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2014）第12屆改革論壇于2014年11月2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國家發改委體改司司長孔涇源。(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2014)第12屆改革論壇于2014年11月2日在北京舉行。國家發改委體改司司長孔涇源在演講中，以土地定價問題，電力改革問題為例，闡述了在深化改革過程中，實際操作者遇到的種種困惑和難題。

　　孔涇源還表示，“依法治國”的關鍵是解決好民主和法治的關系，否則既不能發展也不能創造民主。最好的狀態是法治上的民主，民主基礎上的法治，但法治和民主是有選擇的。對于中國來說，要“先健全法治體系，形成經驗乃至治理規范，再漸進式推進民主，我們要利用威權機制有效期的難得機遇，加快建立法治體制，形成制度基本規范和體制的體現。由此再通過漸進的過程解決中國民主發展的問題”。

　　以下為演講實錄：

　　孔涇源：感謝研究會給我這個機會作演講，這個題目是研究會給我出的，以此為題，我已經講了很多場了，今天不再重復了，今天我講跟改革有關的具體問題，我們做實際工作遇到的問題，有理論層面的問題，有體制層面的問題，也有具體工作層面的問題。

　　大家知道，三中全會之后，全面深化改革不僅包括經濟領域，也包括社會領域，不僅包括經濟基礎也包括上層建筑。在這些領域中如何推進改革，改革的關鍵在哪里，我們糾結的東西或者實際操作過程中困難在哪里，可能只有過程中的人才能清楚明白。

　　首先，在關鍵領域的改革。三中全會講得很好，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是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但是同時說，要發揮好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

　　我舉一個例子，三中全會提出，城鄉建設用地或者城鄉要素，就是平等交換，建設用地可以同等入市，同權同價，有關部門，包括我們自己，也在研究制定農村三塊地的入市改革試點，包括征地，包括建設用地，包括宅基地。這是非常具體的問題，但是在工作中困惑性很多。為什么？長期以來，“三塊地”如果同時進入市場，而且長期以來“三塊地”已經在用用不同的方式在進入市場，或者進入建設用地領域。

　　征地大家知道，從憲法到土地管理法講得非常清楚，先征為國有，然后再進入市場，也就是說國家壟斷一級市場，各級政府壟斷一級市場。既然用地，按照三中全會的決定，同等入市，同權同價，就決定市場決定價格。在同樣的土地上，同時使用不同的機制，一是政府決定價格，一個是市場決定價格，必然引起價格的巨大差異和利益關系在不同領域中體現出來，現在在同一市場中暴露出來�？梢灶A料，如果不處理好一些重要關系的話，我相信因征地而產生的矛盾決不會比過去更少。現在很多地方以極端的形式表達出來。

　　關鍵是解決什么問題呢？市場決定作用、政府更好作用怎么來發揮。走到今天，包括征地在內的所有的土地，包括城鄉各種質量要素，都應該由市場決定價格，由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針對這個怎么改革？三中全會起草組曾經責成我們做研究，因為實踐經驗不足，有人提出試點方案，但是沒有開展起來，所以實踐不足造成理論不足，理論不足決定了政策的缺陷。

　　要體現這么幾個特點，首先是體現土地的稀缺性質，土地的稀缺性質用什么來體現呢？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要通過絕對地租來體現，但是多少年來我們土地是沒有絕對地租的。我們在試驗區一些地方用特定的形式曾經體現出來，比如在重慶進行地改實驗，在成都進行了指標交易，都是把農民通過征地之后形成的土地，指標不是土地本身，體現是絕對地租，每畝地二十萬到三十萬不等，那是在西部地區。全國每年用地950萬畝，如果按照二十、三十萬算，就是兩萬到三萬億。當然，全部指標進行交易價格沒有那么高，也許只有一萬兩萬億，但是這不是一錘子買賣，是每年發生的，對解決三農問題，解決工業性用地成本問題，應該是綽綽有余，可以把很多關系都理順。但是市場的決定作用怎么體現？有人說，征地是農用地變成非農用地，沒有價格，錯了，也許這塊耕地沒有價格，但是耕地所在的縣、所在的市、所在的省建設用地是有價格的，可以參照這些價格來確定征地價格。農民可能沒有說法，政府也理直氣壯，因為我是參照市場價格給你確定的征地價格，變成雙方博弈，給多高農民都嫌低了，或者給多少、多低，政府都嫌多了。這是市場的決定作用，我們不能期待深山老林修路架橋，或者修高速鐵路，它的地價和北京郊區一樣的土地價格，這是不現實的。

　　但是土地本來就是區位決定，這是價格的重要決定因素，政府也有基本的市場價格底數。增值的土地收益要由社會分享，國家拿多少、集體拿多少、農民拿多少，三者之間怎么進行分割，比例的確定也許是個談判的過程，但是那個時候再要出現斗爭，那是文斗不是武斗，是通過開會解決分配比例問題。從這點上來講，我們解決了利益關系，更好的政府作用發揮了出來。政府的更好作用在目前來說涉及到這么幾大部門的關系，也很難，不是那么簡單。公益性建設用地更低或者底價更低是一個偽命題？所謂公益性就是讓更多的人享受這個地的利益，那就有更多的人來分擔這些利益的成本，講一個比較極端的故事，比如建導彈基地，這是最大的公益性，不僅涉及到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安全，而且還涉及到包括經濟全球化、利益全球化在內的整個戰略的問題，它的成本不應該由被征地農民承擔，應該由13億，甚至包括港澳臺同胞的14億人民來承擔。所以，我們今后的改革，在關鍵領域的改革，如何發揮市場的決定作用和政府的更好作用，在這個過程中，每個故事都可以講一天。

　　第二，在重要領域、重要行業的改革中，我們既要尊重市場經濟的規律，也要尊重技術經濟的規律，否則的話，我們今天的改革會為今后的改革設障。我們在強調市場經濟規律的時候往往忽視技術性規律，在強調技術性規律的時候往往忽視市場規律。

　　例如電力體制改革，今天到場的專家很多，像武教授這樣的學者給了我們很多的幫助，問題是我們能走多遠？5號文件講電企改革，就是政企分開、廠網分開、主輔分開�，F在輸配分開遲遲不行，今天只走了一小步，方案還沒有出來，就不講了。比如路網和其他高速公路網，線網包括電網、包括通信，當然將來搞南水北調還有渠網，所有這些網絡系統，改革的方向包括網絡形成獨立的價格決定機制，不受供求雙方影響的價格決定機制，如同高速公路收費一樣，真正決定市場的價格，應該由供求雙方競爭來決定價格、市場機制來決定價格。在電力方面，由發電方和用電方來決定價格，改變它的運營模式，今后再逐步解決網絡自身的問題。所以現在改革總是期待把供求雙方的問題搞清楚，把網絡本身問題也一把搞清楚，我們今天為什么這么講？就是輸配公開的問題，國際上有分開的例子，有一體化的例子，也有分開再重新合的一體化的例子。同時，在輸配分開的過程中，還跟發展階段、跟特定條件有關系，在我們國家至少有這么四個條件必須滿足才能解決輸配分開。

　　一是城市化、工業化必須基本完成。為什么？配送電網要有規模經濟，北京是個很好的配送電網，但是它是把全國大量的經濟集中在這里，但是深山老林邊遠地區，一根線拉幾十公里、上百公里，點幾個燈泡而已，所以工業化、城市化必須到達一定規模，形成規模經濟。

　　二是電力網絡基礎設施要基本完成，不能期待電網企業又管設施建設，又管公益性、管社會性服務成本的分擔。

　　三是普遍服務機制要建立起來。

　　四是相關的法律法規一定要修訂到位，現在還是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更久以前的。在國際社會，民用電高于工業用電、商業用電，因為它輸配成本要高一些，我們把這個搞成一個民生工程，市場機制本身就有優勢。通過階梯價格這樣的改革方式、技術手段，所以，目前當務之急不是簡單的解決網絡拆分和分解，但是輸配分開的問題，將來也和利益分開，但不是今天當務之急，當務之急是要超越網絡自身，把供求雙方的機制建立起來，所以要建立交易市場，由于各種利益可能由獨立變成相對，這是利益活躍機制，不是我們沒有看清楚。要把技術經濟規律和市場經濟規律結合起來。

　　第三，社會事業改革主要解決政府管制和社會事業長期發展。在市場經濟調節下，有些地方有供給短缺和供給不足的問題，比如上學難、看病難、就醫難等等，所以帶難字的就是政府管制不夠，改革不夠深入，不需要找更多的原因。因為資本市場本身有利可圖的地方，一定無孔不入。包括國有資本也會追求利益，所以目前存在是我們政府的不當行為。我們有很多自己干不了的，同時在有些領域花錢不少，但是事沒辦好。

　　剛才有關領導講今年投資下降，但是有投資空間，管得過死不讓投資，有的國家有多少萬家金融機構，我們國家才有幾千家金融機構。但是，我們不能把國外的優質資源像工商企業對外開放一樣開放到國內來，如果覺得不放心，先從技術教育、職業教育開始，可不可以呢？現在有一個規定，哪一年要達到GDP的4%，什么意思？60萬億意味著2.4萬億，這是教育的財政支出，還有教育的國民支出，中國人重視教育，一個家庭幾代人有一個孩子、兩個孩子的教育問題，花的錢不少。國內一流大學在國際上30位、40位之后，為什么？封閉、固步自封，不對外開放，所以教育改革包括社會主義改革，統統都是怎么解決政府管制的問題和市場建立問題，不簡單所謂雞毛蒜皮的行政審批權的下放就解決問題。真正審批權是體制的表征權力，真正的是體制自身。

　　第四，四中全會決定要依法治國，最關鍵的是解決好民主和法治的關系，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最關鍵的是要處理民主和法治的關系，否則既不能發展也不能創造民主。最好的狀態是法治上的民主，民主基礎上的法治，但法治和民主是有選擇的。早期資本主義國家由民主而發展，由基礎而上層，但是趕超型國家通常是先通過威權體制建立起發展體制，進而漸進式的推進民主。否則的話，沒有法律經驗和習慣，沒有規范和治理，如果簡單推進民主的話，很可能如同顏色革命、紅衫軍一樣。反過來，如果長期強調發展，不推進民主化，未必能反映民情民意。二是要處理好關系，首先從個人關系來說，還是先健全法治體系，形成經驗乃至治理規范，再漸進式推進民主，我們也有一些相應的經驗。同時，我們要利用威權機制有效期的難得機遇，加快建立法治體制，形成制度基本規范和體制的體現。由此再通過漸進的過程解決中國民主發展的問題。

　　最后講講自己的困惑和難處。強調依法治國的今天，我們還要搞體制改革，在某種意義上說是相背而行？因為改革開放是要破舊立新的，是對現行的體制規范提出挑戰的，要把陳芝麻爛谷子掃出去的。就是說你們闖紅燈，但是我們不是要闖紅燈，我們要按照市場經濟規律，按照民主法制建設的目標，構造新的交通體系，那么二者的關系就要處理好，今天彭主任講過，我重復一下，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實踐的一條基本經驗，或者實踐規律，就是跟我們體制相關的集中全黨全國的智慧，形成體制改革的長遠目標和未來社會的基本樣式。在經驗不足的情況下，我們通過試點來尋找路徑和尋找辦法，解決路橋船的問題，然后盡快把它變成制度規范，由此破舊立新，在依法治國或者改革創新的對立統一乃至辯證統一中形成新的制度規范建立，把改革的過程推向前進。今天我講的已經超出目前，但是這個不要緊，在政治生活方程式中，1+1未必大于1，但是學術研究上，錯誤的觀點供批判也可以促進討論和繁榮，因為是論壇。

　　昨天我參加了體改研究會的新一屆的換屆，表示祝賀，同時聽了很多老同志通過自己的經歷、感受，用他們的話說就是發點牢騷，講了一些拳拳報國之心不改的牢騷，我想起俄羅斯大文豪托爾斯泰一句名言，他說“品格完美的庸夫仍然是庸夫，渾身彈孔的英雄終究是英雄”，希望我們改革者作出一個“渾身彈孔的英雄”，來推進我們的改革開放事業。到今天為止，到這個年齡，我已放飛所有美夢，但是非常高興的是，最遠的美景總在那山外的巔峰，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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