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經營報社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聯合主辦的“2014中國企業競爭力年會”于12月月18日舉行。主題為“夢想下的新征程”。上圖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劉海偉 攝）

新浪財經訊 由中國經營報社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聯合主辦的“2014中國企業競爭力年會”于12月18日舉行。主題為“夢想下的新征程”。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在發言時表示，新型城鎮化是戶籍制度改革的幾乎就是同意語。

　　戶籍制度改革到底有什么樣的紅利給我們？蔡昉指出，第一、戶籍制度改革讓農民工更加穩定的進入到城市留下來，因此提高我們的勞動力供給，解決現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

　　第二、繼續拉動農民工從生產力低的農業部門轉移到生產力高的非農產業中，就可以提高資源的重新配置效率，帶來生產率的提高。

　　第三、農民工有了基本公共服務，有了社會保障，沒有后顧之憂，就可以像居民一樣正常消費，平衡我們的需求結構。

　　他稱，我們的測算，戶籍改革可以給中國GDP增長速度帶來一到兩個百分點的直接增長。

　　以下是文字實錄：

　　蔡昉：大家好，我自己是搞研究的，所以我可能談一些稍微理性化一些，也理論化一些的觀點。給我出的題目是關于改革，我想把我最近對于改革的一些思考給大家做一個介紹。

　　我們也知道，從黨的十八大以后，特別是三中全會以后，中央部署了新一輪的改革。那么，這一論改革，因為我們知道1978年以后我們一直在改革，已經30多年的改革了。那么，新一輪的改革到底有什么特點呢？我想做一些主要的歸納。

　　第一、我們要注意，這個改革是頂層設計和我們原來實行了30多年的摸著石頭過河兩者的結合。因為我們知道，頂層設計這個說法是在2010年，十七屆五中全會上第一次提出來的。那么，在提出以后，也有人會議論，說是不是提出了頂層設計，就意味著我們已經不再是摸著石頭過河的這種改革方式了呢？其實不是。我們在研究之后認為，我們摸著石頭過河是一種改革的特點。那么，它主要的針對，它和我們現在講的頂層設計不是對立的，而摸著石頭過河是當年具有它的針對性，它針對的是什么呢？就是當年捷克的領導人哈維爾有一句很有名的話，說一個人不能分兩步跨過同一條壕溝，如果是兩步，第一步邁在中間就掉下去了。但國際上很多人引用他這句話的同時，也有很多人引用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這種說法。

　　過去30多年中國的改革成就已經證明我們中國式的，漸進式的改革是成功的。它成功在哪兒？其實并不是零零碎碎的改，是我們的成功點。我們改革可能從各個局部都推進了。但是，它的核心在于我們不把某一種特定的模式作為我們預先的目標。也就是說，很多發展中國家，轉軌國家都采納了所謂的“華盛頓共識”，我們沒有接受這個東西，我們說我們就是三個有利于，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有利于提高國力，因此按照這個道理，可以選擇不同的推進方式，最后取得成功。

　　但是，今天我們已經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個發展階段有一些與以往不同的特點，因此改革也有了新的特點。因此，在這個時候我們提出頂層設計。但是，是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兩者的統一。

　　我們新的特點，第二個也是和第一個相連接的，為什么要頂層設計？是說我們的改革已經從所謂的叫帕累托改進進入到卡爾托改進，什么叫帕累托改進？早期的改革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會給一個特定的群體，比如給農民，或者給一個農民工，會給一個特定群體帶來直接的利益，改善他們的生活。同時不損害其他的群體，因此經濟學家叫做帕累托改革。但是，隨著改革的推進，這種機會越來越少，就會形成什么呢？當改革給一部分人帶來好處的時候，可能一部分人作為既得利益者會形成損失。因此，會產生改革的激勵不融的問題。這個時候我們就進入卡爾托改進，卡爾托改進的核心是說如果你認為改革總的收益是正的，是有總收益的，是有改革紅利的，你可以把一部分改革紅利那來補償那些在改革中付出成本的群體，使得改革更變成一個大家都有相同的激勵，可以容易推進的方式。

　　我舉個例子，我們都知道，李克強總理提到過，說我們要推進新型城鎮化。最初很多人不知道新型城鎮化什么含義？地方政府躍躍欲試，以為是大規模投資建設的機會。當他們做這樣想象的時候，中央政府又告訴他們，新型城鎮化，新在以人為核心，以農民工的市民化，要把他變成市民為核心的。因此，是戶籍制度改革的幾乎就是同意語。

　　這時候地方政府明白這個意思了，但是，他們馬上就想到，我付出成本，我要為農民工的市民化付出成本。因此，很多地方政府就會算賬，后來算出的賬，有人說要解決一個農民工變成市民，有說要十萬塊錢，有說二十萬，還有人說三十萬。因此，改革在這個問題上，你付成本，但是改革的好處你能不能得到？就僵持在那兒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需要來算一算，說戶籍制度改革到底有什么樣的紅利給我們？實際上我們也確實做了這個計算：

　　第一、戶籍制度改革讓農民工更加穩定的進入到城市留下來，因此提高我們的勞動力供給，解決現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

　　第二、繼續拉動農民工從生產力低的農業部門轉移到生產力高的非農產業中，就可以提高資源的重新配置效率，帶來生產率的提高。

　　第三、農民工有了基本公共服務，有了社會保障，沒有后顧之憂，就可以像居民一樣正常消費，平衡我們的需求結構。更加有利于我們轉向內需和消費需求這樣一個宏觀經濟。因此，我們這項改革是可以一石三鳥，立竿見影，帶來人口紅利，我們的測算可以給中國GDP增長速度帶來一到兩個百分點的直接增長。因此改革紅利是巨大的，是擺在那兒的，但是每一個群體，中央地方或者兩極政府所得到的份額可能不一致。因此，中央頂層設計需要把這種改革紅利預先支付給那些付出成本的單位，同時也和他們分擔改革的成本，這樣就使我們的改革容易推進，這就叫所謂的卡爾托改進。

　　第三個特點是重大改革，“于法有據”，早期的改革，那時候法律體系還不健全，有些時候我想改的就是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有些法律和計劃經濟體制是一致的，有人認為改革就是違法，就是一定的規矩，它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們到了2010年，2011年我們已經完成了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這個任務。也就是說，我們法律是完整的。這個時候第一、我們建設法治國家，改革要遵守法律。第二、我們改革目標仍然會有和現行法律規定不一致的地方。這個時候就需要我們來說我們要通過試點來看一看，說這項改革是不是正確的，是不是行得通，是不是可以推廣。如果走到那一步了，我們叫“立、改、廢、釋”，立法修改現行法律的一些規定，廢除一些不再適用的法律，重新解釋法律的規定等等。這就是我們四中全會的一個主要的內容。

　　舉個例子，現在有一個巨大的可能企業家把它當做商機，其實我們看到是一個重要的改革內容，就是關于農村土地制度。我們知道農村土地涉及三塊，集體所有制土地。一塊是18億畝耕地，大部分是集體所有，承包給農戶。一塊是宅基地，它是農村集體經營建設用地中的一部分，作為宅基地在農民手里。還有一部分還是作為農村基地進行建設用地，可以用在別的方面。那么，這三塊土地，按照三中全會的要求，都應該成為農民財產收入的一個根據，都應該可以進行抵押，都應該可以流轉，可以以各種形式讓它產生它的效益。

　　接下來就跟比如《物權法》不能做抵押，或者農民工轉移出去，必須把土地交回去，注入這樣的一些法律規定，就會有一定的不一致的地方。因此，我們現在推進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應該也是從試點開始。那么，慢慢我們再逐漸去修改法，讓兩者實現它的一致性，改革和法制建立一致性，因此我們叫改革“于法有據”。

　　我們再看看中國改革的紅利在什么地方？我想第一個是我們過去中國經濟增長在哪兒？我們的紅利在哪兒？我總的來說，我把它概括為叫人口紅利。那么，人口紅利的核心就是說，我們很長時間的過程中，我們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最有生產力的這部分是不斷增長的，人口的撫養比，負擔逐漸下降。那么，這個有利于勞動力的供給，人力資本的積累，有利于生產率的提高，就是通過資源重新配置，提高生產率，而且最重要一條，是你的資本回報率是比較高的，因為你有充足的勞動力和資本相配合。

　　那么，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實現了高速經濟增長，過去報接近兩位數的年均增長速度。但是，從2010年開始，中國勞動人口到達頂峰，從那時候是負增長，19-59歲的人口這幾年都是負增長，每年會減少幾百萬。人口撫養比開始提高了，因此勞動力短缺了，人力資本不足了，資本回報率顯著下降，也就是說，從你們的角度來說，利潤率在下降，找不到好的投資機會。同時，還會有其他的見效你的經濟增長的空間。

　　因此，我們測算的結果是中國的潛在增長率明顯的降下來了。那么，從1995-2010年的10.3%下降到“十二五”時期的平均只有7.6%。那么，到“十三五”，如果我們沒有其他的變化，可能會降到6.2%。大家可以想一想，我們講到的現在降下來的速度和大家體會到的過去兩年乃至今年的增長速度是不是非常一致？但是，如果說我們認識到這一點，我們能夠解決提高潛在增長率，從而使未來的實際增長速度更快一些。那么，那個通過改革得到的增長率的百分點就叫所謂的改革紅利。

　　具體來說，想給大家這個圖，不說具體的數，這是我們實實在在預測出來的。如果我們不改革，按照現在的減速的速度降下去，這就是綠色的這條線，就是我們未來的潛在增長率。但是，如果我們改革，通過若干領域的改革能夠，第一、提高農民工的勞動力供給，讓他成為市民，他就不頻繁的返鄉了，因此勞動力供給增加了。提高人力資本，通過發展教育，發展培訓。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可以提升生育率，提高未來勞動力的供給問題。這就是我們的改革紅利。具體來說，如果照這樣下去，我們潛在增長率會逐漸的下降，但是通過改革可以從若干方面增加未來的潛在增長率的增長速度。因此，是有這個改革空間的。

　　同時，我想對2015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做一個預測，我們可能測不了那么準，但是給一個空間。這不是隨便判斷的，是我們通過模型做出來的。如果我們沒有什么特別的動作，自然的增長減速，明年是6.86%，這就是我們預測的明年的潛在增長速度。但是，我們做了一些假設。第一、我們一部分改革效應會顯現出來，同時，我們也略微有一點刺激，我們有一個微刺激。加上這些因素，大概可以爭取達到7.23%的速度。因此，在這兩者之間，可能改革紅利不會百分之百的兌現，但是至少有6.86%的底線，因此應該在這兩者速度之間，這是明年的結果。

　　同時，因為我們潛在增長率減了，我們要有“新常態”，要有新的平常心。因此我們可以接受慢一些的速度。即使我們接受慢一些的速度，我也做了一些預測，按照現在我們預測的未來的潛在增長率來算，其實只要加上我們應該獲得的改革紅利，未來達到2020年在2010年的基礎說，按照不變價，國民生產總量翻一番的目標是完全可以達到的，這是集中可能性。2010年是40.2萬億，不變價，2020年自然的漲下去，減速了，是79萬億，可能比翻一番還稍微差一點。但是，如果我們可以加上一部分改革紅利，甚至可能更多的改革紅利，我們就可以達到那邊那兩行，也就是可以略微超過我們翻一番的目標。因此，從目前看，翻番是沒有問題的。

　　最后講一下我們企業可能會關注一些什么問題？第一、經濟學里有一個重要的規律，叫資本報酬遞減。什么時候最容易發生資本報酬遞減呢？就是在發生產業結構調整的時候，就是企業要用機器替代勞動力。在替代的過程中，如果完全根據自己的能力進行替代，你是自己按照自己的承受力來做的。但是，如果這個時候有產業政策，要加上補貼，加上各種各樣的優惠，甚至鼓勵你，使得你的資本成本被人為壓低了，你就會過多的使用資本替代勞動，而這個時候并不是提高了你的勞動生產率，其實是提高了你的資本勞動比，它的結果是資本回報率下降，資本邊際報酬遞減。也許，靠這補貼，靠折優惠政策，寬松政策可以維持，但是一旦回歸市場，你會發現你的競爭力一點也沒有提高，甚至在最壞的情況下，可能會成為一個“僵尸企業”。

　　第二、在新的發展階段上，中國進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馬上向高收入國家的行列邁進。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從二元經濟逐漸進入到標準的新古典經濟。它的含義是什么呢？什么叫新古典經濟？就是現在發達的經濟體，這種經濟體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說它每一個百分點的GDP增長都要來自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它沒有人口紅利，沒有后發優勢，沒有其他的資源可以供自己過渡的濫用，唯一必須從技術進步和效率的提高中獲得它的增長速度。

　　而全要素的生產率從何而來？簡單的來說，微觀上每個企業都有自己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辦法，應用心的技術，組合各種不同的技術。但是，從宏觀上看，說穿了，全要素生產率就是一種資源配置。第一層次我們知道過去的資源配置很簡單，當你把勞動力從第一產業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到二產，三產生產率更高的部門，你個人就獲益，就能賺錢，叫無功不富。從宏觀上改善了全要素配置，實現了勞動生產率。

　　你由無功不富現在富了，會發現橫向有很多其他部門收益率更高，你在不斷的尋找新的機會。這時候你找到新的盈利機會，把你的資源配置到那個領域中了，又是一種資源重新配置，也帶來效率的提高。那么，這些叫低垂的果子，慢慢越來越少了。到了今天，新的發展階段，越來越多是新的層次，你在一個部門里頭，但是每一個企業之間要重新配置資源了。含義是什么呢？生產率進步快，我能夠有更好的競爭力，我就發展壯大，我就把別人資源拿來我用。那么，我從哪兒拿來的資源呢？那些沒有生產力進步，沒有技術進步的企業，就喪失了優勢，就會退出經營，這就是所謂的生生死死，創造性的破壞。

　　因此，未來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過程是一個競爭的過程，是一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那么，這個時候就沒有憐憫何在了。這時候當然可能國家的政策，社會保障要托底，我們要保護的是人，不是保護那些落后的生產能力，那么這是我們未來最主要的經濟特征。

　　最后，我們現在講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其實企業發展模式也應該轉變。我個人不研究企業，但是我從我們未來經濟的這種模式看，我有這么幾點：

　　第一、過去我們是橫向找投資機會，對國家來說這是資源重新配置。那么，今后其實你只能從縱向，主要在縱向中抓效率的改善點和創新點。

　　第二、過去是我們向外找市場需求，但是今后越來越不是外部制約不是需求引導的，而是你向內能不能找到新的創新點。那么，這是一個重要的轉變。第三、我們過去看到的是說有不同的盈利機會，企業就蜂擁而至，但是今后這種拍浪式的機會越來越少了，可能是創新的突發點，誰抓住了，誰就異軍突起。我們過去是一個年輕的集體，我們不斷的營養期的成長，不斷的壯大自己，長肉，而未來是說，你想發展，想活下去，就要不斷的忍痛割肉，才能不斷的繼續生存。這就是我們從企業的角度來應對“新常態”我們中國宏觀經濟發展趨勢的一些啟發。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