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經濟之聲主辦的“大國大時代十一月談：創新與發展：上海‘金融之都’的使命與挑戰”于2014年11月30日在上海舉行。上圖為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姚景源。(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經濟之聲主辦的“大國大時代十一月談：創新與發展：上海‘金融之都’的使命與挑戰”于2014年11月30日在上海舉行。上圖為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姚景源。

　　以下為演講實錄：

　　姚景源：今天我們會議的主題是“創新與發展”，應該說現在創新與發展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最根本性的核心問題。大家知道，中國經濟現在正在步入新常態，我們講新常態是和過去的這個舊常態相對應提出來的。

　　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

　　過去我們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態呢？我們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現在已經三十六年了，過去的三十五年中國經濟平均增長速度是百分之九點八，就是接近兩位數的增長，這個速度在世界主要經濟體當中是最快的，正是因為有這樣持續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所以我們才有今天的經濟成就。三十六年前，我們還沒有擺脫貧困，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溫飽。1978年，中國當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只有三千六百四十五億元，去年我們已經到了五十六萬八千億元。

　　過去的增長狀態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高速度，那我們是怎樣實現這種高速增長的呢？我們再來做一下細分。改革開放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特別是高速增長的一個根本動力。各位知道，我們的改革開放從1978年開始，先在農村實施改革，就是解散人民公社，實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告訴農民你交給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的是你自己的。農村的改革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短短的幾年時間，我們還是那么多的土地，但是糧食多了，肉禽蛋菜多了，農業的迅速發展不單單使農產品豐富，同時又從農業領域里面分離出來上億的勞動力，這個時候工業領域是什么問題呢？工業還處在短缺狀態，這個時候就有了解決中國工業短缺問題的條件，因為農業由于改革使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這樣的話我們就分離出了上億的勞動力，我們用這上億從農業領域分離出來的勞動力和工業解決短缺問題相結合，除了勞動力因素，我們當時還面臨兩個問題：一個是沒有資本，一個是缺少技術，我們就進一步打開大門對外開放，所以招商引資、引進技術、引進資本。正是這樣一種狀態，我們中國經濟三十多年的發展，就從一個溫飽還沒有得到根本性解決的國家到現在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的經濟體，顯然，這不單單是中國的經濟成就，也是人類近代經濟史上的一個成就。

　　如果我們再來進一步深入分析這三十多年的增長，會看到在我們高速增長的同時也累積了諸多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過去三十多年的增長更多的是靠什么？更多的是靠投入的增加，或者講的具體一點是靠投資。過去三十多年中國投資的增長速度是世界第一，大量的投資就使整個國民經濟能夠有巨大的需求牽引，可以強有力地拉動中國經濟增長。但是投資有兩重性，就是投資在投入的時候創造需求、拉動經濟增長，一旦投資完成了就形成了供給，當我們用投資去拉動經濟會創造需求、拉動增長，同時又會形成大量的生產能力，而當大量的生產能力形成之后消費沒有及時跟上，必然面對產能過剩這樣一個局面。

　　中國產能過剩的局面是嚴重的，鋼鐵有超過十億噸的生產能力，價格是卻一路下行，利潤最低的時候只有四毛三分錢，人家開玩笑說還不如賣一個雪糕，去年是三十四億噸，生產能力閑置六億噸。中國煤炭市場的價格每噸平均比2012年要回落三百六十塊錢左右，大家千萬不要小看這個數字，如果算全國大帳的話，一噸煤平均價格掉下來三百六十塊錢，我們國家煤炭一年的總產量是三十六億噸左右，三百六十塊錢乘以三十六億噸是什么概念？這個行業上萬億沒有了，中國的煤炭行業現在百分之七十是處在虧損狀態，百分之三十還有欠發工資的現象。

　　之所以出現產能過剩，說到根本上就是過去長時間大幅度地依賴投資拉動經濟導致的一個局面，中國經濟的增長更多的是依賴投資。還有一個就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依賴出口。當初我們實施沿海大循環戰略解決就業，為中國融入世界當中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但是當外向度到了一個相當大的程度之后我們會發現兩個問題：由于我們對外依存度過高，現在我們已經完全和整個世界經濟融為一體，世界經濟上的任何問題都會導致我們國內經濟出現波動，比較典型的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大家可以回憶起這兩次大的危機對我們中國的經濟造成了強大的沖擊，比如2008年導致整個經濟急劇下行，當時全國出現了上千萬人失業這樣一種局面，我們越來越受到國際上周期性因素的影響。

　　人口紅利消失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更多地依賴出口拉動經濟也不可持續。過去出口之所以有這樣的發展，很多都是依賴廉價勞動力，由于我們勞動力便宜，出口產品價格上面就占有一定的優勢，所以我們的出口就有了一個很大幅度的發展�，F在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消失，去年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凈減少二百三十三萬，前年凈減少三百四十五萬，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每年以二三百萬的速度減少，我們企業的困難是什么呢？不單單是融資難貸款貴，還遇到自身內在的勞動力價格迅速上漲。全國農民工平均工資在2010年的時候一個月是一千九百六十塊錢，今年6月份是兩千七百三十三塊錢，上海這個地方沒有三千塊錢根本找不到人，每年勞動力成本以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的速度上漲，同時產能過剩需求不足，所以實體經濟就面對著這種多方面的困難。

　　我們一方面是人口紅利消失，另一方面又是老齡化迅速推進，八十歲老人以上的數量在十年內翻了一番，去年年底中國的老年人口已經突破了兩億，上海也都是八十歲以上高齡的人，現在上海又是全國老齡化程度最高的一個地區，這種狀況就是人口紅利消失，過去那種依賴廉價勞動力支撐經濟增長這條路不可持續。

　　現在我們要把眼光往外看一下，看看東南亞和越南，越南一個月的工資相當于我們二分之一略高一點，柬埔寨更便宜，現在一個工人的月工資只有一百美元，也就是六百多塊人民幣，我們上哪去找這樣的勞動力？當然，經濟工作的目的是為了改善民生、提高城鄉居民收入，但如果是因為勞動力素質提高進而勞動生產率提高，然后工人勞動力價格得以上漲，這是良性的。如果單單是因為人口紅利消失導致勞動力價格的上漲就直接形成我們企業的生產成本。過去我們中國的出口都是在百分之二十甚至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增長，今年到了9月份中國出口增長僅僅是百分之五點三，出口要比過去掉下來二十個百分點左右，出口大幅度往下掉，不是所有的產品，掉得最厲害的就是勞動密集型產品。

　　我們國家有七大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紡織、服裝、箱包、玩具、家具、鞋、塑料制品，這些產品去年第一季度出口增長的幅度是百分之二十二點二，今年第一季度降到百分之零點二，要是降到百分之二等于下降十倍，再降到百分之零點二又是十倍，十乘以十是一百倍，顯然，我們過去那種更多依賴出口拉動經濟增長也是不可持續的。過去這三十多年我們的增長還是粗放增長，就是高能耗高物耗，中國單位GDP的能耗是發達國家或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二點二倍，我們自身的資源支撐不了這種資源和能源的消耗，所以我們就進口，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宗商品進口國。

　　我們的問題是在大宗商品的價格上又缺少話語權，以致于到了進口什么什么就漲價的地步。除了資源不堪重負，還有一個就是環境不堪重負，現在我們的環境狀態就是霧霾，現在霧霾已經不單單是華北地區，我們從東北到華北再到華東再到華南，中國多數省份都處在霧霾這樣一種狀況。我們國家的癌癥發病統計從五十年代開始排在第一位的都是肝癌，為什么肝癌長時間占據中國癌癥發病排在第一位？營養不良是一個原因，另一個就是傳染病，就是衛生防疫系統不完善。但是現在肺癌已經正式取代肝癌成為中國人癌癥里面的第一發病。今年5月份，有家長找我問孩子考大學報什么專業好，我沒說報交大金融學院，我說你的孩子要想將來有用，我真的是建議他就報醫學肺科。

　　需制度創新打破金融壟斷

　　我們要告別舊常態、走進新常態。這次有記者問總書記，中國能不能越過中等收入陷阱？大家知道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當一個國家走入中等收入階段，由于他的增長方式不能及時轉變，由于增長動力不能可持續，所以就進到了中等收入陷阱。去年是六千八百美元，估計今年是七千美元上下這個狀態，現在我們恰恰是進入了中等收入階段。現在不要以為越過中等收入陷阱是簡單容易的事，全世界二百多個國家，真正越過中等收入陷阱的不到二十個。越過中等收入陷阱靠什么呢？最重要的是靠創新。黨中央把創新提到根本性的途徑，李克強總理去年在參加達沃斯峰會的時候做了一個主旨演講，演講的題目就是“創新刻不容緩”，我也參加了會，會后有媒體采訪，讓我解讀一下總理講的創新刻不容緩，我說不用解讀，總理講得很通俗，他說你能不能談一談刻不容緩？我說刻不容緩還用理解嗎？一刻是多長時間誰都知道，我們有不少同志在創新問題上的緊迫感和黨中央國務院對我們的期待、對我們的要求差距相當大。今天的創新都是顛覆性的創新、毀滅性的創新、革命性的創新。液晶電視機的出現對每個消費者是好事，對誰是個毀滅性的打擊呢？對顯象管這個產業，因為不需要顯象管了，數碼相機和手機能夠照相，這個技術進步了，它是對膠卷行業的摧毀，柯達這樣的企業在十年前一股還是四十美元，多少人判斷出它在兩年前破產？創新是中國經濟由舊常態走到新常態的一個根本性的動力。

　　現在講到創新，可能更多的人是講技術創新，除了技術創新以外還有一點非常重要的就是制度創新，今天我們在講金融問題的時候更多的應該是制度創新。我們回到十八屆三中全會，制度創新的根本就是要讓承載創新的主體的聰明才智和能力能夠充分地發揮出來，要讓我們所有的生產要素能夠充分地流動、迸發出活力。為什么說創新是新常態下的一個根本動力呢？當我們從舊常態走到新常態，增長速度一定是換檔的，所謂的換檔就是不要像過去那樣保持兩位數的增長，我們的增長速度要由高速到一個中高速，我們的增長更多的不是像過去那樣依賴投資拉動、依賴出口拉動，更多的是依賴消費去拉動，不是像過去那樣依賴大量的物質資源要素投入增加拉動，而是通過技術進步、通過使生產要素效率提高，來支撐整個經濟增長。所以在新常態下整個經濟處在一種比較寬松的環境，就是市場能夠發揮它的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每一個生產要素都能夠迸發它的活力。要做到這一點還是要創新，特別是制度創新。

　　如果我們要講新常態，金融壟斷必須打破，不打破金融壟斷新常態怎么能夠可持續？我們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要解決，我們要研究中國經濟走出去的問題，要經歷三個階段。首先是中國商品走出去。現在全世界有人有商業的地方就有“Made in China”，這是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就是中國人走出去，現在我們到了國外，到處都是我們的同胞，國內的很多朋友忙得不容易見面，結果到了國外可以比較休閑地聊一聊。第三階段就是中國的資本走出去，APEC會議上習主席再次提出了戰略性“一路一帶”的建設，我們在中國資本走出去方面具備了條件，不僅具備了走出去的條件，同時也是化解一些深層次矛盾問題的必需。剛才說到我們產能過剩，我們完全可以走出去，到國外去修高鐵拉動我們國內的鋼鐵、有色和電子產品出口。去年中國汽車產量是二千二百萬輛，占到世界總產量的百分之二十一，上海又拍賣又搖號，北京也在限制，中國制造在量的問題上遇到了瓶頸。東盟六國去年汽車總產量只有四十四萬輛，我們是二千二百萬輛，自主品牌的汽車應該努力走出去，但是走出去特別需要金融改革，特別需要得到金融支持。比如現在三萬八千億的美元外匯儲備怎么能用到企業走出去、支持企業走出去？怎么使我們的人民幣做到兩條，一是國際化，二是上海成為世界的金融中心？我們怎樣使人民幣在價值尺度上，在清算結算交易手段上，包括在更多成為儲藏貨幣上把它推出去？顯然要做的就是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進入新常態最需要的就是創新，特別是制度創新，也就是李克強總理再三講的改革，制度創新當中最重要的就是金融創新，我個人始終堅持真正讓中國走到新常態，把創新作為根本動力，而且把創新的重點放到金融領域，上海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

　　我就講這么多，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