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第三屆中國國際農商高峰論壇”于5月25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2014第三屆中國國際農商高峰論壇”于5月25日在北京舉行。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出席并發表了演講。

　　韓俊在演講時表示，十八大以來，新一屆領導集體就農業現代化等問題提出了許多新的政策，總體框架其歸納為，一、兩條底線，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濟制度；兩大任務，提高農產品的質量水平，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現代化體系；三、要加快破除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

　　要讓農民感受到自己是土地的主人

　　在破除城鄉二元體制方面，韓俊強調，農村的土地是集體所有，這個“集體”指的就是農民，所以要讓農民感受到自己是土地的主人，享有土地的收益。

　　韓俊稱，中國要打破城鄉二元結構，最需要突破的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中國城鎮化面臨的問題是土地城鎮化大于人的城鎮化，各級政府過于依賴土地財政，根據統計數據顯示，2001到2013年各級政府的土地收入高達20萬億。

　　糧食安全戰略首次提出適度進口

　　韓俊表示，農業現代化政策首要的是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提高農產品的質量水平。預計，到2030年我國將有十億人口生活在城鎮，中國城鎮化的快速推進會使食物需求形成新的變化，為國內外的食品企業提供巨大商機。而隨著城鎮化推進，我國的糧食自給率也會下降。

　　對此，韓俊稱，我國的糧食安全戰略應該更加透明，給國內外一個穩定的預期。中央提出，“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同時提出適度進口，科技提升。——適度進口從來沒寫入過戰略的”。

　　韓俊進一步展開稱，我國的基本糧食作物，如小麥、稻米等要100%自給，谷物要基本自給，谷物以外，比如大豆，糖，牛羊肉沒有強調自給，“實施新的糧食安全戰略需要整體的框架，平衡好糧食數量和質量的關系，平衡好市場配置資源作用與政府作用的關系，平衡好糧食產量與保障糧食安全的關系，平衡好國際資源和合作共贏的關系，平衡好自主創新和國際合作的關系”。

　　農業企業走出去

　　韓俊建議，中國要參于全球的農業競爭，擴大輸出，鼓勵中國企業參股國外的農業公司，提升中國農業企業參與國際化的競爭的能力。

　　以下為演講實錄：

　　韓俊：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謝劉吉老師邀請我來參加重要的論壇，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過10年的時間，受益于劉院長的精心的栽培，劉院長他的很多重要思想，我一直是認真學習，今天我想我看了一下我們的論壇，討論的話題非常廣泛，我想舊中國的農業現代化，一些最基本的政策的趨勢，政策的走向也談一些觀點，介紹一些我們基本的一些看法。

　　可以說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十八大以來，就中國的農業現代化，中國的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提出了很多新的論斷，新的政策，我個人呢把這個我們政策的總體的框架，我把它歸納為這樣三個方面。

　　首先就是中國農業現代化的政策，可以說有兩條底線，這個習近平主席反復強調要有底線思維，一個是確保國家的糧食安全，再一個就是我們堅持我們和完善我們農村基本的制度，又確立了兩大任務：一個是保障農產品的質量安全，另外一個就是劉吉老師講得加快構建新型的農業經營體系。

　　第三個方面，就是我們農業現代化的政策，我們突出一條主線，這條主線就是要加快破除我們這種國外所特有的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

　　下面我想分三個方面：

　　第一，中國作為一個13億多人口的國家，我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過程當中，我們的農業現代化的政策，我們的第一個方面就是確保國家的糧食安全，提高我們農產品的質量安全水平，中國現在正在有中等收入的階段向高收入階段邁進，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如何來確保我們國家的糧食安全，這是全球關注的一個重大問題，中國的城鎮化過程還在一個快速的推進，我們到2030年中國一定會有10億人口居住在城鎮，現在已經超過7億了，也就是說今后還要增加近3億城鎮常住人口，那么我們DRC的課題組，我們去年做一個調查，這個調查表明一個農民，一個農村居民到城市來就業和生活，他適應了城市的食物消費結構以后，他每天直接和間接消費的糧食將會增加20%，所以說我們認為中國城鎮化的快速推進，會使中國的食物需求呈現新的變化，也會為國內外的企業提供在農業領域，在農業食品領域提供巨大的商機，這是我們跟世界銀行[微博]一塊研究，我們做的一個圖，我們把所有的食物折算成糧食，糧食宕量。

　　那么大家看一下，中國剛剛過了人均一噸的這條線，那么大家看一下，像意大利，很多國家像巴西，甚至像墨西哥，像匈牙利都比中國高得多，中國當然不可能像西方人吃那么多的肉，喝那么多的奶，但是我們的食物需求還有一個巨大增長空間，這個圖是我們最新的一個嘗試做這個分析的。

　　那么中國的糧食的自給率還有可能進一步下降，我們現在低于90%了，如果包括大豆的話，那么中國領導人提出要把飯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世界上主要依靠中國自己來確保我們糧食安全。

　　我想這個論斷在國際上也是大家都可以理解，去年全球的糧食貿易量是3.3億噸，去年中國的糧食消費達到了6.8億噸，中國如果放棄糧食主要靠，依靠國內解決，國際市場是沒有辦法承受的，但是我們現在新形式下，我們國家糧食安全戰略，我覺得我們現在公布的戰略應該更加透明，給了大家國內外一個更加穩定的預期，我們現在的一個完整的表述實際上是兩層意思，我們強調要以我為主，要立足國內確保產能，同時又明確提出適度進口還有科技支撐，特別是適度進口這句話以前是從來沒有直接寫入國家的糧食安全戰略，為什么說我們給國際社會的預期更加透明更加穩定呢？我們現在的表述是非常清楚的，口糧也主要是小麥和稻谷，那要基本上是百分之百要自給，我們有這個能力，谷物是基本自給的，我們過去講的是糧食基本自給，我們現在把它大大縮小為谷物。

　　那么也就是說中國在谷物以外，你比如說我們的油料大豆，我們沒有強調基本自給，再比如我們進口的牛羊肉包括糖越來越多，我們糖的進口畢竟500萬噸，現在我們牛羊肉價格比國際市場要高2到3倍，我們奶制品的進口那是爆炸性的，一季度進口接近100萬噸，那么中國新的糧食安全戰略需要確立一個總體政策框架，這個政策框架我們把它歸納為五個方面，我們要平衡好糧食數量和糧食質量之間的關系。

　　我們要平衡好發揮市場的決定作用，更好發揮好政府作用的關系，我們要平衡好增加糧食產量與保障農業生態安全的關系，我們要平衡好利用國際資源與實現合作共贏的關系，要處自主創新，與加強國際合作的關系，也就是說我們在技術領域強調我們自主創新，但是我們也要更好的來跟國際進行合作。

　　那么這是一個我認為是一個比較完整的，我們實施新的國家糧食安全戰略的一個基本政策取向，我們農業食品界非常關心我們農業走出去的問題，這個問題我想我們也要非常明確，我們鼓勵農業走出去，我們不是說就到國外讓我們的企業生產便宜的糧食很便宜的價格賣給國內不是這樣的。

　　我們走出去更重要的就是中國現在要參與全球的農業競爭，我們要擴大我們的農業輸出，你比如說我們雙匯收購了菲爾德，我們的中糧現在也在國外一些公司已經合作成功了，有的還在合作，在談判過程當中，我們鼓勵中國的企業要參股國外的農業公司，那么這一提升我們自身的基數管理水平，提升中國的農業企業參與國際化經營的能力，我們要打造中國自己的農業的跨國企業，這一方面我們跟國際農業跨國企業還有很大的差距。

　　那么現在可以說我們要解決中國人吃飽的問題，這個問題可以基本解決了，但是怎么保證過只有中國人吃的安全吃的放心？這仍然是一個我們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當然面臨一個很多挑戰，要解決一個，我們面臨的挑戰更大，我們提出要用嚴謹，最嚴謹科學的標準，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出處罰，最嚴肅的問責還加一個最透明的知情，要建立一個從田頭到餐桌的一個全程的控制體系。

　　讓人民吃上放心食物，這是我們政策的一個總的綱領，但是要真正確保食品安全需要我們整個農業食品的供應鏈，我們要加強整合，特別是從國際經驗來看，傳統式的供應鏈，很難確保食品安全，也就是說大家買賣關系，沒有長期的合同，沒有相互信任，那么我們今后應該鼓勵發展，這種協作式的供應鏈，當然有條件的企業，可以在一個公司內部完成政府供應鏈的整合，但是從國際上來講也很困難，完全是一個垂直的一體化的供應鏈，應該是最理想的一個狀態，但是要做到這一點應該是很困難的，所以協作式的供應鏈，從全球的經驗來看是農業企業增強競爭力的重要工具。也是確保食品安全有力的工具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們的農業政策就是講的我們農業經營體制，這個方面的一些考慮，首先習近平總書記講我們推進現代農業，我們一定要解決好誰來種地，怎么種地的問題？誰來種地從全球來看，家庭經營是農業最基本的一個經營方式，所以中國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要堅持家庭經營的基礎地位，我們這幾年我們的家庭農場可以說像雨后春筍一樣在中國到處發展起來。

　　有的上萬畝，有的三五千畝，三五百畝的農場，甚至上千公頃的農場都可以見到，但是呢他采取了大部分采取了家庭經營的方式，怎么種地呢？要讓更少的農民種更多的地，就是鼓勵這個土地要允許和鼓勵和扶持這個土地流轉，大家也非常關心將來我們的工商企業，在農業經營體制創新過程中，我們起一個什么樣的作用，我們的政策是鼓勵城市的工商資本，到農業和農村中去發展是和企業化經營的重業，包括設施農業，包括農業產前產后的服務業，當然也有很多擔心，對這個問題有很多大家知道這個爭論非常大，因為絕大部分到農業農村中去發展的工商資本及少去種糧食。

　　那么從全國來講，工商資本到農業中去，種糧食的可能連10%都不到，我最近在江蘇調研種稻谷的連1%都不到，因為很顯然農業土地的租金不是由種糧食來決定的，他是種最有附加值，最有效益的作物的收益來決定的，比如說在江蘇現在一畝地的租金一千塊錢，在上海郊區已經達到1500塊錢，這個租金要超過1000塊錢，你怎么種糧食你都賺不到錢，他只能搞一些經濟作物，但是從國家的政策制訂來講，如果都不種糧食，我們講的這個糧食安全，或者都去搞非糧化，我們講的這個以我為主，確保國家糧食安全，這個目的有可能就會落空，所以說我們是鼓勵建立適度規模的農場，特別是家庭經營的農場，這一方面上海松江做的是最好的。

　　上海松江比如說搞農場的規模大約只有10公頃左右，不到10公頃，很簡單如果一個地，有一個人種，技術上完全可以，但是這個村里面40、50歲的農民需要就業，他就需要建立這樣10個家庭農場，規模一定的從中國的國情出發，中國的人口比美國要多10億人，但是我們的耕地比美國少10億畝，中國的人口比印度多1億人，但是我們的耕地比印度要少6億畝，這就是中國的基本國情，我們還是不能夠在現階段把土地集中到極少數的人手里，這不符合中國的國情。

　　那么所以說對工商資本到農村去，我們政策是鼓勵的，但是現在提出要有一些監管準入的政策，你首先不能蓋別墅，不能搞高爾夫球場，另外也不能雖然來改變土地的用途，那么我們的三農政策在我們的農業經營體系的創新，我們需要解決一個問題，就是要使得中國農民對土地享有更大的更多的權利，所以說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認真研究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這個明確的界定問題。

　　中國的土地現在憲法上是集體所有，但是集體是誰的呢？集體是農民的，我們一定要讓我們的土地，農民感覺到他是土地的主人，我們要讓他享有對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置的權利。

　　那么現在這個權利我們給他起了一個名字叫承包權，它也是土地產權的一種表現形式。

　　最后一點，中國的整個農業現代化的推進，中國的三農問題的根本解決，需要在城鎮化加快推進的過程中破除城鄉的二元體制。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城鄉發展的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

　　最近我們對這個問題做了研究，中國要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哪些政策領域需要突破，我們認為政府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包括更好地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這是一個重大的政策領域。另一個領域就是整個中國農村的建設需要解決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差距過大問題。再比如需要在中國的農業和農村當中，構建一個普惠型的農業和農村的金融體系。但是最需要突破的是土地制度和我們的戶籍制度，需要推進這兩個領域的改革。

　　大家可以看一下過去十幾年我們的城鎮化過程是非常快的，在這個過程當中土地城鎮化快于人口的城鎮化，中國現在城鎮化面臨很大的問題是用比較低的價格把農民的土地征過來了，各級政府對土地出讓收入的依賴是非常高的，我們2000年到2013年建成區的面積擴大了將近一倍，政府的土地收益高達近20萬億，我們地方政府這么依賴土地的出讓，大家看一下這是這些年的具體數據。

　　我們2001年大家看一下，我們的土地出讓收益只有不到1000億，八九百億，去年已經達到4萬億以上，占地方政府預算收入的比重，相當于地方政府預算收入的比重77%，1999年這個比重是很低的了，土地征用的成本也越來越高，我們現在土地的增值收益主要還是用在城市，用在農村占的比重是非常低的。城市內部的二元結構是非常突出的，比如說中國現在城鎮的常住人口大概是7.3到7.4億人，其中戶口在農村，但是在城鎮常住的農民工和家屬高達2.34億人，也就是說接近3個城鎮的常住人口當中就有一個是沒有戶口的外來流動人口，但是這些人并沒有融入城市，我們已經確立了一個差別化的落后政策，上海、北京在過去十年，每年新增的常住人口接近45到50萬，紐約華盛頓、巴黎、東京、倫敦，過去100年的發展歷史上，每年增加的人口從來沒有超過10萬人，所以對這樣的大城市落戶還不能夠一下子放開，但是北京市每年可以在北京得到戶籍的已經是10萬人了，我們鼓勵這些中小城市要逐步放開，有序放開，或者有些城市直接放開對落后的限制。

　　農民關心的可能不完全是能不能在城市有個戶口，他更關心的是我在城市能不能享受到同等的公共服務，所以說我們認為中國的城鎮化核心是農民工融入城市，這個問題的核心就是農民工整體上能融入城市的公共服務體系，能夠獲得同等的待遇。

　　土地方面我們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的改革路線、目標是守住底線、試點先行、穩步推進，這方面底線就是集體所有，中國現在如果宣布搞土地私有制也不現實，變遷有一個路徑依賴，另外中國說現在不保護耕地了，也不現實。我們最重要的一條底線就是要保護農民的土地權益，不能在城鎮化過程當中損害農民的利益，要解決好土地增值收益更加公平分配的問題。

　　農民最關心的是城鎮化過程這么快、土地增值收益這么高，土地收益都去哪里了？所以說我們的政策是要讓農民在城鎮化的過程當中，不但他能夠融入城市，而且他能夠更多地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

　　我今天就跟大家匯報到這兒，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