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由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全國金融系統青年聯合會以及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的“中青年改革開放論壇(莫干山會議·2014)”于9月18日至20日在浙江省德清縣莫干山舉辦。國家行政學院副教授孔新峰在發言時表示,一個良善的國家治理秩序,欲求其長遠深固,甚至對世界有所擔當,就既應當是一種由可靠而管用的制度勾連與保障的“物理的”秩序。
以下是文字實錄:
孔新峰:剛才君如先生談到的“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破題”,的確切中肯綮。對此,我想講“一個故事”,談“三對關系”。
這一個故事,是國家行政學院英文院名的故事。說來很有意思,許耀桐教授和我所在的機構,其名稱就與咱們今天的論題“國家治理”密切相關。因為我們現在的英文院名叫做“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從英文直觀地看,可以理解成“國家治理學院”。而在2009年年底之前,我們是叫做“China National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的。其實這個名稱改動可作兩點解讀:首先,它與三十年前的莫干山會議有一定關聯——易名的動議正是當年會議的參加者、如今我們學院的常務副院長何家成同志提出的;其次,它也可以說明從知識發生學的角度看,國家“治理”及其現代化理念的確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和明確地進入官方話語體系,但其醞釀與擘劃,至少在本世紀頭一個十年便已在理論界與實務界淵源有自了。
當然,大家可能會問:為什么改名發生在2009年?我想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于2008年召開的十七屆二中全會,通過了《關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提出“到2020年建立起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的總目標。在我看來,那是一個極具改革精神的文件,從十七屆二中全會到十八屆三中全會,這種精神可謂一以貫之。
這“三類關系”,關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破題。
第一個關系是“破”與“立”的關系。所謂破就是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資分開、政府與社會中介組織分開以及“簡政放權”等等。毛主席講“破字當頭,立在其中”,作為曾經的“管了許多不該管不能管也管不好的事情”的“全能主義國家”(total state),我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定然是服從此種“不破不立”的邏輯的。但問題在于,是不是“破”了之后自然就能“立在其中”了?我想恐怕不是這樣。我們所欲“立”者,是一個現代國家。而現代國家應當是有限且有力的。“有限且有力”并不等于“有限就有力”。中央政府固然應當尊重市場、尊重社會、尊重地方,讓活力充分涌流,但不可矯枉過正,必須“當管則管”,國家的超然性與權威性絕對不容弱化。幸運的是,十八大以來,我們可以比較清晰地從改革路徑中看到正確的“破與立”的辯證法。
第二對關系是“體”與“用”的關系。談到“治理”,作為一種公權力與社會的關系,“統治—管理—治理”這樣一個三部曲可能已成為政治學界的常識;拿西方的國家構建(state-building)理論來理解和研判中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也為不少學人所習用。但是,傳統與現代的“中國”國家,是一個超巨型的多族群的具有深厚歷史文化淵源與深刻普世文明沖動的政治體,其發生演化可謂自成一體、別具一格。我看在座的秋風先生,便有《華夏治理秩序史》的宏大寫作計劃。對我們的政治傳統,學術界與實務界的不少人士都開始采行一種“同情的理解”態度。即令我們把目標界定為所謂“現代國家”,其塑造也有著多種可能的路徑,其形式和構造也有許多不盡相同的特征。比如,孔飛力等美國漢學家,便注重從所謂“根本性”(constitutional)問題或議程入手理解中國現代國家的發生發展路徑。我想,在對“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破題中,我們不妨樹立更為自覺的主體意識。
第三是對關系是“物”和“心”的關系。這組關系大家好像沒有太多提及,但我想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仔細研讀習總書記今年2月17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我們可以發現:習總書記不僅表達了一種“制度焦慮”和推進“第五個現代化”即“制度現代化”的思想,更以大約三分之一的篇幅強調思想與精神層面的問題,強調“在我國大地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道德價值”和“中華民族的精神獨立性”。
實際上,一個良善的國家治理秩序,欲求其長遠深固,甚至對世界有所擔當,就既應當是一種由可靠而管用的制度勾連與保障的“物理的”秩序,也應當是一種由根深蒂固、返本開新的文化潤滑與滋養的“心靈的”秩序。甚至制度之所以能夠運行,都離不開文化的力量。我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涵化踐行,某種程度上正是把握住了現代國家治理的這一心靈之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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