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上海市浙江商會第九次會員大會暨2014“全球經濟新常態與企業發展之道”高峰論壇于12月7日在上海舉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出席并演講。
周期仁表示,中國經濟的根基建立在兩個地方,一個是中國人的韌性,一個是競爭環境。對于經濟新常態下的企業發展,周其仁告誡稱,經濟上行時期,企業家容易把未來看的過于樂觀,而經濟下行時期,又容易把未來看的過于悲觀,所以優秀的企業家要具備反向調節能力,在經濟好的時候謹慎,在經濟不好的時候把握機會。
以下為演講實錄:
周其仁:無論我怎么解釋“新常態”,跟在座各位有什么關系嗎?這30年來,你們是聽了哪個詞,然后決定自己的行為了嗎?根據我對浙商的理解,浙商從來不是這樣的。所以我怎么講“新常態”不重要。我不認為未來可以預測,未來是行動的結果。而行動受一些預測的影響,也受一些直覺的影響,也受一些沖動的影響。所以經濟學家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觀察人們的行為,然后“猜測”未來,不是“預測”未來。
很巧,我最近觀察過浙商。三個禮拜之前我訪問南通和常熟,兩個地方都是傳統產業大本營,有很多浙商在那里。南通大概一年有1千億產值的床上用品,常熟有1千億的服裝,當然,都不是高端的。這次經濟下行了,對這兩個地方的傳統產業沖擊非常大。增長數字各種來源去湊,實際是很低的,與前幾年相比構成了很大的反差。
在那么糟糕的經濟形勢下,很多企業都做不下去了,我就發現一個浙商,還在在那里辛辛苦苦的做服裝,用新的技術、用他自己的模特,開始跟互聯網接軌,然后跟歐洲的一家企業,也可能是浙商去投資的企業,聯合起來開發面料。我就問他,你是哪里人?她說,我是浙江溫州人。我說你們溫州企業不都是炒礦炒房、都去放貸了嗎,你怎么還在這里做服裝?她說我在西部的礦業投了2600萬,現在完全收不回來,就開始做別的事。
這個故事給我很大的啟發。這個啟發也是你剛才問的“新常態”,有很多解釋,有個解釋是上個禮拜政治局開會的一個詞,中國經濟有“韌性”,我認為這個詞是關鍵詞。我觀察的浙商就有韌性。2600萬,作為北大的教書人,覺得好大一筆錢。她說2600萬就2600萬,沒了照樣做那里辛辛苦苦做服裝。我以為炒過礦的人回不到實業了,但是她回去了。她的例子給了我很大的鼓舞。就是中國人、浙江人、浙商,有韌性。
然后我思考為什么有韌性,韌性來自于什么地方?兩條。第一條,大多數中國人、大多數浙商再富有,富可敵國,也沒有人會保證給你發錢。這是我們中國任何時候要有信心的一個根基。
我原來在農村,知道一個故事,我們曾經說是不是把中國的農業都變成國營農場,由國家包下,由國家發工資。據說毛主席派陳伯達調研這個事情,他算了以后說,中國搞不起,包不下來。我覺得這是中國能有今天這樣的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如果一個人有穩定的收入,哪怕不高,他的奮斗精神就會減弱。那時幸虧國家沒有把所有人都包下來,沒有把農村包下來,沒有把民營企業包下來。這是韌性的一個根本,你再富有,如果你放棄奮斗,那就可能什么也沒有了。
這也是中國的縮影。從全球來看中國,誰給你包下來?因為你歷史長、人口多、就該富有嗎?沒有這個道理。上帝也做不到。中國要富起來,當然有國際環境的影響,但主要還是靠自己。這是韌性的一個根基,很可靠。
第二條,競爭。你放棄,只要別人不放棄,過五年十年,你就得后悔。中國好在人多,一個不干,一個退出,一個懈怠,一個放棄,但還有很多人不放棄。我們也觀察了中國經濟好多年,每年都會有問題,看起來都像是過不去的坎。如果以五年、十年為單位,回過頭看,誰放棄誰后悔。五年以后沒你的事了。如果整個國家都完蛋,也行,偏偏五年以后中國會上一個臺階,你就想,當年要是不放棄怎么?萬一成了怎么辦?怎么交代,怎么見江東父老?
這兩個力量是觀察研究分析中國經濟的根基。這是我要表達的一個觀點。
當然要有這個根基不夠,要搏、要奮斗,還有冷靜的觀察,要有分析。要看你今天奮斗跟五年前奮斗有什么不同。我想借這個機會講一個觀點,因為我們現在的經濟下行是高位下行,而高位的時候我們犯了很多錯。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人的心理就是好的時候會把未來看得更好。所以我們現在很多行業、企業在總結教訓的時候,認為當年太不夠謹慎了。所以現在要謹慎一點。也有人把這個謹慎一點解釋成為“新常態”。我不同意。
我認為現在要當心另外一個誤差,經濟不好的時候,人們容易把未來看得更不好。這是主觀和客觀不吻合的兩種狀態。現在我們要總結2007年、2010年有一點飆起來勁的時候,要注意相反的誤差,普遍下跌、前后左右壞消息很多,容易把未來看得不好。所以要進行反向調節。我認識一些優秀的浙商,優秀的企業家,共同的特點就是有反向調節能力。你說好的時候,他會謹慎一些,前后左右都說不好的時候,他會找到未來更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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