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2014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夏季高峰會”于2014年8月22日-24日在河南鄭州召開。在青年論壇分論壇中,中熙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肖晗稱,不管是高收入人群、中收入人群還是低收入人群的需求,它會變成一個非常主要的中國經濟的增長點。所以最底層人群的需求也慢慢需要更多的提升和滿足,這本身也蘊含著很多商業的機會。所以從慈善的角度,到經濟發展必然階段的角度,這個行業都會到達一個很好的發展狀態。
以下為肖晗在青年論壇分論壇的發言實錄(部分):
肖晗:非常開心在這里能夠跟大家分享過去的一段經歷。其實你們可以看到,現在的PE很多,光是一個青年論壇,兩位嘉賓都是做PE的,不過這也證明了國家對創業,對企業的支持,從民間到政府都會有一個很好的環境才會有這么多PE。我之前創立了嵐山社會基金,是以公益、民生為主的PE,我們關注的行業主要是環保、節能、新能源、醫療、可持續農業,還有文化等等。之前投資過一些做產業扶貧的龍頭,去年我們投資了一個項目,是做玉米深加工的,從農民那邊收玉米,這樣的話,讓農民創收。這個項目是去年投了5個億左右,今年是把它跟產業內的另外一個公司整合。這類公司雖然是比較商業的公司,但是其實它的上游是給70萬戶農民提供一個可持續的生計。在商業領域還有很多有這種民生概念,有這種公益概念的企業是可以投資的。
我當時做的時候這個行業并不是那么得太熱門,當我在2010年成立這個基金的時候,當時主要是帶著一種做公益民生的目的,就是說用產業來幫助一些弱勢群體,幫助低收入人群,給他們提供服務,或者給他們提供一個很好收入的平臺。到了最近,尤其是從去年開始,我們關注這些行業,公益民生的反倒成了資本市場的一個熱門,這是很有意思的。其實也印證了那句話,助人者天助。
現在感覺到整個民生行業,尤其是環保的行業已經熱到一個非常高的水平,垃圾發電等等,凡是符合國家對環保方向的這些企業都得到了非常多的資本追捧,二級市場,股票市場也給了他們非常高的估值。所以可以看到,現在整個趨勢就是你越做越多,對社會的回饋越多,對弱勢群體、低收入人群或者整個環境的支持越多,你所能得到的資本上的溢價,資本上的價值也是越高。所以我覺得現在到了一個非常正的一個循環狀態。
我現在在的公司是中熙控股,當時做了一些公益和民生的投資,發現真正能夠解決社會問題的不光是醫療、農業和環保方面的投資,其實更主要的還是文化。我當時很受觸動,讀了魯迅的棄醫從文,你可能做很多公益的事情,做很多公益的項目和民生的項目,但是這些東西解決不了人們的幸福感。現在這個時代大家收入水平相對來說高了,物質文化水平也高了,但是大家很多時候普遍感覺不幸福,這是很奇怪的。
過去很多時候,比如像80年代那個時候大家可能很多東西都缺,反而幸福的指數不高,所以其實物質跟幸福指數,跟人們真正的生活質量可能不是一個正相關的。所以我現在也正在看文化行業的一些東西,就是傳遞一種更好的、更積極的理念、更可持續的理念給這些更廣闊的群體,讓他們最后實現在心靈層面的幸福狀態,我覺得這個可能是更重要的。
之前我在非洲做過志愿者,也在一些公益組織做過一些,在一些投資機構也做過。最后我找到了一條路線,把投資行業跟商業,跟公益的目的結合在一起,我覺得這樣做才是可持續的。不然的話,光是一些公益組織,就感覺他們往往可能會宣傳的作用更大一點,但是真正在解決一些問題的時候,他們的能力,他們所能解決的東西還是相對來說比較少。所以我非常堅信,用商業的方式,用公益的方式解決民生的問題,解決文化的問題,我覺得這才是最有效的。
其實當時我在中國做社會企業投資的時候,公益創投這一方面算是一個比較早的先行者,當時我基本上是篩選了中國人可以看得到的,有社會效應的,或者是社會企業的,所有的項目當時都篩選過了,當時篩選了大概兩千多個項目。最后為什么用我們這種方式去篩選?因為的確我們看過很多項目,先是把自己定義為一個有社會價值的一個組織或者企業,然后再去做很多事情的一個項目,也看過很多本來就是商業,但是它的行業是落在有社會民生效應的。因為我們當時是想去一些非常早期的,就是理念非常明確開始創業的項目。但是往往這些項目的創業者成熟度相對來說不是很高的,很多時候是公益組織轉換過去的,還有一些是拿一些很好的國外的概念在中國做本地化。總體來說,如果是指望投資這些項目去得到一個投資回報,得到一個可持續的項目向別人融資的話還是比較早,或者說回報時間非常長。最后我的方法是定義在相對來說已經成規模的行業,比如環保、農業等等。在成規模的行業里面去找一些真正可以用產業的方式解決一些社會問題、環境問題的投資目標,最后定下來是這種方式。
當然我們現在在中國成立過一個社會投資聯盟,可能9月19日在深圳的會上就會宣布,是跟國內最大的一個基金會,還有就是有些很好的政府背景、企業背景和公益背景的幾方主要的一些推動者一起成立這么一個組織。它的主要目的就是通過對一些初創的,可能是概念上很好,還在處于模式探索狀態中的,但是完全都是以社會理念為主要目標的這么一些初創的企業進行一個扶持。就是希望通過我們這些機構的各種資源去幫助這種創新,能夠更多的發展出來。因為現在是沒有太多的選擇,我只能去做一些來說比較成熟的行業。把這個生態環境從種子,從創意到最后長成企業這么一個生態環境搭好之后,我們就可以做很多有針對性的,解決社會問題為出發點而形成的商業,而不是說在商業中找一些能解決社會問題的。這樣的話,肯定能激起更多的創新,更多的模式去產生。
這個問題其實一直是這個圈子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很多慈善的資金的確是來自于很多成功的企業家。就像剛才庫德萊特講得一樣,很多人富了之后就開始考慮為什么是他有這個財富的可能,是不是上天讓他有這么多財富,是不是讓他再用這些財富用更好的方式回饋給這個社會做一個重新分配。其實自古以來中國文化里面就有一個很強的慈善基因,講究回饋,講究回報,講究平衡。所以我越來越發現,其實文化可能才是更重要的一塊,因為有這種回饋的文化,有這種對社會責任感的文化,才讓這些財富的擁有者把這些財富重新分配給社會不平衡的地方。
的確,現在很多成功的人士,他其實說白了也不差錢,多賺一點錢,少賺一點錢對他來說就是一個數字。但是如果能長這些錢起到更大的作用,讓很多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狀態發生一個質的變化的話,對他們心理的回饋可能是最多的,他覺得他用這些錢真正讓很多人的生活改變了。
因為歸根結底,整個社會還是由人構成的,如果讓很多人的生活發生質的變化的話,這種滿足感是非常強的。小的奢侈可能是車或者是房,中的奢侈可能是一些藝術品,最高的奢侈是奢侈品,可能是改變很多人的生活。像比爾·蓋茨、巴菲特他們在非洲做了很多大的公益工程,這也是他們最后一個衡量價值的一種方式。
的確文化這個東西真正能夠非常大的推動這個行業,推動很多資本往弱勢群體這邊流。其實中國的文化很早之前就有很多這種例子,比如像現在我們河南省,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國史,有很多中華文化非常好的善的東西,其實很多時候是可以更多的發揚光大的。前一段時間我跟河南省一起擬成立一個10個億的文化投資基金,目的也是把一些中原文化中比較好的部分發揮出來,讓這些東西更多的去影響各種各樣的人群,尤其是有資源,有財富的這些人群。
但是另外一個角度,就是除了這種發現的角度,現在這個社會的發展階段也到了這種,你可以通過做一些很好的,有益的事情,但是又保證你財務回報的狀態。首先中國現在是經過了前一段時間30多年的積累,已經有了很多很完善的行業,有足夠的資金去支持你探索一些更多的投資方向。另外在經濟發展之后,政府最大的責任再也不是把經濟往前推了,這可能是重要的。
另外除了GDP之外,可能還有GHP,就是Happiness的指數,政府更關心的是人們的生活狀態和生活質量怎么樣,會不會有一些社會動蕩,會不會有一些大的不滿,大的不均衡在里面,因為這些東西才是導致政府最關心的一個點。
現在在環保、民生、醫療、養老方面,政府有非常多的政策紅利,稅收減免去支持這個行業,讓它從一個軟的價值變成一個硬的價值。對于一個商人來說,他把這個錢花在這個行業里面,又可以避稅,又可以得到一些財政支持,其實平衡了他的經濟和社會價值之間的不平衡,這也是一方面。現在全中國處于一個消費升級的狀態,之前可能是先用一些最底層人群的生活質量的犧牲造就了中國的制造業,造就了中國整個高速的發展。
但是現在全球經濟到了一個比較平穩的狀態,這個時候就更多的需要關注一下每個人的生活質量,這才是很大的一個市場。因為中國經濟原來就是一個出口型的支柱,另外是投資拉動型。如果兩個都沒有的話,我們現在要發展的方向就是一個內需型經濟。就是說不管是高收入人群、中收入人群還是低收入人群的需求,它會變成一個非常主要的中國經濟的增長點。所以最底層人群的需求也慢慢需要更多的提升和滿足,這本身也蘊含著很多商業的機會。所以從慈善的角度,到經濟發展必然階段的角度,這個行業都會到達一個很好的發展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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