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金融街論壇”于10月29日-30日在北京舉辦。上圖為申銀萬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劍閣。(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劉海偉 攝)

　　新浪財經訊 “2014金融街論壇”于10月29日-30日在北京舉辦。上圖為申銀萬國[微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劍閣在發言時表示，我認為在這兩年當中，我們的國有經濟和地方融資平臺融資形勢的改革也必須同步進行，而且要盡快到位，否則兩年內完成利率市場化的任務是有困難的。

　　李劍閣：各位下午好！

　　今天這一節的主要內容是關于金融市場化改革的問題，我演講的內容主要是講匯率市場化，也就是人民幣可兌換的問題。昨天我們在世界銀行[微博]討論了一個他們內部的研究報告，在討論這個報告的時候，大家都共同的感覺到，國民經濟所有的問題從深層次講都和金融改革有關，而金融改革的各個方面，你再往深處搞，又發現金融改革的各個方面又和整個經濟的其他方面密切相關。比如說從利率市場化來說，利率市場化的重要性大家都不用說了，因為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提出我們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利率作為金融市場的一個最主要的參數，一定要讓它市場化，通過供求變化來反映金融市場的實際情況。所以這個信號的正確性非常重要，和當初我們80年代改革提出價值改革的意義是一樣的。

　　在會議前我跟紅力行長說，是現在很多人把利率市場化當做是金融部門自己的事情，我認為這個是片面的。因為利率改革實際上涉及到整個市場經濟的各個經濟主體方面的利益調整問題。當前看，大家都經常反映我們中國是貸款貴、貸款難，都覺得利率非常高，特別是大家感覺到貸款非常貴。我們經常腦子里會產生一個問題，對于中國來說，和改革開放初期是完全不一樣的。到今天中國的資本供應是充足的，老百姓存款的儲蓄率是世界上最高的。既然存款是全世界最高的，照道理存款利率應該是低的，資本供應是充足的，貸款利率也不應該是高的。但是我們如果稍微出去了解一下，大家作為消費者都希望存款利率越高越好。但是現在我們和幾個主要經濟體相比，中國的存款利率是相當之高的。不要和日本比，和香港比，和新加坡比，和美國比，中國的存款利率實際上是非常高的。既然存款利率那么高，貸款利率怎么會低呢？所以簡單的指責銀行的貸款貴，其實是理由不充分的。

　　大家就會問，為什么中國的資本供應這么充足？存貸款利率又那么高？這是怎么回事？我認為主要的原因是在中國的國民經濟當中有一個比重相當高的經濟主體，對貸款利率是不敏感的。比如說我們的國有經濟，大家都看到它首先是占用了銀行貸款的絕大多數，再加上地方融資平臺，地方融資平臺對于銀行貸款利率的不敏感。我記得前幾年在一個研討會上，大家都在討論地方融資平臺問題，覺得地方融資平臺數額比較高，負債率比較高，因此存在著風險。我記得有一位四大國有銀行的副行長講，說你們這個觀點是不對的。為什么呢？我這么多存款，如果國有經濟不能積極的向我借錢，地方融資平臺不來跟我借錢，我錢借給誰？實際上沒有這樣的需求的話，他的存款是不需要那么多的。

　　因為中國有這么一個對利率不敏感的經濟主體，對于貨幣的需求幾乎是沒有限制的。因此，他需要有巨大的需求，當然也產生了經濟的泡沫。另一方面，商業銀行就可以用相當高的利息吸收存款。我們也有分支機構在香港和新加坡，我們就發現那個地方根據不敢高息攬儲的，因為他如果高息攬儲以后，沒有人愿意用更高的利益借你的錢的話，銀行的存款并不是吸收得越多越好。這個可能大家聽起來還是比較費解，我舉一個例子很容易說清楚。比如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很多消費品，很多服務應該是便宜的，因為勞動力價格便宜。但是大家同時又感覺到，中國在一些高檔的餐飲方面，高檔的服務方面，名牌服裝和奢侈品方面價格要高于我們全世界很多的國家。什么原因？就是我們有一批消費者，他對價格不敏感。

　　有人說在北京請客吃飯不怕貴，就怕不貴。為什么呢？因為在八項規定之前，很多人是愿意用很高的價格去邀請一些有權利部門的人來吃飯，如果你不貴他就覺得沒面子，事情可能辦不成，所以這就造成中國的一些餐飲業在全世界可能都是最高的。八項規定出來以后，這些價格都下來了，很多賓館原來是掛一個五星級的牌子，后來嚇得摘掉了，因為越貴越沒人吃。

　　我個人認為，如果我們的國有經濟像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要求得那樣改革到位的話，我個人理解，銀行的存貸款利率應該是下來的。因為現在大家對利率市場化一個主要的擔心，就是認為你市場化以后是不是越高越好？包括昨天我在世界銀行討論的時候，他們的報告當中也講，說我們利率市場化要極早的放開存款利率，使得存款利率不要受到壓制。我個人認為，中國的存款利率已經相當之高了。當然如果在其他改革不配合的情況下，確實可能銀行之間還會惡性競爭，還會更高的去提高生產利率。但是如果各項改革到位以后，我個人認為，存貸款利率總體水平和同步下降的。

　　我對于中國利率市場化的前景是這么看的，這個事情肯定要做，而且要抓緊做，今年“兩會”期間，周小川行長在記者招待會上講，我們要通過兩年實現利率市場化。我認為在這兩年當中，我們的國有經濟和地方融資平臺融資形勢的改革也必須同步進行，而且要盡快到位，否則兩年內完成利率市場化的任務是有困難的。

　　對于匯率市場化，我理解的匯率市場化的實質是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大家都說人民幣可兌換可能是一個非常遙遠的目標，中國可能很難做到。但是我想在這里強調的是，人民幣的可兌換并不是最新提出的任務，也不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才提出的任務。這個目標的提出已經有了20年的歷史，1993年召開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時候，也就是20年前，我們已經形成了一個改革建立市場經濟的綱領性文件，在起草這個文件的時候已經提到了人民幣可兌換的問題。

　　但是這個文件出來以后，社會上和國外媒體都非常關注，就問大概需要多長時間能完成。當時中國的貨幣當局的負責人說，大概通過10年左右的時間應該可以完成。但是大家都知道，1997年發生了亞洲金融危機，所以這個目標我認為至少由于這個原因就被延后了。到了2002年中國又形成了又一個關于建立市場經濟的綱領性文件，也就是十六屆三中全會，這兩個文件我本人都參加了起草。在起草過程中，亞洲金融危機剛剛過，這個目標提還是不提？但是最后中央目標，這個目標還是要提，也就是2003年我們又一次強調了人民幣可兌換的改革目標。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個改革目標的實現又被延后了，到了去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我們這個目標又提出來了。所以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中國已經進行了20多年的努力，應該說我們各方面的條件和20年前提出這個目標的時候已經完全不一樣了。特別是1993年形成文件以后，1994年我們實現了人民幣的并軌改革，就是把人民幣的匯率從官價和市價兩軌并成一軌，一次性的把人民幣貶到了8.7元。看到經過短暫的時間，8.7元又升值到8.27元，在8.27元的價位上持續了10多年的時間，一直到2005年。大概10多年的時間，中國的匯率是相當穩定的。大家有一些人會認為這個穩定好像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到了2005年我們意識到長期的保持所謂民意匯率的穩定，其實并不利于進一步的改革。它不利于中國實行有效率的、獨立的貨幣政策，我們要維護這個穩定的匯率，需要支付出非常昂貴的成本。由于我們匯率長時間不動，也引起了許多貿易摩擦和國家關系方面的一些摩擦。

　　我們如果把1994年的匯率改革作為第一次的話，那么2005年是第二次匯率改革，實行了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其實1993年提的目標就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在2005年前，其實國內的學術界是有很多爭論的，認為如果人民幣升值的話，我們貿易出口的競爭力就會下降，國家外匯儲備會降低。但是事實證明，這種擔心是過分的，2005年以后，我們的進出口貿易大幅度增長，而且由于更加反映真實的市場匯率以后，我們的經濟結構得到了調整，我們出口企業的競爭力也得到了提升，而我們的外匯儲備不僅沒有減，而且大幅度上升。我們不能想像，如果我們現在的匯率還是8.27元的時候，我們的外匯儲備會到了什么程度？到2004年年底的時候，中國的外匯儲備是6099億，到現在我們的外匯儲備是38000億。2005年的時候，我們的進出口貿易額大概11萬億，而到了2013年我們是41000億美元的進出口額。

　　這些年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非常快，特別是2005年以后。2009年以來，我們已經與26個境外的央行[微博]和貨幣當局簽署了雙邊的本幣互換協議，在港澳臺地區，在新加坡、倫敦、法蘭克福、首爾、巴黎和盧森堡建立了人民幣的清算安排。今年我去英國的時候，正好趕上了李克強總理訪問英國。我們在和外方金融機構接觸當中，他們對中國當時李克強總理宣布倫敦由建設銀行作為清算銀行，這個事情宣布以后，他們作為一個極大的利好消息。因為李克強總理宣布的時候離他們英格蘭最后一個生死決戰的一場球賽大概只有兩天。李克強宣布的第二天，照道理英國人是會整天討論足球隊的命運。但是跟我們接觸的時候他們告訴我，他說雖然足球是我們英國的第一國民運動，但是今天在英國，人們的話題只有一個，就是人民幣。所以中國人民幣的跨境業務受到了各方的熱烈歡迎。

　　中國除了美國、日本、英國以外，也和盧布、澳元、新西蘭元建立了直接的清算交易。這個星期中國政府又宣布和新加坡元可以直接交易。如果不搞匯率的人還不太了解，如果你拿著歐元到香港去換港元的話，實際上是先把你歐元換成美元，然后美元再變成港幣，是這樣換的。直接交易是什么概念呢？除美元之外的其他貨幣建立交易，就不再需要經過美元作為中間的交易，這樣大大節省了成本。跨境人民幣結算在2009年的時候，我們人民幣才35億，而到了今年前三季度已經是48000億。

　　這一方面的發展非常快，特別是今年博鰲會議期間，李克強總理宣布推出滬港通，在李克強總理的講話當中說，我們推出滬港通意味著中國金融改革進入了新一輪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我覺得滬港通的開通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情，它打開了人民幣資本項下可兌換的一個突破口，以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倒逼國內資本市場的改革。為實體經濟融資拓寬了更多的渠道，支撐香港和上海，特別是上海，香港應該說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是國際金融中心了，要支撐香港和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我個人認為，人民幣可兌換，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意義堪比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進入WTO[微博]的意義，我認為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將來會成為歷史上的一個巨大的進步。正如我開始講的，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可兌換的成功必須要和經濟體制改革其他各個方面密切配合，可兌換也是這樣，利率市場化也是這樣。但是對此我們應該有信心，因為習主席說改革開放是解決當代中國問題的關鍵因素，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舉措，停頓和倒退是沒有出路的，改革只有進行時，改革沒有完成時，謝謝！

　　馬駿：非常感謝李董事長，下面我們可以簡單的提兩個問題。

　　我先提一個問題，您剛才講到利率市場化的過程當中要考慮到一些借款主體對于利率不敏感的問題，實際上也就是我們經常講的軟預算約束的問題，你覺得這個問題應該怎么解決？

　　李劍閣：當然國有經濟下一步進一步改革有各種各樣的看法。從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來看，這個方向是明確的，比方說進一步加大混合所有制的比重，降低純粹的國有經濟的比重。另外進一步規范地方融資平臺的融資渠道，用地方發債來增強它的透明度和問責機制。因為地方政府發債不能說在任內借多借少和他以后沒有關系，要加強問責。這樣有可能會使得國有經濟和地方融資逐步走向比較規范的道路，這樣可能對利率市場化能打下一個基礎。

　　新華社：我想問個問題是這樣的，剛才您也提到匯率市場化最重要、最核心的就是資本項目完全可兌換。李董事長可以給我們展示一下嗎？就是說這個資本項目完全可兌換在不遠的將來什么時候能達到？這之間具體的細節是什么？還有哪些難關要克服？希望能夠回答一下這個問題，謝謝。

　　李劍閣：讓我講出準確的時間表來，我不是周小川，我也不是比他更高的領導，我只是一個市場人士，我不能講出準確的時間表。但是一會兒馬駿可以更加完善的回答你的問題。就是中國的經常項目可兌換在90年代就已經完成了，這是得到IMF[微博]認可的，就是我們的標準已經達到了經常項目的可兌換。在資本項目下，我們如果比照IMF的要求，其實我們已經相差不多了，也要創造條件去實現。但是這些目標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就相當于在1993年我參加十四屆三中全會起草的時候，當時提到要一步取消外匯額度，把外匯的市場價和官方排價合一的時候，很多人都認為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認為這怎么可能呢？這樣的外匯一下子就空了。

　　但是1993年的時候中國的外匯儲備只有二百多億，事實上改革以后，市場有的信心了，外貿企業原來是把出口得到的外匯存在境外，因為他到境內來不能得到合理的補償，所以他經常存在境外。我們1993年國務院建立了一個臺帳制度，就是對進出口企業的外匯進行了非常嚴格的臺帳管理制度，就怕他不結匯。

　　后來1994年，他不是不結匯，因為對于經常項目的匯兌有了信心以后，他不僅沒有更多的把外匯隱藏在國外，相反的是把多年隱藏在國外的外匯積極的匯到國內來結匯了。所以你可以看一看我們的歷史數據，包括1994年我們的外匯儲備不是減少了，而是很快增加了。今天我們國家的外匯儲備達到38000億，和1994年那場改革是密切相關的，我們改革前都覺得千難萬難，但是想明白了以后，要方向正確，其實難度并不是想像得那么大，這是我對于這20多年改革的一個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