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為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

　　新浪財經訊 第十五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于2013年12月21日在北京大學舉行，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為下午的分論壇四“城鎮化再破題”做主題演講。

　　以下為遲福林發言實錄：

　　遲福林：城鎮化再破題，我想就這件事情和大家做四個方面的討論。第一、為什么現在再次提出城鎮化，而且把城鎮化作為國家的重要的戰略。第二、現在城鎮化轉型的關鍵何在？第三、大中城市現在發展不均衡，問題的癥結何在？第四、我們農民以城鎮化帶動城鄉一體化的關鍵點在哪里？關于這些問題有不同的爭論。我就當前的一些信息和大家做一點交流。

　　第一、為什么現在這么著力強調城鎮化？現在正好是中國改革開放35周年，35年前的18號到22號，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我們知道我們國家過去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在城鄉二元結構下依靠勞動力的紅利來抓住了一個全球化的機遇，取得了一個巨大的發展。那么，為什么現在我就說兩句話，第一句話我們在座的可能有來自農村的，當80后、90后成為農民工主體的時候，我們傳統依靠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勞動紅利還能維持下去嗎？如果再往后十年，不解決這個問題，它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甚至是政治問題。比如說我們三年前，或者現在，你說選誰當領導，一說我們都賺了，再過十年，二十年，現在我看我的小女兒10多歲，經常問爸爸他怎么選上來的，誰投他的票？那么，很顯然。所以，我四年前提出來，讓農民工成為歷史，有的領導問我，農民工能成為歷史嗎？我反問一句，農民工不成為歷史行嗎？那么，這是簡單說的一句話。

　　另外，具體來說是什么變化呢？35年我們發展階段變化了，過去在生存階段的時候，農村能到城里賺一點現錢，像東莞10年600塊錢的工資沒有提高，600塊錢維持了十年。那么，行嗎？現在變化了，那個時候賺到現錢，現在變化在哪里呢？大家的需求結構變了，發展階段變了，原來我們叫改革開放，80年代、90年代是生存階段，現在是發展型的階段，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發生了三個大的變化，生存性需求明顯減少，吃飯穿衣的問題基本減少，總體解決，而孩子們讀書這種愿望全面的提升。第二、跟這個相關聯，一般的物質性需求減少，而服務性的需求增多。第三、我們搞經濟學的，公共產品短缺，成為我們越來越突出的矛盾。所以，這個背景下，我們還維持著想用壓低勞動力價格，維持農民工這樣一個特殊群體來支撐我們的發展，有可能嗎？這是另一句話。那么，沒可能，現在看我們要做成這一件事情，從消費需求變化，消費結構變化另一看，我們08年金融危機，然后歐美的市場萎縮是一個重長期趨勢，我們開始研討中國的內需在哪里？我們北大的教授講，我們的內需還是20年的高投資，我不贊成，我聽說內需正處在一個消費結構升級，消費釋放的一個大的重要的關鍵階段，為什么？很清楚。

　　先舉個例子，過去大家哪有錢到協和、301看病，現在去那兒看，比菜市場還熱鬧，為了治病，我2000年到甘肅農村調研，農村200人搞了一個集體工業，病花到兩萬塊錢的時候家屬不給他掏錢了，他回來不治了，我說為什么，平均兩萬塊錢，把三到四家親屬全部變得貧窮，所以大家不能再治。現在，短短這幾年發生多大的變化？大家想盡辦法來適應自己的需求結構變化，我們說到美國留學，原來都是像張總富人的孩子去，現在中產階級的孩子，送到美國讀高中，讀大學的比比皆是。這種需求結構，我們最大的就是這種需求結構變化，需求全面釋放是個大趨勢，這個趨勢什么樣的呢？現在算一下，我們現在大概13億的消費總規模大概將近20萬億，估計到三年以后，到2016年能達到30到35萬億，到2020年，我們整個需求總規模能達到45到50萬億，然后這種需求總規模能帶動像張總這樣服務業的投資，能夠大概1：1，就是到2020年將近有100萬億的內需，好像每年可以達到7.2%到7.3%的增長。一下子看到城鎮化不僅是公平，在社會發展階段，而且在整個外部市場變化，支撐中國最大的一個潛力在哪里？在城鎮化。所以，這很現實，所以，從上到下，上面高度重視，下面有迫切需求，所以達成了現在要破題城鎮化，城鎮化是一個大戰略，是公平、可持續發展的大戰略，這是一。

　　第二、我們現在要搞城鎮化，是不是和過去30年的城鎮化相同呢？過去30年搞一個什么城鎮化？從不到20%的城鎮化率，到2012年52.6%，提高很快。規模城鎮化速度很快，問題在哪里？人口城鎮化率很低，目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35%，現在全世界平均的城鎮化率52%，我們和全國平均的城鎮化率差了將近20個百分點。所以，提出來我們要擴大內需，怎么擴大內需？規模城鎮化向人口城鎮化的轉型過程中，關鍵在人口城鎮化。所以，這個人口城鎮化我提的比較早，兩三年前我就提出來。有人說中央領導講人的城鎮化，我的觀點是，人口城鎮化都解決不了，農民工連戶籍制度都解決不了，哪有人的城鎮化？一切按人的需求搞城鎮化，有可能嗎？連入戶都解決不了，不承認是本城市人，而是非法居住，這種情況能解決人的城鎮化嗎？所以關鍵的問題是人口城鎮化，就是先把農民工市民化，這完全能做得到。現在1.6億農民工，在未來的七到八年，再有將近2億的農民工進到城里來。那么，如果解決了這種人口城鎮化，就為人的城鎮化奠定一個大前提，我們才有可能探討在人口城鎮化基礎上實現城鄉、居民的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問題，如果不解決這個，怎么探討城鄉公共服務統一的一體化呢？

　　只有在這個基礎上，內需規模，尤其是13億人消費的需求才能得到提高。剛剛朱院長講，我們現在城市和農村，現在實際收入差距是1：3.1倍，比三年前縮短了0.2個百分點。但是，城市和農村實際的收入差距也是3倍左右。農民工轉為市民，農民轉為市民，需要把這個消費釋放出來，這是第一。第二，在人口城鎮化以后，我們才有可能去關注中國有沒有可能在未來十年左右，中產階層，或者中等收入是否提高，甚至實現倍增。我們搞了35年改革開放，到現在我們的中等階層只有25%，這是高估的，保守算法只有19%。如果和人口城鎮化相聯系，估計2020年，中產階層，或者中等收入群體能達到40%，40%是什么概念呢？大概6億人成為中等收入群體，這樣一來，無論對中國的消費，還是橄欖型社會、橄欖型分配的形成，都是一個重大的利好。

　　第三，人口城鎮化實現起來很難。問題在哪里呢？中小城鎮的發展。為什么大家不愿意到中小城鎮？除了它就業的機會少，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我認為是公共資源配置嚴重失衡。我們到歐洲去，到北歐去，我今年兩次去歐洲，到德國，為什么德國小城鎮發展好？德國兩三萬人的小城鎮可以有大公司在，十萬人以上的城鎮，配備的和大城市的公共配備大部分一樣。我到挪威去，兩萬人的城市有大學，為什么？在公共資源配置上，它的教育、醫療、文化，大體同城市接近。我們中關村這一帶，為什么房價10萬一平米，就是因為最好的公共資源都在這里，所以剛才朱院長講的買的不是買房子，買的是公共資源。這種嚴重的公共資源配置的失衡是造成中小城鎮難以吸納農民工的一個重要因素。我這個文章用了很多的數字，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看。縣和縣級市同北京市的公共資源配置，就醫療資源來說差10倍以上，公平嗎？為什么北京市的公共資源配置，醫療資源配置就要比縣域和縣級市高10倍以上呢？這樣不僅難以形成城鎮化的合理格局，而且是發展的嚴重不公平，是這種不均衡的配置導致的不均衡。

　　第四個問題，城鎮化最重要是城鄉一體化，現在城鄉一體化貫徹三中全會的精神，城鎮化有兩個很實質性的問題，實際上是一個事，就是農村土地。農村土地現在有爭論，電視臺的一些領導也在解讀，我今天上午在財經論壇中國經濟年會上講了這個事情。第一、農村的土地資源市場能不能決定？有人說農村土地資源有特殊性，市場不能決定，我不認同。土地既然是一種重要資源，既然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農村土地，我們城鎮化、城鄉一體化最重要是統一城市和土地的農民市場。那么，如果不能夠市場配置，那么怎么樣統一城市和農村的兩種市場呢？還是以行政把農民的土地拿過來，再以多少倍的價格拍賣？誰來決定它的價格？第二、我們農村，包括農村土地市場這些年出現了很多問題，問題到底出現在哪里？是市場造成的，還是土地造成的？(我們今天有區長在。)我們看農村土地市場問題出在哪里呢？今天它這個區沒有錢了，弄一塊地，地的規模也沒有了，然后把它的性質變了，這種例子比比皆是。雖然現在受到了限制，但是現在中央地方財政沒有理順、地方財政困難的情況下，不就做土地文章嗎？我們這些年很多地方，這個市長上來了，這個區長上來了，市中心在東邊；那個書記上來了，中心在西邊，不都出現這種問題嗎？是政府的規劃缺乏剛性約束和土地財政的深層次因素的背景下出現的問題。所以，只要政府把土地的規劃用法律約束，剛性約束，只要政府把土地的用途嚴格管制，在這個前提下為什么農村土地不能由市場決定呢？非要你來說，我給農民比過去提高30倍。談判的主體是農民，價格由市場來決定，為什么就你來呢？你做的實踐是錯的。第四、農村土地在兩個作用的前提下堅定推進這項改革，才能統一城市和農村的土地市場。和這個相關聯的問題是承不承認土地的物權性質，1998年十五屆三中全會提了兩個建議，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所有權，變了一個字，我說變的沒有什么意思，后來《土地法》和《物權法》立法的時候有一個爭論，就是對農民來說，它是一個債權還是一個物權，如果是債權當然不能抵押，作為財產權，如果是物權，它就有它的支配權利，它就是它的財產的一部分，這就在中國的特殊情況下找到了農民對土地的一種特殊的產權安排。所以，為這件事情我呼吁了十幾年，我現在還是全國政協委員，還是十二屆，不是十一屆，一再的上述，前不久的《農村土地法》修改，說要充分考慮你的意見。這次三中全會決定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是一種物權，我們說可以抵押，可以一定程度的資本化。農民的財產權在哪里？如果不解決農民的土地的物權化哪有農民更多的財產權？哪有農民工財產可以帶到城里來，靠什么買房子。

　　所以，這兩件事情是我們今天在城鎮化背景下，在農村的兩個實質性問題。其實核心在土地。承認土地的物權化才能破題城鄉一體化的關鍵問題，才能破題農民財產權，是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我利用20分鐘跟大家把這幾個問題提出來，這個題目特別好，再破題，是當中不可避免的問題，我還有10分鐘，如果愿意可以跟大家一起討論兩三個問題。

　　提問1：剛剛提到農民工的城鎮化問題，農民工如果進城，你指進入到他們所就業的城市落戶發展，還是說他們回到他們的家鄉，買房子，變成他們家鄉的城里人？我想這是兩種不同的城里人。第二、東西部經濟發展非常不均衡，對于像東部沿海的很多小城鎮，它們都伴隨著大城市的周邊，他們有很多的外力，比如資本，所以這個城鎮的發展有內需和外力兩種作用促使它這個城鎮快速發展。那么，它天然就有很大的空間，它的外力在哪兒？包括很多的流動性人口，它這個城鎮內部就有很多這樣一些內需的消費，再加上一些外來的資本投資，提供很多就業機會。那么這些農民工如果最后由于東部沿海城市高房價，回到家鄉置業，變成家鄉的城里人。他們變成家鄉的城里人就沒有土地了，當他們年紀大了之后，他們的家鄉是否能夠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給他們，謝謝！

　　遲福林：農民工的就業和農民工的居住地有不同，為什么？我們現在很多人愿意從農村到城市里，我們現在縣一級的全國平均的房產的價格不超過3000塊，大概在二千五六百塊錢，全國平均大概是這樣。這個成本對很多農民工居住比較方便，能改變生存。所以，既有聯系，又有區別，關鍵是他要變為這個市的市民民以后尋找他的長期居住地，進行他的成本的核算。另外，公共資源配置以后，城市發展了，提供很多的就業機會。但是，與此同時，居住的穩定性和工作的流動性又有不一致性，所以跟你第二個問題就相關了。大城市的資本很多，當然就業機會也很多，而且很多年輕人還有夢想，可能還能成為明星，但在縣城就沒有這種機會。

　　提問2：您聽到規模城鎮化，規模城鎮化是指它的土地城鎮化嗎？還有如果要是土地城鎮化，在我了解中，中小城市因為土地財政的問題城市蔓延比較嚴重，所以中小城市的土地城鎮化率比較高。但是，人口城鎮化更多是出現在大中城市，比如說北上廣，您如何看待土地城鎮化和人口城鎮化的不匹配現象。

　　遲福林：這個規模城鎮化是以土地面積，城市土地為主要特征的規模城鎮化，這個是毫無疑問的。第二、我們人口城鎮化，原來我們是這樣的，我們現在強調的人口城鎮化率，毫無疑問，比如北京居住這么多人，很多人不是北京戶口，當然我們的戶籍制度的改革，剛才朱院長講了，公安部宣布到2020年中國可能實行是以居住證為主的新的戶籍管理模式，會改變現在這種狀態。我們規模城鎮化率52.6%，現在中央強調不再擴張城市土地面積，而主要提高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我們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跟國外比差距不是一倍兩倍，是數倍，那么，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現在規模城鎮化的52.6%和35.2%的人口是不相適應的。所以，現在土地規模支撐的城鎮化給人口城鎮化留下的空間仍然是巨大的，不需要再擴張新的土地就可以解決很多人的城鎮化。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