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第三屆中國國際農商高峰論壇”于5月25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熙可集團首席執行官朱演銘。(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2014第三屆中國國際農商高峰論壇”于5月25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熙可集團首席執行官朱演銘稱，農業發展受制于土地，并批評勞動法增加企業成本。

　　朱演銘在演講時表示，土地資源(農地、宅基地)是中國最后剩下的一塊寶，非常重要。從經濟、市場化的角度來說，中國農業的發展受制于土地，城市資本(聚集在城市的金融資本、人才資本、知識資本)去農村干的是什么？是投資回報。我們要讓農村的土地跟城市的富裕人群需求，通過產品和標準化的服務，得以市場化的方式自由流通起來，“真正能夠按照決定中所指出的，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和打破壟斷，把資源配置的角色留給市場、留給企業家，變一貫的農業輸血機制為市場的造血機制”。

　　在談到“新勞動法”時，朱演銘稱其增加企業成本。

　　其舉例稱，員工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提出辭職，只需要提前一個月，相反企業在任何時候都不可以輕易地裁減員工，一定要滿足一些理由、證據證明員工是犯法或者違規。而對于企業來說，核心崗位培養一位勝任的員工有時候需要一年，甚至超過一年才能夠做得到。

　　“也就是說現在新的勞動法是逼迫著企業必須對所有的勞動力資源進行長期投資，而這些投資是得不到保護的，員工可以隨意離開，企業法律成本和法律風險上升，企業現在是誠惶誠恐，每一天都要躲避因為裁員，他必須要裁員，這個員工沒有很好的業績他必須要裁員，但是不可以裁員，裁員了就是犯法，你一定要到勞動到期的時候才有資格提出跟他解除和約，這三年當中你不可以讓這個人走，但是三年中什么事情都可以發，勞資關系現在變得越來越緊張。企業開始視員工作為一種成本，員工的忠誠度不斷地降低，結果出現的是更大規模的離職，造成企業進一步隱性成本不斷增加，勞動力成本不斷地上升”。

　　以下為演講實錄：

　　朱演銘：韓群力部長和韓俊部長，一個是從國際的角度，一個是從中國的角度，再加上剛才錢克明總經濟師又在中國的角度，說了很多有關中國三農的一些問題。

　　BRIANPECK是我們從加州請來的，代表加州州長和加州州政府，支持我們中國三農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他今天帶來了加州的一個商務代表團一起來參加我們的論壇，我覺得這個里面是把這些人、把這些人的關系拉起來，我跟大家講的意思是說，中國的三農要能夠進一步改革的話，我們必須走出去，就像30年以前，中國改革開放的時候，正是因為我們走出去了才有今天。所以說農業也是一樣，三農也是一樣，需要我們走出去。

　　今天我想就企業家的角度談一下我的心得。

　　我今天的題目叫《助推企業家成為在市場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領軍者》。我今天一大部分是用讀的方式，另外一部分可能會深入一下。

　　中國國際農商論壇舉辦至今已經第三屆了，在第一屆論壇上，我跟大家分享了熙可集團近年來在農業投資和城鄉一體化項目中遇到的五大挑戰和體會，并且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中國三農問題的破解之道應該是城鄉一體化的建設和發展，在2013年第二屆論壇上，我的觀點是三農改革的第二大瓶頸是農業現代化和農商這兩個領域當中的人才缺失，農商管理教育是當務之急，這里我要感謝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來自于荷蘭的瓦根寧大學對此作出的積極響應，他們是全球農業領域數一數二的大學，熙可集團贊助的農商教育事業，自開班以來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正在培養一批批新一代的農商企業家和農場主，這一點也是適應和剛才韓部長所說的，中國最基本的農業單位應該是農莊、農場和家庭農莊。

　　去年年末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我很欣慰地看到，我在這前兩屆的論壇上所提出的一些觀點與這個決定不謀而合，從我作為一個企業家的角度來看，這個決定切中要害非常務實，如果在未來的十年當中，這個決定能在中國真正落地開花，中國農業和農商的發展，將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氣象，中國的經濟也將再現出改革開放初期那種萬馬奔騰的景象，中國的希望在習近平，中國的希望在新一屆以習近平領導的中央的新一屆領導團隊當中。

　　我下面想就決定的落實和企業家的領軍作用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個人的一些看法。

　　一，農商企業家和農場主，是中國農業現代化改革的領軍者，決定的核心內容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而企業家和農場主是落在這么一個核心內容的關鍵主體，未來真正的務農者是農業、農場的企業家、是農場主，因為只有他們才有勇氣和能力遵循市場經濟的規律把土地集約起來、管理起來，是需要勇氣的。到現在目前為止很多都是虧本的。把中國的小農經濟引向適度的規模經營的改革當中去，把先進的科技引入農業現代化，其中尤其值得我們重視的是，我們需要用拿來主義，吸引農業現代化走在前沿的先進國家的農業、農場企業家和農場主，鼓勵和協助他們把國際先進的農業科技、農業技巧、專業技巧以及最佳實踐的經驗引入中國，加速中國農業現代化的進程，并和中國的農商企業家一起成為中國三農改革的生力軍，幫助我們少走彎路。

　　今天在座的有來自于美國加州、荷蘭、以色列的許多農商企業家，而且不僅僅是這個屋子，我知道周邊還有兩三個教室，里面有很多來自于各個國家的農商企業家，由他們一起來促進中國的農業現代化改革，同時我也預祝你們在這種戰略聯盟當中，特別是我們昨天24號早上做了第一次有關加州和荷蘭的農商企業家和中國農商企業家的對接，而且顯出了非�？上驳某晒�。很多這里的企業家都找到了自己互相所對應的一些企業，因為我們需要的是幫助這些企業家能夠聯合起來。

　　所以說我預祝大家，中國市場非常巨大，需求非常巨大，我預祝雙方的企業家在中國能夠取得豐碩的成果。

　　第二，企業家是解決中國農民就業的領軍者，決定中指出要賦予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和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等，保障農戶的宅基地物權，穩妥地推進農民住房的財產權，抵押擔保和轉讓。讀這些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讀了這份兒文件，這份兒文件我整整讀了一個晚上，之后用一個月的時間慢慢去消化它，剛才說的是怎么？很重要跟農業有關，這些都是跟農村的土地、農地、宅基地解套流通的政策有關。是推進城鄉要素交互平等，公共資源均衡配置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是城鄉一體化建設的必要條件。決定中還指出，要推進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農業專業人口轉為城鎮居民，這又是什么，這是人的城鎮化。這是我們當前熱議的新型的城鎮化。

　　經常我要問的一個問題是，什么是人的城鎮化，人的城鎮化不是簡單地把農民趕出農村、趕上房，而是用市場這只無形的手吸引農民自覺、自愿從農村中走出來，這就需要為農民創造新的更好的就業機會，而這些就業機會需要產業的導入，但是什么產業呢？工業嗎？產能已經過剩，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的制造商，農業使我們需要大量的，逐步逐漸地減少用工的領域。而且農業現代化、自動化也是今后市場競爭中必然的趨勢。答案在服務業，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3年服務業的增長，對GDP占比首次超過了第二產業，達到了46.09%，2013年服務業增加值的增長率，已經連續兩年成為工業的近兩倍，同時相比這一比例的74%的美國，我們還有很到的農間，這就意味著服務業的發展是農民就業的最大引擎。服務業業是我們農民今后就業的最大引擎。從工業化轉向推動服務業的發展，是產業結構的調整。決定中還指出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著力解決市場體系的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的問題，這就意味著我們需要企業家而不是政府，按照實際的規律去推動城鄉一體化的發展，去創業，成為為農民創造就業的領軍者。

　　第三，企業家是解決農村落后面貌的領軍者，新型城鎮化的建設，是城鄉一體化發展的一部分，空心村的整治、農村的污染、土壤的改良、水的安全、農村教育、衛生和醫療狀況的改善，都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而資本的投入必須首先要讓企業家參與進來，并獲得市場化的投資回報。

　　三農改革最大的機會來自農村的土地資源和城市資本，以及隨之而來的其他要素，比如說人才、知識這些要素之間的市場化自由流通，土地資源指的是農地、宅基地，大家都知道是中國最后剩下的一塊寶，非常重要。中國農業的發展根本基礎我認為從經濟、市場化的角度來說受制于農村的土地，這個農村土地包括農村的農地以及宅基地，城市資本指的是聚集在城市的金融資本、人才資本、知識資本。大家都知道要去農村干的是什么？是投資回報，投資回報跟企業家的創業有關，企業家的創業，企業跟滿足市場未被滿足的需求有關。我們要讓土地和需求，也就是說農村的土地應該跟城市的富裕人群需求，通過產品和標準化的服務，讓它以市場化的方式自由流通起來，如果我們真正能夠按照決定中所指出的，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和打破壟斷，把資源配置的角色留給市場、留給企業家，就是剛才韓部長也說到這一點，非常重要把這個角色要留給市場、留給企業家，變一貫的農業輸血機制為市場的造血機制。

　　我給大家一個數字，2013年農民受到的農業部給的一些補貼，總共的數字是1638億，這個數字是到目前為止最高的一個數字，逐年國家財政都是在全國各地撒胡椒面一樣把錢撒到農村去，這個錢是不是有效，是值得大家探討的。我們就一定能夠解決農村落后的面貌

　　這里有大約56萬億的GDP的增長機會，因為農村低效率利用的集體建設用地，剛才說到的宅基地，這些都是集體建設用地，有大約3.5億多萬畝，每一畝的價格按照12萬來計算，可以帶動大約42萬億的投資機會，把這個數字乘以1.33來測算，對GDP的拉動就是56萬億，如果我們每年拿出這個數字的10%，就相當于我們每年10%的GDP增量，因為2013年中國的GDP約56.9萬億，所以農村的問題根本不需要國家財政買單，只需要真正地落實，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句話就可以了。

　　第四是有關食品安全和食品供應的綜合性問題，也是只有企業家才能夠幫助我們走出這個困境。剛才韓部長所說到的一些增量，我這里就不讀了，有關動物蛋白的增加，這都是一些增量，800萬噸的豬肉、糧食的增加3000萬噸，這些都是一些非常巨大的，有關在食品的供應上的增量，這個增量我們能夠解決的唯一辦法就是必須要引進科技，必須要從中國走出去，看看加州、看看荷蘭，他們怎么解決在他們國家碰到的食品供應的問題。

　　更不用說了食品安全問題，也是跟我們2.2億的小農，所以慢慢逐漸減少中國農民的數量，徹底消滅農民階級而不是消滅農民，是我們唯一的一個出路，我們不能夠怪中國的系統當中食品都是不安全的，我們要怪的是我們的農業體制，這個農業體制給我們帶來的是巨大的挑戰，這個挑戰唯一的辦法就是走農業現代化、走較大規模的，以科技作為引領的現代農業的這條路來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問題是什么？問題是我們今年的企業家，尤其是農商企業家面臨著巨大的挑戰，所以缺乏進一步投資實業的意愿和信心，作為農商協會的會長，最近一年我接觸了不少的農商企業家的，普遍存在的問題是大家都沒有經濟增長值，也就是說沒有股東回報的效力、能力，企業連年虧損。我現在談三個問題，

　　問題一存在在中國的勞動法上，2008年1月1號做了一個勞動法的改變，這個勞動法的改變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麻煩，是現在中國目前面臨的一個巨大問題。包括現在中等收入的陷阱也好，我們中國現在經濟停下來也好，大家都看到東莞的問題、看到的是溫州現在目前還在煎熬中的問題，可能系統性地對中國經濟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

　　如果在一年前沒有把你曾經投資的中國房產賣掉的話，今年可能是問題，今年這個問題的根本是你可以追尋回去跟這個勞動法是有關的。勞動法出臺了以后，實際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一些矛盾，美國很不一樣的地方是美國在雇傭人的時候，我們可以隨意雇傭，美國企業可以按需做勞動力的需求，進行雇傭和裁減員工，中國不可以。

　　舉例來說員工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提出辭職，只需要一個月員工就可以離職，對于核心崗位培養一位勝任的員工有時候需要一年，甚至超過一年才能夠做得到，相反企業在任何時候都不可以輕易地裁減員工，一定要滿足一些理由、證據證明員工是犯法或者違規。大家知道在商業經營當中，到可以提供充分證據的時候，多半是這個企業申請破產的時候，你到申請破產的時候再說，那個時候已經來不及了。新的勞動法顯著地增加了企業的勞動力成本，我這里不展開，一展開需要好幾個小時。

　　摩擦成本的上升。企業吸收一個新的員工以后，產生的磨合成本，有時候超過一年，我感覺新的員工目前越來越貴，新的員工比老的員工貴得多，你是不是對不起老的員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培育的成本不斷地上升，也就是說現在新的勞動法是逼迫著企業必須做的事情是對所有的勞動力資源進行長期投資，而這些投資是得不到保護的，員工可以隨意離開，企業法律成本和法律風險上升，企業現在是誠惶誠恐，每一天都要躲避因為裁員，他必須要裁員，這個員工沒有很好的業績他必須要裁員，但是不可以裁員，裁員了就是犯法，你一定要到勞動到期的時候才有資格提出跟他解除和約，這三年當中你不可以讓這個人走，但是三年中什么事情都可以發，勞資關系現在變得越來越緊張，企業開始視員工作為一種成本，員工的忠誠度不斷地降低，結果出現的是更大規模的離職，造成企業進一步隱性成本不斷增加，勞動力成本不斷地上升，是GDP增長中基本要素的上升，因為勞動力的成本既體現在變動成本上，也體現在固定成本上，不僅體現在加工成本上，還體現在原材料、輔料、運輸、管理，除了匯率以外的每一個成本細分上，它是產品和服務成本的核心基本要素，這里我不展開了。

　　你所生產的產品和服務當中，一切都跟勞動力成本是有關的，都會歸集到最后你的勞動力成本，企業的中級目標是為股東創造效益，企業和員工之間的利益關系是零和游戲，基本要素的不斷上升，如果超出了企業所能消化的范圍，企業家就不玩兒了，還有誰敢雇工呢？企業家最有可能的就是敗下陣來。

　　出口停了下來，我們說我們要把我們的經濟轉向科技引領的這種新的發展模式，但是我們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我們在創新上的文化沒有，人才不具備。我們說我們要往消費方向拉動，是刻意地拉動消費的方式，比如說送錢給農民，讓農民買冰箱，我從來沒聽說過這種事情發生，人為地推動現在工資的上漲，這兩年當中我們的平均工資上漲22%，中國的平均工資上漲了22%，也就是說我們在沒有做好向消費作為經濟發展基礎的轉型當中，還沒走出來的時候，還沒有從出口轉向科技引領發展的準備，我們把出口這架馬車停了，我們的勞動力成本上升是一個主要的原因，新的勞動法它違背了決定中所強調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

　　鄧小平當年說的發展是硬道理，解放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給中國經濟帶來了欣欣向榮的景象，中國經濟當時一路高歌，到2010年的時候成為全球的第二大經濟體，我們就開始沾沾自喜，然后我們就跟GDP高于我們4到5倍的發達國家學習修改勞動力，過早地尋求平均主義，導致我們長期依賴的勞動力競爭優勢過早消失。

　　在過早消失的時候，目前我們沒有做好轉型的準備，在沒有做好轉型準備的時候，做了一件不該做的事情，現在碰到了很大的麻煩。

　　所以我覺得應該回到小平同志講的發展是硬道理這件事情上來，需要做的事情是必須要把企業家解放出來。我這邊不繼續再講了。

　　第二個很大的問題是農商企業在競爭中得不到法制的保護，我們的農業、農村產生的所有知識產權得不到保護，中國的法律是不保護農作物知識產權的，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去年的4月7號我給大家舉了一個例子，我們在山東濟南的一片藍莓基地，一夜之間三萬棵藍莓樹頃刻之間全部被盜，因為這些藍莓樹代表了全球20多種一流的品種，一夜之間全部不翼而飛，這個事情到現在目前為止還在告的過程當中，出了這個事情之后當地政府無能為力開始躲避，法院也開始互相推諉，企業在這個時候是無助的，目前為止所有的藍莓樹在全國遍地開花，但是跟熙可公司沒有任何關系。單靠這個成本的競爭，企業家是無法和農民競爭的，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去訴諸于那么多家農戶。

　　第三很重要的一點是競爭環境當中的不合理，尤其突出的是農商企業家，農場主遇到的很重要的另外問題就是地租的問題，地租是非常重大的問題，不管你是做有關跟農業相關的旅游也好、生產也好，地租是插在農商企業家背上的一把可怕的劍，因為地租是食品全供應鏈生產當中最基本的要素，它滲透在每一種食品的基本原料當中，今天的地租是向農民致富的，農民實際上變成了地主，地租的可怕是因為它屬于固定成本，而農民自1921年打土豪分田地億從來就沒有付過地租，固定成本在規�；�的經營后數字變得越來越大，而農業是靠天吃飯的，氣侯的不確定，導致了產量、營業收入難以駕馭，也就帶來了營運的挫敗，系統性的風險，使企業的毛利不足以消化高額的固定成本，最終使投資回報無法預期。而農民因為沒有地租，情況就大不相同，加上種植面積本來就小，抵御自然風險的能力相對就較大，在和企業的競爭當中農民具有相對的成本優勢，如果農民務農沒有地租，企業家、農場主要務農一樣是種地，為什么我們必須要支付地租。而且支付這種地組現在目前碰到的問題是，支付地租以后拿到的承包經營權還沒有拿到銀行做抵押，還不能夠貸款，這樣的話實際上投進去的錢都是企業家自己的資本金。

　　剛才講了三點：

　　一，勞動力成本跟勞動力有關。

　　二，呼吁地租跟農業體制有關。

　　三，專利的保護跟價格有關。

　　這三者導致了給現在的農業企業家很難做，農業企業家如果很難的話，這是一個零和游戲，農業企業家不愿意從自己口袋里面掏錢的話，我們的政策再設計得好都有問題，如果我們一致贊同企業家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領軍者，我們同意這一點的話，如果我們一致希望這場英明的改革能將中國經濟重新推回到欣欣向榮、萬馬奔騰的景象，就必須幫助我們的農商企業家、農場主，我是作為農商協會的會長，今天為大家做一次呼吁，應該從法制上、體制上、政策上解決他們所面臨的不合理挑戰，我們就必須為他們提供一個真正符合市場經濟法則，在公平競爭中的市場環境，剩下的把一切都留給市場，留給企業家，我相信中國農商農業就此一定會云開日出，共創輝煌。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