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人皮凱蒂寫的《21世紀資本論》，今年4月在美國創造了大部頭學術著作躍居第一暢銷書的出版界奇跡，并獲得克魯格曼等多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高度推崇，此后又風靡全球。這位被英美媒體稱作“搖滾明星式經濟學家”的學者，同時也是一位跨學科文化大師，而且創辦過一所全球頂尖的經濟學府。據悉，11月初他將首度訪華。

(圖為：5月 27 日，巴黎經濟學院經濟學教授皮凱蒂在自己的辦公室中)

　　今年春天，美國出版界發生了一個奇跡：一部學術著作居然成了暢銷書！巴黎經濟學院經濟學教授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去年出的《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英譯本 3月10日在亞馬遜[微博]上線，一個月后即告脫銷，4 月下旬更登上亞馬遜圖書銷量榜榜首。

　　該書的暢銷離不開美國學術界大 V 的力薦。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保羅·克魯格曼率先給出“滿分好評”，盛贊該書是年度乃至10年內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它的新穎之處在于，它摧毀了保守派最為珍視的一些錯誤信條。保守派堅持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靠才能就能成功的時代，巨人的財富都是掙來的，也是應得的。但皮凱蒂闡明，富人的大部分收入并非來源于他們的工作，而是他們擁有的財產。我們正在倒退回‘世襲資本主義’時代。”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專欄中寫道。

　　其他名人也爭相點贊，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當然，這本書也激起不少爭議。美國企業研究所的詹姆斯·佩托庫基斯(James Pethokoukis)在《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雜志撰文警告：“它會在知識界傳播，重塑政治和經濟觀念，而未來所有的政策論戰都會在這些觀念的基礎上展開。”

　　同樣保持懷疑的還有美國前財長拉里·薩默斯，他在書評中寫道：“他(皮凱蒂)提出的建議，未必是解決社會不公平的最切實和最完整的方案。”《金融時報》資深編輯克瑞斯·宰爾斯(Chris Giles)也對該書使用的歷史數據提出質疑。

　　于是，一場場圍繞《21世紀資本論》的研討會在美國各地高校展開，師生們積極響應，一度出現爆棚現象。

　　“現代資本論”在美國走紅后，法國記者在巴黎捕捉皮凱蒂的蹤影，發現他已經出現在白宮的貴賓席上。這股“皮凱蒂熱”在美國興起后，已經波及歐洲、南美甚至亞洲，日本、韓國經濟學術界紛紛慕名邀請皮凱蒂，中國網友還把他稱為“拼爹經濟學之父”。

　　4月30日，托馬·皮凱蒂在倫敦市區的國王學院向學生和賓客介紹自己的《21世紀資本論》；這本引發爭議的學術著作兼暢銷書當時即將在英國發行

　　9月中旬，《21世紀資本論》中文版發行；11 月皮凱蒂將訪問中國。《21世紀資本論》的魔力在哪里？皮凱蒂是馬克思的繼承者還是挑戰者？他如何看待自己的成功？帶著這些問題，記者撥通了皮凱蒂的電話。

　　皮凱蒂寫的大部頭學術暢銷書《21世紀資本論》的中譯本

　　電話那頭的皮凱蒂絲毫沒有名人的架子，完全是謙虛的學者風范。他思路敏捷，言辭犀利，厭惡美國某些經濟學家那種“咄咄逼人、目中無人”的姿態。談起自己的“資本論”，他強調自己不是 “現代馬克思”，并指出《資本論》存在不少歷史局限性。他說自己并非共產主義者，批評前蘇聯錯誤的經濟政策，并稱贊“鄧小平是社會主義陣營中為數不多的務實領導人”。談到法國內政時，他毫不掩飾對前總統薩科齊的藐視，也認為現任總統奧朗德至今無所建樹。

　　在采訪中，皮凱蒂沒有拒絕回答任何問題，但有時會沉吟斟酌。談起自己的“資本論”，他放慢語速；碰到專有名詞，他會特別解釋；說起人生經歷，他選擇大而化之。他偏愛略帶質疑、有些挑釁味道的問題。此時他會順著你的思路，推理你的結論，舉例說明你的漏洞。他說自己不是“工作狂”，喜歡過有張有弛的生活。今年度假時，他隨身攜帶的小說是馬爾克斯的《霍亂時期的愛情》。工作之余，他最喜歡和三個女兒聊天。

　　5月27日，皮凱蒂在巴黎經濟學院自己的辦公室中接受采訪

　　“現代資本論”惹出是非之爭

　　在中文版中，皮凱蒂特地寫了11頁的“告中國讀者書”，里面提到中國社會轉型期面臨的選擇，以及中國政府的反腐措施。“腐敗是一種極端的社會不平等現象。”他寫道，“反腐是好的，但僅靠反腐單項措施無法建立公平社會，重要的是建立合理的稅收制度。

　　中文版《21世紀資本論》被裝禎成字典，握在手里特別沉，分量和《現代漢語詞典》相當。但真正讀起來并沒有想象中困難，因為里面沒有特別難懂的經濟學理論，也沒有繁瑣的數學公式，不少篇章中都穿插了巴爾扎克和簡·奧斯汀小說的內容，《高老頭》、《曼斯菲爾德莊園 》的書名出現在圖表中。這些圖表大多是不同時期英、法、美等國的國民收入和經濟增長的對比曲線圖。

　　全書16章分為四個部分，分別闡述“收入和資本”、“資本/收入比的動態變化”、“不平等的結構”、“21世紀的資本監管”。他匯總了自己和20個國家學者收集的數據，梳理了自歐洲工業革命以來歐美國民收入和財富分配動態變化的歷史。

　　在書的開頭，他推翻了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關于“各經濟體會隨著發展成熟而變得更為平等”的理論，指出資本主義存在“本質弊端”：“從長遠的角度看，資本回報率遠高于勞動回報率以及平均的實際經濟增長率，因此財富趨向于聚集在少數人的手中。”他認為政府必須加以干預，通過對富人征收重稅來重新分配社會財富，避免出現極端不公平現象。

　　皮凱蒂表示，《21世紀資本論》是他多年研究成果的一次大匯總，真正成書只花了一年。

　　“我覺得社會學的研究者中沒有天才。我作的研究，說穿了是技術含量很低的東西，只是以前沒人系統做過，就是收集歷史上不同時期的家庭收入，然后匯總。理論上說，這種研究每個時代都能做。但現實中，很多學者會受到學科界限的困擾。這些數據對于歷史學家來說，是經濟學范疇的；對于經濟學家來說，是歷史學家的分內活。我只是把這些數據匯集起來，然后試著從政治、文化、社會的角度來分析社會財富分配和社會不平等。”他謙虛地解釋道。

　　一本“經濟歷史書”緣何會引起強烈的關注？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助理教授瑪里內斯庫(Ioana Marinescu)認為，《21世紀資本論》在美國走紅主要是因為它順應了時勢。

　　這位皮凱蒂的學生對老師的研究再熟悉不過。“《21世紀資本論》戳中了美國夢的痛處。皮凱蒂利用研究證明，自1970年代以來，美國社會的不公平程度逐漸加深。”她說，“美國民眾對‘占領華爾街’運動記憶猶新，感觸很深，這場運動針對的就是 1% 的巨富，這和皮凱蒂研究的對象是一致的。其次，奧巴馬政府自去年開始將‘社會平等’口號提上日程，為此書培養了暢銷的政治土壤。” 

　　法國經濟學家對皮凱蒂又是如何看待？歐洲商學院(ESCP)政治社會學教授內莫(Philippe Nemo)認為，《21世紀資本論》的成功與美國媒體的炒作分不開。“美國是自由經濟體制，但別忘了，美國的媒體很左。美國自金融危機以來，經濟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恢復。當民眾陷入絕望時，抬頭一看，‘福音’來了，皮凱蒂一下找到了苦難的罪魁禍首。學術書成為暢銷書，里面肯定有非理性的成分。”內莫說。

　　自由學派的內莫一向是皮凱蒂理論的懷疑者，對他不同時期的研究成果都發表過評論：“他是個睿智的學者，我欣賞他書中的智慧。他錯在只是一個宏觀經濟學家，不會從微觀角度考慮問題。世界上沒有絕對公平的社會，我們研究問題的核心不是社會公平本身，而是窮人的處境。從工業革命開始看，窮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改善，這是社會走向富裕的證據，是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成果。皮凱蒂對資本主義的認識是片面的，他提出的巨富稅會破壞資本的核心，那就是‘私人財產不可侵犯’和‘自由經濟’。還有，他將資本主義和金融問題簡單地混為一談。例如確實有很多金融交易員一夜致富，但那是金融系統的問題，不是資本主義的問題。”

　　法國國家經濟觀察局(OFCE)研究室主任丹博(Xavier Timbeau)評價說：“這是一部長篇巨著，帶著很強的教育普及性。但皮凱蒂所說的‘資本收益率終究高于經濟增長速度’，這是后期觀察中總結到的，僅憑這一點無法解釋社會不公平的根源。其實，要分析社會不公平的根源，應該從微觀的角度看，因為1%的富人是流動的，這個流動性造成了社會不公平。皮凱蒂認為，在財富分配不均發生后，用征稅方式就能拉平社會差距。這是善后處理，而不是從源頭找問題根源。所以我認為，他的邏輯存在問題。”

　　面對各種質疑，皮凱蒂倒是異常冷靜。記者念了幾段懷疑者的論調給他聽時，他聽完后大方拋出一句：“我出書就是為了推動輿論。大家對我的論斷有爭議，有批評，這都是好現象。另外，第四章關于未來的預測，本來就是為了拋磚引玉。”

　　“經濟學霸”的成長史

　　皮凱蒂1971年5月出生在巴黎，父親是高級技工，母親是教師。他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上幼兒園時，老師就發現他天資聰穎，求知欲旺盛。5歲那年，他開始上小學。

　　18 歲時，皮凱蒂考上法國著名學府巴黎高師，不到兩年便提前獲得數學教師資格證書。隨后，他進入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在導師蓋斯內爾(Roger Guesnerie，法蘭西學院院士)指導下寫論文，研究財富分配模型。讀博期間，他被選為歐洲數量經濟學合作項目的交換生，赴倫敦經濟學院深造。22歲那年，他一舉拿下EHESS和倫敦經濟學院的雙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被評為年度最佳。

　　完成論文后，他跟隨導師參加各地的研討會，被不少美國院校相中。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麻省理工學院(MIT)紛紛發來聘書，皮凱蒂最終選擇到 MIT當助教。

　　出發前，皮凱蒂興奮不已：自己終于要實現“美國夢”了！然而到了美國，他發現美國高校的經濟系是個很封閉的圈子，很多教授對經濟學之外的領域毫無興趣。而在皮凱蒂心中，經濟學教授應該虛懷若谷，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文化大師，而不是整天把腦袋扎進數學模型堆里的書呆子。

　　隨著工作的深入，他的反感情緒日益加深。此時，他的興趣點逐漸從數學轉移到歷史，想多花時間作跨學科研究。可惜論文任務壓在身上，他沒有多余的精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只能被動地完成一些研究任務。但內心一直有一種聲音在召喚他，他渴望成為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和費弗 (Lucien Fevre)那樣的人文學者。

　　1995年，皮凱蒂的第一個小孩即將出生。他整理行裝，準備返回巴黎。“我沒有反美情緒。我很喜歡美國，但沒有愛到要放棄巴黎的程度。我不想在一個陌生的社會人文環境下度過一輩子。在美國，我只是一個普通教員。在法國，我是個公民。另外，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在法國的人文環境中成長，所以回國了。”皮凱蒂向《外灘畫報》記者如此解釋。

　　回國后，皮凱蒂成為法國社會科學院(CNRS)的研究員。2000 年，29 歲的他晉升 EHESS 經濟學教授。兩年后，他獲得法國年度最佳青年經濟學家獎。2005 年，他受當時總理德維爾潘之托，創建巴黎經濟學院。這所新學校合并了巴黎區域多所院校的經濟系。

　　作為共同創始人和校長，皮凱蒂肩負重任。學校的主要競爭目標是倫敦經濟學院。皮凱蒂把這一經歷比作自己的創業史，戲稱這是他生平第一次親身實踐資本主義，并強調巴黎經濟學院是個混合所有制“企業”。

　　“總的來說，巴黎幾所公立院校的經濟系師資質量還不錯，但規模很小，國際上沒什么名氣，所以我辦校的初衷就是把優秀的教育資源整合起來，讓它更有國際競爭力。”皮凱蒂說，“雖然我更喜歡學術研究，對管理工作興趣不大，但真的干起來還蠻帶勁的。校長就像經理人一樣，辦校過程也是‘政治權力和資本主義’的抗衡體驗。”據 9 月一項調查，巴黎經濟學院在全球商學院中排名第七，在歐洲排名第二。

　　2007 年，社會黨人羅亞爾女士競選總統，競選團隊邀請皮凱蒂擔任經濟政策顧問。為了保持學術獨立，皮凱蒂辭去校長一職。羅亞爾落選后，皮凱蒂重返巴黎經濟學院，專心搞學術。

　　在《21世紀資本論》之前，皮凱蒂已發表過多部學術著作，涉及經濟政策的方方面面。2008 年，他和法國同行博齊奧(Antoine Bozio)共同出版《退休體系改革建議》(Pour un Nouveau Système de Retraite )。2011 年，他和伯克利大學經濟學教授賽斯(Emmanuel Saez)、倫敦經濟學院教授朗代(Camille Landais)合著《稅制改革》(Pour une Révolution Fiscal)。此外，皮凱蒂還是法國左翼日報《解放報》的專欄作家，偶爾也給《世界報》撰文。

　　“他是個很認真的老師。如果你真的想走學術路線，那他是再好不過的導師，會給你指點迷津，如果你想混日子，就會覺得他嚴厲而刻板，因為他忍受不了學生的玩世不恭。”瑪麗內斯庫評價說。她的碩、博士論文均在皮凱蒂的指導下完成。當年她曾和同學共同發起“經濟學教育改革”的呼吁，皮凱蒂是一個站出來支持的教授。

　　“我很喜歡他，我們一直有聯系。他前一陣子還鼓勵我寫一部勞動法的歷史，可惜我手頭上還有其他項目要完成。估計要晉升教授后，才有時間和經費完成這個宏偉工程，這些我都有心理準備。來美國之前，他給我打過預防針。”她說。

　　“他不像是象牙塔里的書呆子，思想非常開放，喜歡辯論。”和皮凱蒂共同出書的朗代說。他也是皮凱蒂的學生，同樣是雙博士。朗代親切地直呼導師“托馬斯”，說自己很幸運，結識了“伯樂”：讀碩士時，他在食堂撞見仰慕已久的皮凱蒂，于是上前搭訕，兩人聊得很投機。飯后，皮凱蒂鼓勵朗代報考自己的博士生。“他非常慷慨，尤其在時間上。我讀博的時候，每個星期都會被叫去問話。另外，有一點可能外人不知道：他嗜書如命，而且什么書他都會看。有一次看到他在啃一本古典樂評，讓我肅然起敬。”

　　看來，皮凱蒂的魅力不僅在于寫出一本暢銷書，更在于他對學術和教育的熱情。

　　”在社會中，財富分配出現小幅不均的時候，對經濟增長是有促進作用的。但如果財富高度集中時，資本流動速度會放慢。”

　　“社會不平等是個核心問題”

　　B=《外灘畫報》  P= Thomas Piketty

　　B：你的書為何叫《21世紀資本論》？它和馬克思《資本論》的關系？ 

　　P：我談的是資本，加上 21世紀，主要想提出一個時空的概念。兩本書的最大區別，我覺得我的書更簡單。《資本論》充滿了理論和思辨，讀起來很困難。當然，它關于 18 世紀工人運動的闡述非常有趣。

　　其實，批判前輩是很容易的事，畢竟我們后人有更多的歷史經驗，我比馬克思多了 150 年的歷史經驗。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是自己的掘墓人，但他沒有告訴我們廢除資本主義后，如何在政治和經濟上組織社會，這是他的歷史局限性。在 19 世紀，喊出“廢除私有制”是非常壯觀的口號，但廢除資本主義之后怎么辦？說來容易做起來難，看看前蘇聯的失敗經驗就知道了。

　　B：那人家給你扣上“現代馬克思”的帽子未必恰當。

　　P：對。其實我是捍衛私有制的。

　　B：你怎么看待私有制？

　　P：我認為私有制要有健全的民主機制來支撐，以減少不公平現象，另外，我贊成建立其他資產所有制，比如公有制、集體所有制。我覺得，一個社會除了私有制之外，還應存在其他形式的所有制，比如混合所有制。我認為未來的公司中肯定會有其他形式的所有制模式。馬克思在所有制問題上判斷有些武斷，他沒有意識到所有制的復雜性。他要廢除私有制，他說國家要掌握一切生產資料。

　　B：如果我們對巨富征稅，投資和經濟增長速度會減緩嗎？

　　P：不會，否則我不會推薦富人稅；中產階級一樣可以投資。從 20 世紀經濟發展歷史來說，經濟增長的基礎，并非一定要建立在社會不平等的前提下。當然，這里面的歷史經驗也是悲劇，就是兩次大戰，大戰摧毀了原本的不平等體系。如果一個社會，由中產階級組成中堅力量，經濟照樣會增長。實際上，19 世紀末社會財富的高度集中，反而影響了經濟增長。社會不公平對社會穩定也是危險因素。我認為，在社會中，財富分配出現小幅不均的時候，對經濟增長是有促進作用的。但如果財富高度集中時，資本流動速度會放慢。

　　B：兩次大戰縮小了社會財富不平等現象，但戰爭畢竟是一種極端手段。

　　P：是啊，戰爭是殺傷力很大的手段。它只是在短期內解決財富不均衡的問題，戰后重建是個很艱難的過程。而且經過一定時間的經濟發展，財富過度集中，社會不平等現象會變本加厲，卷土重來。從這點來說，戰爭是一種無效的手段。所以，我們要從歷史中吸取教訓。我還想說，這兩場世界大戰，雖然是歐洲人發動的，但對于中國人來說應該是很好的反面例子。如果只有繁榮的經濟和充滿活力的市場，沒有健全的社會制度，不設立巨富稅，就會成為社會不安的隱患。就像歐洲 1914 年前的情況：財富高度集中，社會極度不平等。

　　B：不平等一直是你關注的重點？

　　P：社會不平等現象是政治經濟學中的核心問題。社會不平等以前就是個問題，現在也是問題，將來還是個問題。這是關于社會階級的問題，也是資本主義問題的主要研究對象。我把它當成自己的研究重點，本身并沒有什么創意。

　　B：巴黎經濟學院參照英美模式？ 

　　P：巴黎經濟學院不止有國家投入，也有巴黎地區的投資，地方的投資更多些。當然也有私人資本，但私人董事在學校董事會所占席位受限制——即使增加投資，他們的席位也不會增加。這是我一再堅持的，因為我不想讓私人投資者成為學校管理層的重要力量。另外，我希望學院的經濟學研究能多與其他學科接軌，而不是美國那種純經濟學理論研究。

　　B：巴黎經濟學院網站上有句口號：讓經濟學和歷史學和心理學有更多接軌的地方。讓經濟學和歷史學接軌是您倡導的，讓經濟學和心理學接軌也是？

　　P：哦，那不是我的主意，是目前領導層的想法。經濟學和心理學接軌的理論，其實是諾貝爾經濟學得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丹尼爾·卡內曼(Daniel Kahneman)提出的。現在領導層這么提，應該是希望更多學生往這個方向做研究吧。這是有意思的研究方向，可惜不是我的主要興趣點。

　　寫書目的是讓人們討論財富問題

　　B：你在書中提到《高老頭》和奧斯汀小說的片段，你是古典文學愛好者？

　　P：我不止喜歡古典文學，還喜歡現代文學。其實，文學作品具有很大的震撼力。它反映的一些現實用其他渠道無法表達。很多時候，文學著作和學術作品探討的都是現實問題，兩者是互補的，只是作業方式不同。學術研究是另一種語言模式，學術作品反映的是社會現實，是用構建方法或者說數據形式來表達。

　　不可否認，巴爾扎克的小說確實給了我不少靈感。比如《高老頭》中拉斯蒂涅提出的論斷——你僅靠工作和學習無法成功，應該設法去撈個遺產。這就是我要研究的對象，我想弄清楚 19 世紀勞動收入和資本收益的關系，是否真的像《高老頭》描述的。我在寫《21世紀資本論》時也一直提醒自己，注意整體的故事性。

　　B：應該怎么讀你的書？像看小說？

　　P：可以啊。可惜，我對自己的文學造詣深深質疑，就當成歷史書來讀吧。我講的是財富衍變的歷史。當然，財富的歷史中不乏傳奇故事。我寫書目的不是讓人們停止討論財富問題，而是讓人們在這場討論中更加言之有物。

　　B：克魯格曼很欣賞您。你們認識？ 

　　P：認識。我在 MIT 工作時，他也在 MIT，我們算老相識。我們一個在法國，一個在美國，長年不見面。但這幾年來往還算頻繁。他是我非常欣賞的一個人。

　　B：經濟學家在社會中的主要責任是什么？

　　P：我對自己的定義是社會科學研究者，不是經濟學家。我覺得學者的社會責任是推動社會主流輿論，推動民主討論。當然，學者還有另一個責任，就是解構不同社會團體的想法。

　　我認為，學者不能單純地去研究現實、解構現實，還要具備前瞻能力，告訴民眾我們的未來其實有很多可選擇的道路。有時我們會誤認為，我們的選擇很少，其實不然。總之，從歷史經驗看，有不同的道路供我們選擇。到底走哪條路，不是我們學者能單獨決定的。但學者通過研究，可以給民眾提供更多的知識儲備。

　　B：經濟學家應該和政界保持距離？

　　P：我的書不是寫給領導人看的，而是寫給普通大眾、影響社會輿論的人。我偶爾會被邀請參加部長的早餐會，我不會感到特別興奮，但也不想裝清高。出于禮貌，多數情況下我會出席。政界領導人大多也隨大流，他們關注的也是社會輿論的重點。那我還不如自己來推動輿論。

　　B：金融危機之后，很多中國投資者到法國投資，受到法國民眾非議，說中國資本家來了。對此你怎么看？

　　P：我們應該從大環境看這個問題。我們正處在全球化的狀態，經濟、金融都已經全球化。在全球化環境中，我們更需要規范市場行為，建立透明的經濟和金融政策。中國人來歐洲投資本身不是問題，很可能還是雙贏。但我覺得需要在中國、美國和歐洲建立一套透明的合作機制，各國對自己的權限和責任必須了解清楚，遵守約定的稅收制度規范。如果國際間有資本流動，但沒有統一有效的制度規范，那很可能會發展成信任危機。歐洲民眾會認為，他們和中國有著不平等的競爭關系。當然，對于中國來說，這就是私人資本外流現象。俄羅斯也面臨同樣問題。俄巨富很多都依靠礦產發家，然后開始海外投資，接著坐享投資，這不是好榜樣。要解決這種情況，我們應該建立一套透明的銀行機制，讓中國、美國和法國政府知道誰擁有哪些財產，然后政府根據規定來征稅。如果這樣，海外投資根本不會構成問題。

　　B：你想過拿諾貝爾經濟學獎嗎？

　　P：沒，我對諾獎從未有過非分之想。你也知道，諾貝爾獎都頒發給較年長的學者，我還算年輕。對我來說，最大的幸福是能夠和我的讀者交流。

　　B：您反對薩科齊，因為反右翼？

　　P：我和右翼沒有什么沖突，沒有上升到宗教戰爭那種隔閡。社會黨會犯錯，右翼也會犯錯。不過，我確實討厭薩科齊，我從來沒有后悔反對他。他“blingbling”那一面就不用提了吧。

　　假如我們從歐洲右翼的角度看薩科齊，他應該歸屬于貝盧斯科尼一類，而不是戴高樂右翼。貝氏右翼說穿了，就是拜金主義。薩科齊不僅捍衛大財團，把財團的錢拿來養自己的政黨，執政期間還一直把民族主義拿來當作政治武器，把外國人當作替罪羊。當你沒有能力從內因上找到解決問題的關鍵時，總能從外因找，于是，外國工人成了替罪羊。我支持羅亞爾或奧朗德，只是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B：你覺得法國稅收是不是太重？

　　P：法國稅收幅度倒不是真正的問題，北歐國家的征稅幅度也很高，瑞典、丹麥征稅幅度也很高，但這些國家經濟也不錯。法國的稅收制度很復雜，透明度不高。我們應該進行改革，簡化繁瑣的程序把錢用在適當的地方，比如教育，醫療。（中信書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