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大時代——中國經濟報告會”之“七月談：直面矛盾 中國經濟轉型如何突圍？” 于7月8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安邦集團合伙人、副總裁，高級研究員，智庫學者賀軍在做主題發言。(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新浪財經訊 “大國大時代——中國經濟報告會”之“十月談：混合所有制語境下的國企改革。” 于10月27日在北京舉行。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劉偉在發言時表示，混合所有制，都是一個暫時的過渡，它最后的目標都是取消。

　　劉偉指出，混合所有制它本身是兩層含義，一個就是宏觀層面，全社會的所有制結構，一個就是微觀層面，就是企業產權構造。

　　以下是文字實錄：

　　劉偉：

　　各位領導、來賓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下午好，非常高興參加大國大時代十月談這樣的話題。大概講一刻鐘的樣子，我想講這樣幾個問題，一個問題是所謂混合所有制在中國的提出，以及它的進展歷程，其實我們說混合所有制它本身是兩層含義，一個就是宏觀層面，全社會的所有制結構，一個就是微觀層面，就是企業產權構造，這個角度上混合所有制，那么這個在中國在社會主義實踐和前蘇聯就出現過，比如說在1917年10月15日社會主義革命之后，集體主義失敗以后，列寧提出了新經濟政策，當時就采取過混合所有制。

　　再比如說中國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之前，我們當時的所有制結構和企業的產權結構在很多方面也是各種混合的。我們現在改革開放新時代提出混合所有制這個概念，和過去不同的是什么？無論是列寧時代新經濟政策的混合所有制，還是我們改革開放解放初期的所謂新過渡時期的混合所有制，都是一個暫時的過渡，它最后的目標都是取消，而不是發展和壯大他們，而我們現在提出基本制度建設方面，不是通過這個取消它，而是通過這種方式發展壯大，那么從宏觀層面，全社會的混合所有制結構來看，我們最初在改革開放以來十二大以來，當時爭議很熱鬧。

　　那么這樣到了1982年的年底，我們修憲，社會主義制度和公有制集體制度國有制之外，我們加了一個允許個體經濟存在，第二步到1986年我們又爭論允不允許私營存在，私營和個體大區別不一樣，我們討論來討論去，找到了一段話，馬克思講資本主義工廠和封建的手動作坊區別的時候，區別之一，比如務工人數。哪個少哪個多，我們找到一個根據，允許雇工7個人以下，這樣的話，到了十三大報告的時候，我們提出來允許私營經濟存在，這又進了一步，再接下來到了十四大我們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提出來以后，我們就進一步提出來，不是允許個體和私營了，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然后到了十五大進一步說，這種共同發展不是一個現象，叫做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制度，那么到十六大提出來什么，提出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發展非公經濟，并且說他們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這么一步一步走下來，在這種共識的情況下，我們實踐在推進，那么走到現在，根據最新的第二次普查資料，大家知道，剛才莊會長講了這個情況，就業80%是私營經濟在吸納，新增就業90%，GDP產值2/3，所以公有包括國有和集體的，在工業企業的實收總額當中，只占20%多一點。

　　中國從宏觀層面經過這些年的改革，混合所有制結構已經形成。微觀層面，具體到企業，是不是也要采取混合所有制的改造，最初我們是十三大提出來的，十三大提出來，允許不同形式公有制經濟之間在企業產值上混合，加上現在公有經濟內部不同形式的公有制混合，這是十三大，到了十四大，我們允許公有和非公有采取聯合經營，沒有講混合所有制，講的是聯合經營，到了十四屆三中全會，我們提出來，允許國有、公有和非公有，各種民營資本，采取混合所有制企業制度。這是十四屆三中全會，十五大、十六大、一直到十八大，反復持續講，以各種所有制混合的形式，來構造我們的現代企業制度，作為現代企業制度的基礎，到了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具體全面可操作的路徑。

　　我看了一下人民日報，國務院常務會議主持的，大概七大領域，電信、金融、鐵路、電力、石油、資源、公用事業這方面，都分門別類，從投資體系、融資方式要向社會資本開放，允許民營資本進入，采取混合所有制這樣的探討，所以現在從統計數據上顯示，整個國有經濟當中，真正國有的比例，只占50%多一點，剩下都是什么，都是非公有，在純粹私營企業總額當中，真正私人的只占67%，其他也是包含一些國有、集體和混合的，和法人的。

　　外商資本當中，純粹外商所持企業產權，也只占76%，還有34%也是國家的法人或其他的。也就是從微觀層面，中國不同性質任何一類，國有、非國有、外商、民營微觀企業產權構造來說，已經相當一批企業是混合狀態，所以走到今天，無論是宏觀層面還是微觀的企業產權構造層面，中國現在已經進入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實踐歷史進程中，我們下一步的任務是什么，特別是把它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方式，實際上我們的國有企業改革經歷了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分配領域的改革，比如放權讓利，分配改革。

　　再比如80年代中期，利改稅，規范企業和政府的分配關系，80年代末90年代初，承包制，企業承包和農村承包不同，實際上是分配體制的改革。一直到十四大以后，也就是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之后，國企改革才真正考慮按市場經濟的要求，從分配領域轉向所有制，尤其是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和基本特征，這樣逐漸深入到所有制改革，而所有制改革很重要的方面，我們提出叫抓大放小，放小一些競爭領域的非公有化，實際上就是混合所有制。

　　當然有很多的經驗和教訓需要總結，但是他的所有制改革，是國有產權變成非國有，是產權的讓步，當時我們簽訂的一些大的國有企業，進行現代企業制度改造，改造的基本形式，我們講股份制，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開始了混合，走到今天我們再一次提用混合所有制的形式作為國有企業深化改革的重要方式，我個人理解，是從所有權角度聚焦在國有大型和特大型企業方面制度的深化改革。實際上是這樣子的，這就是我們的歷程，走到今天的任務，這是我今天講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用混合所有制的經濟形式改造大型和特大型國有企業，它的真正困難在什么地方，它的根本性困難，實際上我們采取這種方式進行混合所有制，對大型特大型國有企業改造的目的，重要任務出發點是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構造一個微觀的制度基礎。也就是說使我們的企業，在產權制度上，能夠支持并且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構成和完善。

　　實際上是這樣一個。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一個歷史性的難題是什么，從理論上說，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一開始面臨兩個理論上的傳統，很難打破，一個是西方經濟學的傳統，它們認為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不可能和市場兼容，因為市場產權互相之間的排他性，基礎上的交換，公有制沒有明確的產權就不存在什么？所有權讓步上的交換的必要和可能，這是資產階級根深蒂固的傳統。所以他們批判社會主義，認為社會主義沒有前途，當年20年代初蘭格和米塞斯那場著名的爭論，圍繞蘇聯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榜樣，因為他們沒有前途，最根本的一個原因他就講你是公有制，沒有產權界區，沒有交換的可能，因此沒有市場，沒有市場就沒有競爭，沒有競爭就沒有效率，所以社會主義是一個沒有效率的制度，是沒有前途的，他根本就在這兒，這是一個傳統。

　　另外還有一個傳統，馬克思的傳統，馬克思的理論一開始認為，公有制社會，他沒有叫公有制，他叫社會共同占有制，和市場、和商品、和貨幣是不兼容的，他認為只有私有制，尤其是資本主義私有制，才和市場機制、商品交換相統一。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實踐是什么，我們想在公有制的基礎上，或者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結構下，把市場機制和公有制對接起來，獲得市場競爭性的效率。我們面對兩個理論上的傳統，馬克思的傳統觀點否認這種可能，他很多方面世界觀、方法論、基本觀點、歷史觀根本不一致，但是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就是認為公有制和市場不能統一。

　　另外一個體制目標，實現市場效率就是要求這個企業適應市場競爭滿足市場的要求，那你該考慮，哪些企業怎樣改革，讓它能夠納入市場規則的硬約束，滿足市場機制對它基本要求，我想這兩個問題，發展的目標，競爭性的效益目標，體制目標就是市場的硬約束目標，這是我們的確立國有大型、特大型國有企業，納入這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基本考慮。

　　當然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操作層面的問題，比如法制，法制環境要平等，權利平等、機會平等，報酬公平。而且進入自愿，退出自由。法律上保護的退出自由，另外比如混合所有制是有成本的，涉及到很多的債務問題、產權交易問題，一系列制度摩擦，解決這些制度摩擦是需要資源的，這就是改革的費用，你能籌措到多少改革的費用，決定我們推進這項工作的程度和速度。這就是我談的一點點看法，和大家分享，不對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