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2014）第12屆改革論壇于2014年11月2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2014)第12屆改革論壇于2014年11月2日在北京舉行。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出席并發表演講。

　　鄭永年表示，目前出現的政府不作為現象，原因有四點，一是中央集權后，地方政府不知道怎么如何工作了，二是反腐敗對一些干部的工作產生影響。三是原先只盯著GDP的單一目標轉為多元目標的改革，各級干部不適應。四是民意的壓力。

　　對于解決方法，鄭永年表示，第一，中央還是要分權，集權是因為要克服既得利益，從既得利益手中要回權力，但集權本身不是目的。第二，清理舊有法律體系。第三，找到改革突破口。

　　對于民意壓力，鄭永年表示，制定政策需要考慮是否符合國家社會的長遠利益。“即使民意反對也要做。如果民意一反對就什么都不做就很麻煩，因為民意是多元的，老百姓什么都反對，那你什么都不用做了”。

　　對于公務員工資問題，鄭永年表示，“中國公務員的工資，名義上的工資可能遠遠小于其他的收入，其他通過補貼等各種方式的收入遠遠大于基本工資，這個不好”，其建議提高公務員工資，“薪水要提高，新加坡說的高薪養廉，這個還是適用的”。

　　對于不動產登記問題，鄭永年表示，在做此項改革之前，必須先完成關于財產保護的改革，“如果先不做財產保護的改革，馬上就進行不動產登記，房地產財富很快就會跑到國外去，中國現在財富流到國外的速度非常非常快，中國創造那么多財富，首先應該考慮把財富留在國內，然后再思考財富怎么公平地分配”。

　　以下為演講實錄：

　　鄭永年：謝謝老遲，我也非常感謝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尤其是彭森主任，我很高興能夠邀請我這樣的，在海外工作的流動人口來參加會議，我非常榮幸。

　　今天也不是演講，只是講講我自己的看法，針對現在的官員不作為的問題，談一些看法。

　　十八大以后，中央層面都在大講改革，三中全會部署了336項改革，這次四中全會也有人統計說有180多項改革，當然有重復的地方。今天上午各位領導也在講改革。我最近去了很多地方，但是一到地方層面，非常擔憂，大家沒有動靜，沒有人干活，出現了一種官員不作為的現象。官員不作為，我覺得是非常麻煩的一件事，那么多的改革方案，誰來干活？這個是需要大家考慮的，改革如果只是寫在紙面上，沒有人干活的話，只是紙上談兵。

　　為什么產生這樣的現象？有幾個原因，一是集權，十八大以后，改革的方式是頂層設計，以前分權式的改革轉為現在集權式的改革，當然集權式的改革非常有必要，因為中國的改革是容易的先做，難的后做，像習主席說的，肉都吃完了，要啃骨頭了，克服既得利益就要集權。但是，集權也有負面的效果，大家不知道怎么弄了，這也是一個原因。

　　二是因為反腐敗。我覺得反腐敗非常有必要，不反腐敗的話，改革就很難進行。但是反腐敗對一些人，對一些干部的作為也是會產生影響。我感覺，一些司局長以上的干部，非常擔心自己明天會不會出事情，會不會被抓走了，這也是一個原因。

　　三是從以前單一的目標改革到現在多元目標改革。前面主要抓GDP，我們學術界發現，中國的官員，在體制下，如果要實現單一目標是很容易的，大家動員各種能力去實現單一的目標。現在目標多元了，就比較麻煩了，很多干部不知道怎么做。

　　四是民意的壓力。現在政府跟老百姓之間的不信任，老百姓對政府的不信任還是蠻多的，老百姓不滿意。其實很多地方政府也想做一些對老百姓有利的改革，但是社會不信任，就比較麻煩，做不下去，尤其是南方，有些改革確實是為了社會的利益，但是老百姓不滿意，政府馬上又收回來。這些原因就產生了一種不作為的情況。

　　不作為對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肯定會有很大的影響。這幾年大家在討論中國會不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看日本、或者其他幾個曾經的東亞四小龍，一個有作為的政府非常重要。無論現在西方也好，世界各個地方也好，很多地方都會出現政府不作為的問題。政府不作為的情況下，經濟發展肯定會出問題，韓國、新加坡每十年一次的產業升級，就是政府作為的結果，而不是市場作為的結果。

　　另一方面，政府不作為，社會會出一些問題。政府不作為的話，前面幾年已經開始出現了，比如說我們的維穩體制，就是政府不作為的結果，政府不是通過改革來改善政府和社會的關系，而是通過使用暴力機器來控制。像日本，或者前幾年海嘯的災難，日本政府不作為，但是社會沒問題。中國社會如果一天沒有政府的話，社會會出很大的問題，政府還是要作為。

　　如何解決不作為的問題？這一點非常重要。怎么理解這個問題？還是需要改革。我有幾點看法。第一，還是要分權。集權不是最終的目標，集權是因為要克服既得利益，從既得利益手中要回權力，但集權本身不是目的，還是要繼續分權。今天我們談論行政審批權，還是要下放下去。中央政府有些領域，財政、財稅體制、銀行，好多方面中央政府是改革的主體。但是很多領域的改革，主體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地方企業、是社會，他們是改革的主體。所以，下一步要明確什么樣的改革由中央政府來做，什么樣的改革應當下放給地方政府，有的改革要交給社會。

　　第二，改革的法律基礎。現在很強調改革的法律基礎，當然改革要有法律依據很重要，但是改革往往要沖破現有的法律體制，這是很大的矛盾。那么怎么辦？我們可以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比如清理舊的法律體系，我們的體制就是永遠做加法，需要了就立個新法，舊的法律體系從來沒有清理過。很多國家，包括美國的憲法修正了多少次，立新法之前，清理舊法可能比立新法更重要，應當把那些“惡法”給清除掉，但是還有更多的法律已經不適合時代的需要，要把它清理掉。比如說反腐敗，2014年立一部法，就以這個法律為依據，其他的法律法規廢除了，就不要了，這樣就比較好。如果沒有清理以前的法律，一直做加法，很多官員的行為就被以前的法律所約束住。

　　第三，那么多項的改革，改革要全面推進也不可能。剛才王戰先生也在講，全面改革也不可能，還是要找到突破口。那么多項改革，人都不是上帝，要有優先次序。優先次序不僅是用好做難做來分，我覺得還是要有對中國社會經濟環境影響的客觀認識。

　　舉一個例子，最近大家都在談不動產登記的問題，我覺得如果做這樣的改革之前，還要做一項關于財產保護的改革，如果先不做財產保護的改革，馬上就進行不動產登記，房地產財富很快就會跑到國外去，中國現在財富流到國外的速度非常非常快。我去南方一個城市，說三分之一的地產商已經跑掉了，中國創造那么多財富，首先應該考慮把財富留在國內，然后再思考財富怎么公平地分配。

　　下面一點是關于民意。如果中央、包括地方官員，完全靠民意來執政是不行的。什么叫民意？民意是在變化的，你要看短期利益與長遠利益。新加坡政府執政黨的方法是，只要這個政策是符合國家社會的長遠利益，即使民意反對也要做。如果民意一反對就什么都不做就很麻煩，因為民意是多元的，老百姓什么都反對，那你什么都不用做了。前些年香港地區一些地產商捐贈給政府一些土地，來蓋公共住房，結果環保團體出來說不可以，一蓋公共住房環境就被破壞掉了，這樣的情況下就什么都做不了，所以對民意這個東西現在也要重新考量。

　　最后一點，我們經濟發展過程中產生很多腐敗現象。那么地方政府如何改革呢？還是要調整他們的收入結構，新加坡也是這樣的，很多國家都是這樣的。中國現在有一個非常怪的現象，中國公務員的工資，名義上的工資可能遠遠小于其他的收入，其他通過補貼等各種方式的收入遠遠大于基本工資，這個不好。學校也是一樣，我在北美、歐洲、新加坡工作，百分之百就是工資，這些工資就可以把我們養得好好的了，不用找其他收入了，但是中國的高校，教授基本工資占收入的40%都不到，年輕人可能只有20%、30%，其他的都要通過申請項目通過各種方面去賺錢才能養活自己，這樣的情況下就會出現很多腐敗的現象。我想，公務員的體制也是一樣。薪水要提高，新加坡說的高薪養廉，這個還是適用。

　　從新加坡案例講，李光耀說的，我們給公務員提高工資是為了跟企業界競爭人才，如果所謂的聰明人都跑到企業去，政府沒有聰明人的話，肯定是二流、三流政府。所以我們總說經濟競爭力，實際上也要講政府競爭力。現在世界上各個國家面臨的主要問題倒不是說企業的問題，更多是政府的問題，現在政府一個比一個不作為，一大堆的問題都出現了，經濟問題出現了，讓企業自己解決是沒有希望的，還是需要有效的政府，所以還是要把他們的薪水提高。

　　現在有些地方的改革來看，這方面還是沒有走市場化的路線，像國有企業改革，現在國企老總工資60萬到100萬，我覺得這樣的改革是進行不下去的，以后誰來干活啊？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應當是國有企業的市場化、去行政化，工資降到那么低的話，以后誰來改革？

　　我是作為海外的觀察者，把這些問題提出來，來供大家思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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