批項目，這是什么問題？好多錢從市場里抽出來沒有回到市場里去，市場當然缺錢，這是什么問題？這是制度成本問題，不是要素成本的問題。你看起來是工人工資高，社保是法定必須交的，錢交了以后怎么運行。陳東升收了這個錢要有效投出去用進市場。如果有一塊錢是從市場里抽出去不回到市場里去，經濟運行的代價就要上升。當然還有好多問題。

　　《勞動法》部分條款不符市場經濟原則

　　2008年通過的新《勞動法》，有道理，因為收入分配，也有最基本社會公正的要求。但是有一些條款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原則，連北大[微博]都受到了波及，請來的人好好工作，但是突然說不能續簽合同，《勞動法》寫明，簽過兩次合同就要永遠聘用，這個法律條款道理在什么地方，為什么簽兩次合同就要長期雇傭了。

　　討論時我提了一個相反論據，我說你還要有另外一部法保障這部法的執行。所有消費者只要買兩次衣服就要一直買下去，飯館吃兩次就要一直吃下去。你需求不保證它怎么保證的了。人不買我的東西，工人怎么長久雇下去，但是這寫進了法律。法治要有很多力量的參與才能讓法律變得合理，因為制訂合理的法律需要大量的信息，而且在不同利益中要有正當公開的博弈過程，才能形成“良法”。現在是升的快，但是要不要升那么快，有沒有余地。這部分不是要素成本，是體制運行的成本。

　　國家體制造成企業成本高昂

　　2005年我在浙江臺州做過一個調查，對象都是制造企業，就是快餐刀叉，幾年不見，今年兩個老總跑到北大看我，告訴我說在賓夕法尼亞州開了一個廠，我說你們到那邊開廠怎么賺錢，有什么優勢。他說那邊比這里便宜很多，稅收比我們這里低，電費低，人工技術比我們高，勞動生產率高。所以最后商業決策就是較高的勞動成本被生產力抵掉部分剩下就是運輸，因為新上的項目就是快餐紙杯，美國需求量大。

　　我們很多廠走出去了，走出去就有數據對比，國外收多少稅，你收多少稅，國外收了稅提供什么樣的服務，我們收了稅提供什么服務，這些都是制度成本的問題。昨天馮侖在小組上討論說，在各地房地產項目當中，中國的房地產項目土地成本全部平均占50%，一線城市70%，日本只有15%，堪培拉只有12%，你看看我們城鄉多少土地沒有好好用，很多潛在土地沒有供應出來。現在政府主導城市修得啊，很多地方缺東西，沒有人。這都是成本，這些成本不是個別公司的生產成本，是國家體制運行成本的問題。

　　這次論壇有一個高端對話是廣昌和艾特·凱瑟克，主持人問大陸投資回報率很高6%，香港0.5%，歐盟是2%，你們為什么還要出海投，廣昌回答投資回報率確實國內高，所以全球運用的資源是要投回中國來，這個答案我們都聽見，他講了一個答案引起我的注意，中國民營企業如何籌資，海外籌資成本低。如果你在中國籌資，回報率8%，你的資金成本是多少？取決于你是什么樣的企業。廣昌是有名的大型民營企業，他的籌資在國內就很高了，小的民營企業沒有10%不行。這就是為什么現在國務院著急加強投資。不是中國缺錢，我們是世界上最高的儲蓄國家，50%是儲蓄，但問題是這個錢進去再出來就是貴。現在最好的是在全球低融資成本的地方籌資到中國來投，沈南鵬[微博]你說對不對。

　　你再看5年10年后，這個問題要是不解決，如果我們在整個國民經濟成本曲線下，沒有跟成本博弈的能力，每家公司誰也跑不掉，土地貴，你說這個問題怎么解決。我的態度是從歷史經驗中找，過去中國哪來的民營企業，都是不合法的。

　　經濟行為應遵守普遍規律

　　第一個民營企業是廣東的，今天沒有多少人記住它的名字。越沒人記得住我越要在講下去，要讓年輕人知道，那時候廣東人要吃活魚，市場沒有供應，于是，陳志雄包了一塊水養魚，然后擴大規模，那時候說雇7個工人有點剝削性質，超過8個人就是資本主義了，但陳志雄雇了20、30個人。

　　后來魚供不應求，但是，這事兒卻從縣鬧到市、省，一直鬧到中央，這個查那個查，最后總算沒有作為資本主義打下去，但是也沒有完全合法化。

　　你再有能耐你今天看企業里冒出多少英雄，英雄是時勢造的，當中最重要的一條也是今天論壇的主題，你要有一套法治。不能說誰有一套看法，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任何人群都有不同的看法，看法不能影響行為，不能隨便說這個事不能干，因為有人有看法，你永遠可以有看法，但是哪些行為合法，哪些行為不合法，它要經過公開的程序制定，要得到普遍的遵守，沒這個東西能有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嗎。

　　今天我們都懂了法無禁止則可為，法治不是一個遙遠的詞。一套制度在一個歷史條件下形成，大量的技術創新，市場創新，商業模式創新要求帶來整個國家的游戲規則，法律專項的，籠統的，一般的，變動的，問題是什么力量推動變動。

　　現在都在講新常態，去年習近平總書記去河南視察時，最早的提法是適應新常態，這是2009年經濟危機后，美國銀行家提出的，別想快速回到之前，負面效果時間長會出來的，所以新常態所謂是“新”。

　　但是現在新常態講得這么普遍后，我覺得新常態里有幾個詞很重要，無論是說從17%降到7%、8%就是新常態。同樣的公司銷售增長10%，成本增長狀態也會與以往內不同，沒有成本線的博弈，沒有不斷向右下方移動的成本線，光增長不一定能保障我們實現所謂全面小康。現在總的來說，剛才企業家信心指數也證明還是57，至少在亞布力調查的企業家對未來比較看好，樂觀的朋友更多，我總的基調也是蠻樂觀的。

　　但是沒有說多少年以后你是第一，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你看看上個老二變成老大了嗎？沒有。他取決于我們的行為，所謂行為當中成本曲線是決定性的，中國經濟再火紅，數據再好，故事再多，成本曲線一定會向上移。最后的不是成本曲線向上移，而是我們在競爭當中能不能移得慢一點，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向右下方通過制度創新，把成本曲線通過創新移下來，爭取成為基業常青的國家，不斷的動。

　　我最后留一個問題，我們能干點什么？我們在對付要素成本上時可以使出渾身解術，但是我們對付制度成本的變動上能否有所作為嗎，亞布力能有所作為嗎，老年亞布力不能有所作為，年輕亞布力能不能有所作為，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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