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經濟之聲主辦的“大國大時代十一月談：創新與發展：上海‘金融之都’的使命與挑戰”于2014年11月30日在上海舉行。上圖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張承惠。(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經濟之聲主辦的“大國大時代十一月談：創新與發展：上海‘金融之都’的使命與挑戰”于2014年11月30日在上海舉行。上圖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張承惠。

　　以下為演講實錄：

　　張承惠：各位來賓，大家下午好！今天很榮幸參加這個論壇，這個題目很好。“大國大時代”，我認為大國大時代需要大金融在背后做支撐，因此上海作為中國的金融之都，以后還會成為名副其實的國際金融之都，在這個過程中有著不可推卸的重大歷史責任。

　　我的發言主要是兩個方面：中國的新常態需要加快推進資本市場發展，資本市場的發展需要通過加快創新來推進。

　　首先快速地看一下新常態之下的新現象，這些新的現象對中國的金融業會產生重大的影響，也會對中國金融市場未來的發展提出很多新的要求。新常態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經濟增速下行。剛才姚景源先生已經提到了這個問題，可以看到從1992年到2011年末，一共只有九個季度的GDP增速低于百分之八，而且都是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而在2012年第一季度以后，我們已經有連續十一個季度低于百分之八，這條曲線可以看到在一個中等偏高的速度上面運行成了一個新的常態。工業增速出現了明顯下滑，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同樣也在放緩，最終消費貢獻在逐步上升。

　　我們的產業結構開始轉向了服務業主導，處在一個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可以說在新常態當中。中國經濟已經告別了以工業為主體，特別是以制造業率先發展的時代，開始進入服務業主導的新時代。還有就是人口老齡化，我們可以看到老年人口的撫養比例和六十五歲以上人口的占比都在上升，中國面臨著非常嚴峻的老齡化壓力，特別是中國人民還沒有真正富裕起來，我們就未富先老。

　　這些新常態的新特征對于中國金融業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首先經濟增速放緩意味著對中國金融業來說，過去追求規模擴張的發展模式已經不行了，因為經濟增速非常快，但是金融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實體經濟增速快，金融的發展也相當快。在新常態下，經濟增速放緩意味著全社會對資金的需求也在放緩，所以金融業就很難再持續過去的那種靠規模擴張來實現增長、掩蓋過去經營不善和形成的不良資產，這種做法已經很難持續下去了。我們要更多地依靠提高金融服務的質量來為實體經濟服務，在競爭中取勝。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

　　另外就是當經濟由工業拉動，特別是工業里面的制造業拉動為主轉向更多地依靠服務業的時候，意味著金融機構必須轉變過去以工業企業客戶作為自己重點的服務對象的做法和經營模式，而且要改變過去長期以來形成的靠抵押擔保這樣一些比較硬的手段來管理風險的做法，轉向更多地依靠一些軟的指標、軟的手段來管理和控制風險。

　　還有就是在經濟金融新常態的過程當中，在推進經濟轉型、產業升級的過程當中需要更多地依靠創新和創業，也就是要求金融業更好地為創新創業提供金融服務。

　　中國正在進入一個大變化大調整的時代，這個時代金融業應該做什么，和傳統的金融業肯定是不同的。前面講過人口老齡化趨勢，而且隨著中產階級的不斷擴張、不斷擴大和民眾社會財富總量的不斷上升，金融業要適應這種新的變化、提供更好的財富管理服務。剛才說到現在我們進入了一個資本走出去的新的時期，隨著企業走出去，金融怎樣提供更好的服務？我們的對外開放在不斷擴大，對內開放也在擴大，開放擴大的過程當中意味著經濟風險和金融風險都在加大，金融業本身就是管理風險的行業。怎么能夠在新的形勢之下更好地管理風險？這也是新常態對金融業提出新的要求。

　　最后一點就是現在我們在推行的是大國戰略。中國在過去很長的時間內，特別是對外交往方面一直奉行的是韜光養晦的戰略，這個戰略到目前為止應該已經結束了，我們必須正視已經成為一個大國，大國就要有和大國身份相稱的對外戰略。現在我們的大國戰略和強國戰略需要更強大的金融實力。個人認為現在中國已經勉強可以算得上金融大國，但是遠遠算不上金融強國，未來我們要建設金融強國，這也是中國金融業的歷史使命。現在我們主要是利用國內市場配置資源，未來我們要利用國際市場更加優化資源配置，更好地利用國外的資源，而且要在國際社會當中有更多的話語權，能夠在國際規則調整的過程當中有更多決策決定的權力，這才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未來要成為一個金融強國身份相稱的。

　　那么在新常態下以及對于中國金融行業、金融領域提出的新需求新使命下，只有加快發展中國的資本市場，才能更好地適應新常態對中國金融業的新要求。我們知道中國在過去的幾十年當中形成了以間接融資為主導的融資格局。盡管最近十來年黨中央、國務院一直在提倡要積極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但是我們直接融資的市場發育的程度還遠遠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現實需求，間接融資體制一直占主導是因為它有特定的歷史條件和歷史背景。它的優勢是可以快速地把分散在各地、各個階層、廣大民眾手上的閑散資金迅速集中起來，集中到銀行這樣一些中介機構手中，而且快速集中地投入到一些需要重點支持的項目里面，這就是間接融資體系具有的一些先天優勢。這種間接融資體系是和我們在工業化初期階段需要大規模地開展投資項目建設的社會資金需求相對應的。在工業化的初級階段我們能夠取勝或者作為競爭的主要手段就是規模化經營，規模化銷售，而且在規模化經營和規模化銷售的過程當中一定是要標準化的，一定是要集中化的，否則很難迅速地形成規模。

　　間接融資作為主導的體系就是適應這種工業化早期階段經濟反映出來的結構，為了適應這種結構而必然產生了這樣一個結果，雖然我們一直想發展直接金融，但是我們經濟結構沒有調整、經濟發展的方式沒有轉變，直接融資也很難有快速的發展。間接融資體系是不能滿足工業化中后期的要求，而在新常態下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在中后期需要產業結構的升級、經濟要進入快速轉型階段。間接融資體系不適應，因為間接融資體系的缺點就是風險過度集中，它的天性是穩健經營，因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資金來自社會公眾，必須要對別人的錢負責任，不能拿著別人的錢去揮霍，所以穩健是間接融資體系的天性，銀行經營一直在說安全性第一、流動性第二、盈利性才是第三位的，這是銀行經營的天然準則。直接融資就不一樣了，它是天然具有分散風險的功能，因為沒有一個金融中介把資金匯集到中介的手上，而是通過市場上面無數的融資者和投資者的兩兩配對，所以會天然分散風險。因此直接融資是可以把大量的創新創業風險分散到全社會，這個體系更加容易、更加傾向于支持一些高風險的創新，支持一些沒有抵押沒有擔保的創業活動。中國正在進入一個經濟結構調整非常關鍵的時期，經濟結構調整是怎么實現的？通常是通過產業結構調整來實現，而產業結構的調整是通過產業內企業之間的一些資產相互的轉換來實現的，這種資產之間的重新配置和轉換就是我們所說的企業并購重組，更有效率在從事并購重組的就是資本市場。中國金融業正在進入一個大調整、大分化的時期，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在這個時期當中，我相信未來最閃亮的舞臺無疑就是資本市場。

　　怎么加快未來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今天的主題就是要創新，未來的發展過程當中同樣離不開創新這個主題詞。創新需要從兩個角度進行：首先就是體制和機制的創新。目前，中國金融領域當中很多問題、很多風險歸根結底都是體制和機制的問題，當然，我講的資本市場只是金融業的一個側面，沒有談其它的問題。資本市場的體制和機制創新同樣是非常重要的，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理念上面進行調整，調整原有固化的理念。對于資本市場來說，最關鍵的問題就是要把市場的權利真正還給市場，而且政府要遠離市場，現在政府和市場太近了，往往是直接設計市場，包括多層次的資本市場，有關部門設計的都過于細致了。政府應該不用設計市場，更不應該去干預市場的運行。現在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政府監管部門在市場交易的每一個環節都深度介入。如果理念不進行調整，過度的行政性干預問題是很難解決的。

　　政府應該不再干預資本市場相關商品的交易過程，比如股票的IPO和債券的發行，把金融商品的發行標準、發行程序、審核權力真正交還給市場。最近證監會[微博]在IPO改革方面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步，簡化了審核的程序，在標準上面的透明度也更高了一些，但是這種改革遠遠不夠。另外就是需要減少對市場主體行政性的干預，使得我們的金融機構在金融市場當中能夠更加自主地經營和創新。行政性的干預也覆蓋了金融機構從生到死的全部過程，比如到目前為止，我們的證券公司只有一百一十五家。臺灣的證券公司有多少家？他們是接近一百二十家，那么小的一個經濟體，證券公司的數量和中國大陸的證券公司數量相比還略多一點，這說明什么？說明我們對證券業市場準入的管制過于嚴格了，我們的監管部門捆住了市場主體的手腳，使得他們沒有創新的動力，也沒有創新的主動性和能動性。

　　政府應該做什么？政府在資本市場的發展當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主要是在這幾個方面作為政府發揮作用的重要空間：首先是金融市場的法律體系建設，中國在這方面還是相當欠缺的，我們在金融法律的建設問題很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曾經專門就中國金融法律問題做過一篇報告，發現了法律在立法的過程當中修法和執法的每個環節幾乎都存在很大的問題，這恰恰是金融市場法律建設需要做的事情。現在中央銀行對于目前銀監會針對商業銀行實施的存貸比監管指標都有很大的疑問，我相信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認為存貸比的指標是應該取消的，但是銀監會的理由就是這個存貸比的指標已經列入了中國的商業銀行法，在法律尚未修改之前，如果不用這個指標監管意味著銀監會違法了。

　　金融市場體系建設還是相對比較簡單的，因為商業銀行法的修法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我們為什么不能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一個商業銀行法條款的修正案？這樣的話，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了，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沒有人推動。記得1992年我在日本的世界第一大銀行實習的時候他們有一個大本子，就是和我們的企業法近似，那本厚厚的書上寫著一百六十一次修訂，后來我一算，從明治維新第二年開始立這個法到我去實習的那一年平均兩年就修法一次，中國的經濟環境變化這么快，為什么金融相關的法律修訂這么慢？

　　對于資本市場，另一件特別重要的就是有效投資者的保護，現在一行三會都設立了投資者保護局，實際上我們沒有看到金融消費者的保護得到很有力的推進，大家都有辦法或者有一個機構，但實際上從整體的效果來看，無論是在資本市場還是在其它信貸市場，對于金融消費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的保護是遠遠不夠的。政府應該以提升市場效率為目標消除市場分割。現在金融市場的分割是非常嚴重的，比如債券市場，無論是一級市場還是二級市場，包括后臺的清算系統都存在著嚴重的分割，市場缺少完整性和統一性的。這么多的交易機構，每個管理一塊肯定會影響市場效率，將來很多交易所都可以合并，只是一類金融商品，為什么要單獨設立一個交易所？我們要以提升市場效率為目標進一步消除市場分割，解決目前部門利益帶來的問題。

　　還有就是規范發展第三方機構。現在投資顧問這個行業處在沒有監管的狀態之中，我聽說在北京有數百家公司打著投資咨詢公司、投資顧問公司的名號在做高息拆借，這種第三方支付和信用評級也存在著很大的問題，怎么規范和和發展是我們政府部門考慮的事情。

　　還有就是支持行業組織發揮更加獨立的作用。金融行業協會基本都是監管部門手臂的延伸，監管部門的官員退下來到這個行業協會當會長，對于行業協會機構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的命令，而不是自下而上的需求反映，很難成為政府和行業真正的橋梁。對內和對外開放過程當中一定會出現很大的風險，風險暴露之前政府有責任做出風險提示，有責任對一些高風險的行為進行約束，也有責任對一些違法違規會導致風險放大的行為進行嚴厲的處罰，還要加強國內監管部門的監管協調以及和國際監管機構的監管協調。

　　發展資本市場最根本的是要進行體制和制度創新，另外就是通過產品的創新發展資本市場。首先是資產證券化，作用在于使沉淀的資產更加活躍，解除目前企業相互之間過長的債務鏈。人民銀行[微博]統計企業之間相互拖欠，九十年代的三角債現在已經有二十萬億了，政府是花了很多錢才解開的，現在債務鏈如果拖的時間過長也會對整個經濟的運行帶來很大的損害。資產證券化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銀行信貸資產的證券化，最近國務院也在幾次會議上面提到加快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今年比去年加快多了，但是我覺得還是不夠的，今年能到三千億元，銀行存量貸款是八十萬億元，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還要加快。

　　另一個是企業之間相互拖欠，不是銀行和企業之間的債務關系，是企業和企業之間的債務關系，這種相互拖欠可以通過某種場外的非標產品、非規范的類似證券化活動加以解決，這個事情現在已經有人在做試點。還有就是要推出新產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正在研究一些衍生品，包括利率的期權期貨、匯率的期權期貨，我們都在加快推進利率的市場化，意味著利率風險會急劇上升。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會帶來匯率風險的急劇上升，所以我們需要發展一些新的資本市場的衍生品，可以起到避險的作用，對資本市場可以起到增加流動性的作用。現在有些層級的市場流動性是非常低的，我一直在說資本市場的生命在于流動，資本如果沒有流動就沒有生命力，資本市場沒有流動性也沒有活力。所以，可以增加市場的流動性，同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市場的波動性，有利于投資者更好地進行資產的配置，調整資產的組合，為服務對象提供更好的財富管理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