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前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高西慶。（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駱霄 攝）

　　新浪財經訊 由中國并購公會主辦的第十一屆中國并購年會于11月15日在北京召開，前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高西慶出席了會議并做主題演講。

　　以下為文字實錄：

　　高西慶：謝謝主席！

　　我解釋一下，我沒有穿西裝，不是對大家不尊敬。你們看到北京APEC的藍了，大家希望它能持續下去。過去四年來，我基本上下班都是騎自行車，我今天也是騎自行車來的，我希望在座各位能減少開車盡量減少開車，能坐地鐵、公交盡量坐地鐵、公交，能走路盡量走路，身體也鍛煉好了，北京的污染一定會減少很多，我覺得現在中國人很悲摧，再過十年，不知道北京的肺癌會增加到什么程度。希望各位盡量用綠色經濟，剛才胡德平部長講了企業搞人工葉綠素，如果每個人都能把自己的能源消耗做好的話，我們的經濟會好很多。

　　今天的題目是并購，我講的題目叫“走出去與請進來的辨證關系”，為什么這么說呢？最近，中共中央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以來，一直強調中國企業要“走出去”，“走出去”這個話說很多年了，過去30多年來，我們一直努力地想辦法“走出去”，但是，只有到了今天才真正變成一個巨大的潮流，中國企業大量的走出去，但是，“走出去”的過程中碰到了各種各樣的問題，這是不言而喻的，大家也知道，我們碰到的困難很多，我自己過去七年做中投公司總經理，碰到很多酸甜苦辣，受到了很多各種各樣的差評，只要媒體提起中投來，馬上想起中投做過的幾個走麥城的事。

　　從1978年、1979年開始，“走出去”的過程和“請進來”的過程其實是對應的過程，改革開放剛開始時候，中國人主要想“請進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用很大力量，要把外資吸引進來，各地黨政首長考查業績重要能力之一就是招商引資能力，到今天為止，很多地方的首長仍然在把招商引資作為自己很重要的業績。事實上，這個過程給我們帶來很多所謂巨大的經濟上的好處。但是，現在不同的聲音越來越多，互聯網已經發達到這個程度，大家所能看到的評論跟以前所有人都只看中央電視臺和人民日報是不一樣的，能聽到的不同聲音太多了，大家對“請進來”過程感覺到的糾結、評論，點贊的少，差評的多，已經越來越多的表現出來，以及我們對于社會上的問題，貧富懸殊也罷，各種階層也罷，各種社會問題也罷，很多人都把它和“請進來”的過程聯系起來。

　　1978年、1979年成立中信公司以來開始了中國相對有意識的主動的、全面的出去投資，早期，我們出去的都是幾大外貿公司，買點鐵廠、鋁廠，糧油搞一個貿易行等等，到中信公司開始買各個行業的東西。大家知道中信的過程，中信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時，也吸收了很多教訓，經過這么多年發展，國營企業逐漸“走出去”，到最后，民營企業終于開始“走出去”。耳熟能詳的就是阿里巴巴[微博]這樣的企業，這個過程標志著一個重大的歷史性變化，早期出去是以實業并購為主，出去買工廠，有時候買工廠以后，把工廠拆了以后拿回來，很多外國政府首腦、政治家感到很緊張，中國人現在跑出來又買我們的東西，可能把我們的工廠拆了就拿回來。尤其在歐洲，很多時候我們買某一個工廠時候，當地人民起來反對，擔心把工廠拆了以后拿回去，我們說工廠在那擱著也沒用，他們說那也不行，對我們的心理和就業上有影響，今天大家已經意識到這已經不再是唯一的選項了，我們了解了資本市場運作方式，我們利用資本市場方式做并購。現在買5%、10%、15%、49%等等，為什么會這樣，中國人開始了解外面的機制、規則和文化。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一個很重要現象，我在中投體會特別深刻，早期出去也罷，“請進來”也罷，所有人都把中國市場看作相對不發達的剛剛開啟的需要幫助的市場，在這種情況下，西方人要么想取得一點可能的利益，要么我來幫助你，有些國家由于歷史原因，愿意幫助中國，給你無息貸款也罷，給你技術轉讓也罷，把你看成一個小弟弟。今天，這個形象徹底改變了，在過去短短的七八年里，這個形象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這么短時間里，突然從一個讓大家感覺到窮的不能再窮的國家變成很富的國家，當年我在社保的時候，我在所有機構都負責扶貧，大家知道，中央機關都有扶貧任務，全國532個扶貧縣，都要有機構進行對口扶貧，我在社保時扶貧的一個重要地方是鄂爾多斯，今天鄂爾多斯是全國最富有的地區之一，我們當時扶貧的時候，大家已經覺得鄂爾多斯很有錢了，但是仍然覺得是貧困縣，出這么多資源，為什么貧困呢？跟中國歷史上資源“剪刀差額”是有關系的，短短幾年，鄂爾多斯變成富有的地方，短短幾年，搞出了這么多房子，20萬人，蓋了數十萬的房子，沒人買。

　　因此，又有一個跟它交集的變化，世界金融監管模式的巨大改變，這個是從2005年、2006年開始，經過安然危機，一直推到2008年巨大的金融風暴，使得金融監管模式發生了巨大改變，和過去歷史上多次金融危機所形成的東西是不一樣的，為什么不一樣？因為我學法制史和經濟立法史，叫做鐘擺的搖擺，最有少50年、60年周期，而不是通常講的10年一次，5年上、5年下，不是這樣，我對金融監管模式很關心，從政府到老百姓、到監管機構和被監管機構，整個模式已經有了巨大改變，在座的很多同志都在相關機構工作，現在的感覺和十年前、二十年前完全沒辦法相比，我從80年代初在美國開始接觸這個行業，到今天，30多年來，跟我了解的過程完全不一樣，完全走了另外一條道路，和中國目前的狀況剛好交集。

　　我們必須清楚的認識到一點，我們在努力的“走出去”，我們企業要出去買人家東西，跟我們鼓吹，說你們是平坦的競爭場地，我們踢球的時候，我在經貿大學的足球隊踢了七年球，每次上場時候要扔硬幣，選場地，各國監管機構都強調我們的場地是平的，選那邊都不要緊，事實上是這樣嗎？必須要看到這點，我們出去時候常常看到這樣的情況，不管民營企業，還是國營企業，早先只是對國營企業，近期，有一家民營企業到美國買了個企業，美國總統逼著他賣掉，覺得有各種各樣問題。我天天要跟各國監管機構打交道，尤其是美國人，我說你跟我說了這么多，你說你的場地很平，你的規則和透明，機制可預測，為什么我今天碰到這么一個不可預測的狀況呢？在技術層面講，我們可以說出很多道理，談判的對方有時候說的很難過，在大的國際會議上，一講起來就覺得很難受。

　　事實上，下來之后，大家就明白這些基本道理了，他們說大場合里不好說的話可以在底下跟你說，你所講的道理只在這一點上起作用，在座各位對背景不了解，我們不能說的過于清楚。有一個企業，在中投投資過程中，被美國監管機構拒絕，說你不能投，你要投得簽協議，城下之盟，跪在地上說你讓我進來，我什么都可以給你，我說這不是開玩笑嘛，我干嗎要做這樣的事情。為什么是這樣？人家說有國家安全問題，在我們這個特定例子里，兩家機構，我們和歐洲一家機構，完全類似，都是國家主權財富基金或者巨大的養老基金，一模一樣的東西，分成正正的兩半，而且由外方機構做所有文件，最后我們倆一塊拿上去，交給監管機構以后，監管機構說得分開，分開之后，對方馬上就批，我們的不批，讓你簽這個協議，城下之盟，不簽這個協議就別進來，為什么呀？沒有為什么，我們的法律不允許我們告訴你這里有什么問題，我說開玩笑啊，我說你們成天說你們的法律是公平的、透明的、可預測的，我說我之前做了各種調查，都是美國銀行家、美國咨詢公司、美國律師告訴我說沒有問題，今天你告訴我有問題，我說光做盡職調查已經花好幾百萬美元了，那怎么辦？沒辦法，我就不能告訴你為什么，我跟部長們談，態度都很好，結論很堅定，對不起，不能告訴你原因。

　　我跟很多人很熟悉，打很多年交道，私下里，他們說：“對于這件事情，我們不好說什么，但是我要告訴你，如果美國一個公司用類似的方式到中國投類似行業時候，你們會怎么辦？”我說你別跟我說這個，我管不了這個事，沒法辯論了。國民待遇這個概念也是美國、歐洲提出來的，從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就反過來，給你超國民待遇，國營企業的人特別了解，國營企業老報怨，你說我們不掙錢，我們怎么掙錢，外國企業進來了，兩免三減，五年公司關了，又成立一年，永遠不繳稅，外國人進來三通一平，后來七通一平，給了各種各樣好處，過去起了很重大作用。

　　與此同時，我們付出了另一個代價，超國民待遇使得我們自己的很多企業發展不起來，現在中國到了這個歷史關口，我們改變機制，可以進來，但是這個改變還沒有到所謂國民待遇的時候，給他好處的同時，把很多東西限制住了，很多行業外國人根本進不來，有的法律上進不來，有的事實上進不來。我們不能一味的指責你們不公平，我跟他們辯論，我說這個很簡單，我說我從來沒有說過你進來我這兒是平坦的競爭場地，中國發展到現在，很多國家還不承認我們是市場經濟呢，我去你那兒，你可說了，我這非常透明、非常公開、非常平等，在心態上，一定要有一個清楚的認識，中國已經發展起來了，中國已經變成了大家的大國，在力量上、在法規上、在機制上已經成了大國，不要再有小媳婦的心態，商場就是戰場，大家平等的競爭，你給我多少，我給你多少。很多人今天還在辯論WTO[微博]政策到底是好是壞，今天說TPP要不要進，人家說TPP就是對你們的，中國人一旦進來，以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以中國人的勤奮，中國人一進來，別人都別干活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作為一個大國，這么多有頭腦的人，做事的時候，得抻著點勁。我們要充分理解國外的法規、機制和文化，以及法規背后的機制、文化和哲學思想。

　　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