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由國際金融論壇(IFF)主辦的“IFF2014全球年會”于2014年10月31日-11月2日在北京召開，大會主題為：完善國際金融新格局。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出席并發表演講。

　　朱光耀稱，美國作為份額改革的直接參與者，在2010年形成了IMF[微博]份額和治理結構改革決議，G20峰會也予以批準，在實施的過程中，由于美國國會不批準，所以2010年的方案，拖到今天仍舊沒有實現，所以美國應該承擔應該承擔的責任，這也是美國自身利益的體現。當然，這需要美國的智慧。

　　以下為演講實錄：

　　朱光耀：非常高興和大家一起研究國際金融的新格局問題。討論國際金融新格局，首先應該準確地把握當前國際經濟的真實狀態。在此基礎上做出判斷，應該如何協調政策。

　　從目前看，雷曼兄弟破產六年之后，國際金融危機的陰影還沒有完全擺脫。明顯提醒之一是，2014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IMF三次調整對全球經濟的預測。不久前，IMF把全球經濟增長率，調低到3.3%。而WTO[微博]，國際貿易組織又把全球貿易增長量下調至3.1%。同過去二十年間，全球貿易年增5.2%這一平均數相比有很大差距。面對這兩組直接數據，一是全球經濟低增長，而在低增長的狀態下，貿易增長又比經濟增長還要低。而且大大低于過去二十年的年均平均增長率。這就提醒我們，目前全球經濟的不穩定、不確定、不平衡和脆弱性相當突出。

　　2014年，這種不平衡性又表現在，原來危機爆發之后，作為整體推動全球經濟增長亮點之一的新興國家市場也出現了分化。2014年俄羅斯作為金磚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只有0.2%，巴西0.3%，這就出現了明顯的分化態勢：一方面，IMF保持了對中國經濟7.4%增長率的預測，明年對中國的預測也沒有調整，為7.1%；同時把美國的經濟增長率從原來預測的1.7%，調高到2.2%。那么在全球經濟增長方面，實際上中美兩家承擔著全球新增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部分。

　　另一方面，具有鮮明挑戰的，也是我們擔心的，IMF在報告中明確指出歐洲歐元區2014年只有0.8%的增長，而作為歐洲經濟的兩個關鍵大國——德國和法國，其增長率分別為1.4%和0.4%，在這種情況下，歐洲失業率仍居高不下，特別是年輕人的失業率居高不下，這一挑戰性則非常明顯。

　　IMF原來預測的日本經濟增長率2014年是0.9%。由于調整消費稅之后，日本第二季度下滑了7%。但是就在前天，日本央行的黑田行長把日本的經濟增長率下調至0.5%，相對IMF剛剛公布的0.9%，日本又下調了0.4個百分點，這無論是對日本經濟，還是對全球經濟增長來說都不是好消息。安倍政府的第三支箭——結構調整看起來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回到金融政策來看問題。在雷曼破產六年之后，作為一個經濟周期來看，當前的全球利率水平，處于二戰之后歷次經濟周期復蘇階段最低的水平。這一方面反映出復蘇進程極為緩慢，另一方面，也顯示出了通貨緊縮的危險。通縮過去長期表現在日本，但是目前，這種風險對歐洲經濟的沖擊是非常大的。畢竟年0.3-0.4%的通貨膨脹率太低。

　　而且，目前所有的主要發達國家設定的2%的通脹目標都無法實現。這也是日本中央銀行為什么要調整貨幣供應量80萬億日元的關鍵原因，歐洲央行行長在8月承認歐洲面臨著通貨緊縮的風險，而且做出政策表態：2017年中以前歐洲央行不會提高利率，美國美聯儲宣布今天開始結束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此次美國實行的量化寬松政策實際上共推出三輪，總共3.3萬億貨幣供應，雖然現在成果如何，大家還有不同的爭論，但是確實在危機之初，對穩定美國經濟起到了作用。另一方面大量印刷鈔票也對金融市場造成了沖擊，這一問題還會繼續研究。

　　目前關鍵問題是美聯儲停止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以后，隨著美國經濟逐步走強，美聯儲一定會實現利率的正�；�進程。美聯儲主席也明確地向市場表示首次提息會非常謹慎，而且其第一次提息只有25個基點，也就是25個BP(BASIC POINT)。美聯儲的歷史表明，在歷史上所有周期，美聯儲一旦啟動利率正常化進程，提高區間里就不會是一次25個基點，而是在一段時間內，利率逐步地提高。其直接影響之一是美元會更強，歐洲貨幣由于歐洲央行已經明確表態2017年中之前不會提高利率，則這一差距會在此段時間內加快擴大。那么如何貫徹G20確定的貨幣政策，針對國內的目標，防止競爭性貨幣限制，就成了具有象征意義的政策協調，這是G20政策協調中非常關鍵的因素之一。

　　從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到歐洲央行的貨幣政策，再到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在發達國家，主要發達經濟體中也出現了根據自身經濟基礎不同，而實現不同利率水平的明顯態勢，這是我們必須密切觀察的(現象)。

　　與利率走勢直接相關的是貿易格局的變化、直接投資的變化和大宗商品價格的變化。他們有各自的獨立性，但是相互之間也有直接的影響。而全球經濟復蘇得過度緩慢，又對這些因素的變化增加了不確定性。

　　這幾年，人民幣走向國際的步伐在加快，剛剛在華盛頓舉行的G20財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議上，英國財經大臣奧斯本做發言，其重點內容之一即是向G20財長和央行行長通報，英國政府要發行人民幣主權債券，而且這筆債券發行的收入不是用于彌補英國的逆差、財政赤字，而是用于英國的外匯儲備。

　　這是西方國家首次把人民幣作為國債發行，而且籌集的人民幣收入，是作為國家的外匯儲備。盡管發行量只有30億人民幣，原來計劃20億，因為市場反應熱烈，最后實際發行了30億。即使是30億人民幣，這一數量對英國這樣一個工業化國家的外匯儲備而言，依然是很小的。但是其意義在于人民幣國際化在工業化國家，特別是西方七國之一，走出了重要的一步。

　　與此同時，中國人民銀行同歐洲央行、英國央行、法國央行都開始實行貨幣的互換和交易，這實際上促進了人民幣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使用。中國的金融改革特別是在資本賬戶方面的改革還有待深入，但是進程在逐步向前邁進。

　　在開放資本賬戶的過程中，IMF建議，作為中國防范系統性，區域性風險的政策工具之一，開放要十分謹慎。而實際上人民銀行原來的設想還要快，而國際社會在政策建議方面反而比較謹慎，這也證明了中國的金融改革對中國的結構調整非常重要。同時對穩定國際金融市場也非常重要。

　　在中國參與G20的進程中，包括在參加金融穩定理事會(下稱FSB)的工作中，今年FSB設定了三個關鍵的政策目標：一個是大而不倒的銀行的問題，一是跨境衍生產品的交易問題，二是影子銀行問題。在這三個關鍵領域，中國都深入的參與了政策的制定。

　　關于大而不倒的銀行的問題，工商銀行是全球系統性銀行的中國首批參與者，建設銀行和農業銀行也要很快加入，這表明在全球金融治理結構，特別是商業銀行治理結構方面，中國的發言權和代表性在迅速的提高。而中國金融改革的實踐，本身也對FSB的進程做出了貢獻。

　　在相關政策方面，中國和FSB也進行了的討論，比如在特別監管條例方面，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政策的區分問題等，這也需要一個過程，使全球的金融治理體系，特別是在大而不倒的銀行的治理方面，能夠更加均衡的向前推進。

　　在跨境衍生產品監管方面，有一個必須要解決，也是中國積極促進相關進程的問題，就是會計制度的標準化問題。由于會計制度的不同，美國方面的不妥協，經過很長的時間，到現在在政策協調方面還沒有完成。

　　對于這一問題，美國、歐洲和日本之間首先要達成政策協議。但是如何顯示政策的靈活性，達成一致，確實需要歐、美、日之間在相關政策方面的協調和妥協。

　　歐洲、日本財政部長都曾給美國財長就這一問題明確寫信提出政策要求。這也反映出在經濟治理方面，如何加強政策協調，如何提高政策的互相妥協和信任程度，也是發達國家自身的需要。

　　在影子銀行方面，在處理好道德風險的同時，必須要掌握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處理好道德風險與防范系統性和區域性風險之間的關系。

　　還有，如何支持小微企業的發展和特殊需要的問題，這需要通過深化金融體系改革，包括建立小型的私人銀行等來實現。今年國家已經批準了五家私人銀行，但是這一步伐還要繼續往前推進。更多改革措施還包括存款保險制度的建立等，這是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對金融體系改革的明確要求，我們要認真落實三中全會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精神。

　　總的來看，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在國際協調過程中發揮了作用，發出了聲音，而且正在加強在這個進程中的影響。

　　現在的關鍵問題之一是美國。美國作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又是國際貨幣體系的主導者，如何真正體現出責任，是對美國自身智慧的考驗。

　　二戰之后，國際政治、經濟、金融體系由美國牽頭構建，時至今日，體系如何有效運作、有效維護，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如何體現金融體系的信譽，這其中的關鍵考驗之一，就是2010年IMF的份額改革問題。

　　美國作為份額改革的直接參與者，在2010年形成了IMF份額和治理結構改革決議，G20峰會也予以批準，在實施的過程中，由于美國國會不批準，所以2010年的方案，拖到今天仍舊沒有實現，所以美國應該承擔應該承擔的責任，這也是美國自身利益的體現。當然，這需要美國的智慧。

　　無論如何，國際金融治理結構的進程，必須向前推進，這是現階段國際金融體系能夠有效運作的重要政策基礎和機構基礎。2010年國際貨幣基金改革的方案，必須盡快實施。這即是所有G20國家成員的要求，也是世界各國聲音的體現。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反復同美方交涉，希望美方承擔起應該承擔的責任和義務，盡快批準2010年國際貨幣基金改革方案和治理結構改革方案，這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總體來看，在全球經濟發展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很多，而且不平衡非常突出的情況下，現有的國際金融體系必須發揮作用，而且通過這種作用的逐漸發揮，也使體系自身的合理性得以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