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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論壇二:中美戰略互疑與互信

2013年12月14日 20:18  新浪財經 微博
                  
“三亞財經國際論壇”于2013年12月13日-15日在海南三亞召開。上圖為高峰論壇二:中美戰略互疑與互信。(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三亞財經國際論壇”于2013年12月13日-15日在海南三亞召開。上圖為高峰論壇二:中美戰略互疑與互信。(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三亞財經國際論壇”于2013年12月13日-15日在海南三亞召開。上圖為高峰論壇二:中美戰略互疑與互信。

  以下為論壇實錄:

  主持人:基辛格博士在我們中心舉辦第一次全球智庫會議上,關于中美關系說過這樣一句話,想當初美國在代替英國成為世界霸主時這個過程是和平的,我相信今后中國代替美國的過程也是和平,但將是長期的。今年我們在北京又舉行了第三屆全球智庫峰會,基辛格博士又說了一句話,他說中美合作不見得能夠解決世界上一切的事情,但是,中美不合作肯定世界上一切事情解決不了,所以今天我非常高興的跟幾位臺上的嘉賓,也是我的好朋友共同來主持這個論壇,專門討論中美的合作,我給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是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主席Stephen ORLINS先生,包道格先生;還有資中筠女士;還有王緝思教授;還有張燕生,發改委的學術委員會秘書長。

  我想我出一個題目,今天由我來主持各位都做好了準備,因為剛才我是陪同法國前總理還有我們駱大使一塊,我想好討論一個問題,習主席跟奧巴馬總統會見時確定了中美兩國新興大國關系,其中有一句話就是我們兩國不沖突、不對抗,同時講一句話雙方照顧對方的核心利益,中國的核心利益和美國的核心利益是什么?我想我自己理解中國的核心利益三條:一就是主權和領土完整;二,安全;第三,發展;大家都知道美國沒有主權的問題,也沒有安全的問題,現在發展所謂遇到的問題是自己和世界引起的。那么美國的核心利益是什么?有人告訴我美國的核心利益是世界霸主,我想就這個問題首先請教Stephen ORLINS先生如何解釋中美的新興大國關系。

  Stephen ORLINS:謝謝!我講英文比講中文快多了,所以我用英文講話。駱家輝大使即將卸任,我們非常感謝駱家輝大使在中國服務期間所做出的成就。我想應該用鞏固來做我們的關系。明天對于我來說不平凡的紀念日,35年前的明天我還是一個小土豆,也就是說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在那個時候我聽說了美國要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我聽到卡特總統組建了幾個美國團隊前往中國和中國人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在過去的35年兩國關系已經有了巨大的發展,所以中美關系并不是要重建而是鞏固我們之間的這種關系,這個主要是來自于我們兩國的領導人之間的高層會晤,比如說奧巴馬總統和習近平主席之間的會面,在發展中美關系時我需要有這樣的一種全面的這種領導力,他們可以確保在發展中美關系的時候保證各自的利益。在奧巴馬主席下一次來華訪問時,我想他將談到,美國對華會采取正確的政策,奧巴馬總統他會想對中國人民進行演講,我想在他的演講當中,他會講到有關于我們的自由,尤其言論的自由;在它的演講中談到美國人的生活,也會談到中國夢,談到中國夢就是代表了中國人民未來的希望,所以我們需要增加了解消除中美之間的一些互疑,在這個方面我想也可以鞏固中美之間的關系。這樣能夠把中美關系上升到一個高度,這個高度應該是我們共同努力來共同實現的。

  另外,有人經常說中美之間的關系總是對抗,我想美國是想發展一個有建設性、而且非常有合性的中美關系,其實上有些媒體并沒有真實反應中國的實際情況,有時候媒體的一些報告是非常不客觀的。我經常會問朋友們,在這種媒體報道有誤的情況下,中國和美國黑如何建立起信任關系,因為這畢竟會導致一些互相的疑問。

  例如現在我們面臨著能源的這種問題,這就需要中美之間進行合作來解決能源危機的問題,在此我認為中美之間是應該加強合作的。 到2020年美國會成為一個能源的出口大國,對于奧巴馬這屆政府來講這是他們一個工作重點,即在美國建立液化氣石油的網絡,那么能源危機解決方法之一或許是向中國輸出液化天然氣這種技術。上周我們在上海開會時,上海出現了很大霧霾,在工業化發展過程中,霧霾是中國現在面臨的非常巨大的環境挑戰。所以如果我們能夠消除這些互疑,我們可以在應對能源危機以及環境挑戰方面可以發揮非常巨大的作用。

  主持人:所以我現在有請我們下一位演講嘉賓包道格發表一下他的看法。

  包道格:非常感謝主持人,我今天想講一下明天的紀念日,這個紀念日對于我們來講非常重要的。我那個時候是CIA的一個非常初級的分析員,將世界發生的一些大事件進行深入的分析,尤其是對鄧小平所采用的經濟改革開放政策進行深入分析。最后,在我們關系正常化過程中我也進行了大量的分析。35年前,我們經常需要解釋,發展中美之間關系美國能夠得到什么樣的好處?

  那個時候我跟參議員說不好意思我對此一無所知,因為我必須要為那些信息保密。大家知道在美國和中國之間是保持著很好的關系,Stephen ORLINS和我之前做過很多次這樣的事情,我們都經歷了這樣的一個經歷,就是怎么樣保持雙邊關系中正面的因素,然后可以驅散那些不信任的因素,在過去的那么多年當中我已經在此積累了很多的經驗,我覺得也有很多的正面的進步。比如說奧巴馬總統再一次當選為總統,還有就是習近平成為主席給雙邊關系帶來了一些新的機會。我們應該向未來看,應該執行一種一貫的政策。這一點很多人都講過,也就是說兩國的元首已經能夠找到一種方式,可以避免沖突,然后面向21世紀。我覺得對于我們兩國政府來說這個是自上而下的一種指令。

  美國很少有人注意到在10月份在北京召開的周邊外交政策會議,會議傳達的是非常正面的信息,就是中國希望向它的鄰國發出一些正面的信息。中國的很多鄰國都是美國的盟國,中國希望能夠部署它的外交資源,希望可以加深中國與鄰國的關系,那么剛才駱大使說美國希望再平衡。

  看似兩國正在相互競爭來爭取中國的鄰國,我想,這個不僅僅是一種競爭,其實也是一種合作的基礎,我覺得這會有助于加深雙方經濟方面的合作,能夠加強我們在貿易方面的關系,另外中國能夠避免中等收入陷井,成功的變成高收入國家,這在現代社會成功的例子是非常少的,我們希望中國能夠成為一個成功的先例。

  除了兩國元首的交往之外,我們下一步應該怎么樣做?下一步就是落實,除了這種從上而下的意愿外我們應該非常有效得自下而上進行管理和應對,中美之間的確存在不信任,例如防空識別區的問題。為何這些事情這么重要呢?因為兩國之間的元首已經達成了原則,說我們不應該讓這些負面的事件影響兩國的關系。

  另外,我們還有非常重要的貿易,雙方的貿易額都在增加,剛才駱大使也講過下星期也雙方商務部等會進行會談,另外拜登副總統訪問中國討論了一些非常具體的問題,有一些問題是值得兩國領導人坐下來談,進行解決的。

  最后還有一類挑戰就是軍隊之間的關系。自從習主席成為了軍隊領袖后,我覺得雙方軍隊之間的交流是增加了,我們很樂于看到這個方面的這個努力,當然我知道這一個方面的發展還處在非常非常初步的階段。

  我想說的就是除了一些大方向的原則之外,我們還要能夠找到合適的人,無論是中方還是美方的人都希望可以找到一個合適、努力而且非常了解雙方關系的人。然后一個一個的解決我們面對的挑戰,這樣我們才能實實在在建立起互信。

  主持人:講的非常好,包道格認為實際上由于雙方媒體溝通不夠可能造成了中美的互疑,另外他也談到我們應該更好的組織我們的人員,特別是把一些了解雙方的過去和現在,以及對未來的人聚在一起,一步一步的解決。今天研究美國問題的老前輩,也是我們敬重的資中筠所長,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資深所長,也就是包道格先生所講對美國和對中國很了解的前輩,下面有請我們資所長。謝謝!

  資中筠:謝謝!我現在已經是退休老人了,一介書生都是書生的想法。最近我出了一本書,最后一章是把中美關系從1884年開始的200多年疏理了一遍,并得出了一個結論:中國那個時期跟列強的關系非常不愉快,基本上都是受欺凌的情況下,而在跟美國的關系里,美國對中國的傷害最少,并不是一點沒有不平等的關系,但是長期過程里面得益最多。中美關系中,中國得益最多的包括兩件大事,一個就是抗日戰爭,另一個我認為是文化的一個影響方面,現在很多人與我的看法不一樣,就是文化方面對中國好的影響非常大。

  同時,美國也是得益的。美國剛剛從美洲來到亞洲的時候,與中國的關系是開放的,美國得到了一個很大的好處。剛剛正如大使所說,從尼克松訪華以來整個中美關系也是雙方得益的。

  但是問題出在什么地方,我覺得時候幾個因素忽然出問題。一個還是冷戰的因素,中美關系成也冷戰,敗也冷戰。在抗日戰爭結束后,中美關系曾經很好,但到1948年在中國共產黨快要革命勝利的時候,因為冷戰的關系美國在1948年底發生了正式的戰略轉移,就是“連日制華”,把原來鏟除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略完全改過來,造成今天的中日關系,美國的態度還令中國不太滿意。

  什么叫做成也冷戰呢?就是后來中蘇關系破裂了,中美關系的緩和就是建立在大家都認為前蘇聯是共同威脅這個基礎上。現在冷戰結束了,我非常不希望發生的一個情況是中國代替了蘇聯的地位變成了新的冷戰對象。

  冷戰雖然結束了,但是冷戰思維并沒有結束,這里面還有一個什么原因呢?我覺得最近幾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很快,舉世矚目于是夸大了中國力量的上升,這個夸大既有外國人夸大,也有中國人自己的夸大。剛才魏先生所講中國取代美國的這個前提不存在,這個命題太遙遠了,現在根本不存在這樣的問題。如今天上午朱民先生所講,我們改革這么多年之后人均GDP才占美國的20%多。這樣一個13億人的國家,距離取代美國還遠著呢。我覺得對于中國力量的夸大中國的媒體有很大的責任,把群眾煽動起來有一個虛驕之氣,以為自己非常了不起,我向來反對這種的。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也有一種誤解,以為中國特別的了不起了。

  另外我也反對所謂3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如何奇跡,因為中國走現代化的道路已經走了170年,你要回頭看這170年如果不走那么大彎路早就應該比現在強,所以不能把最近這幾年比較快的發展當做一個很大的奇跡,要看世界各國的起飛過程中國并不是很突出的。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想說中美日的關系。美國關系是冷戰延續下來的,無論如何美日關系是美國太平洋政策的基礎而不是中日關系,但是現在沒有比較好的中美關系,太平洋也是不太平。這個問題是一個遺留下來的問題,二戰留下的問題,以至于中國現在對于美國在中日關系中的態度相當不滿意。如何解決我現在提出不了解決的方案來,但是中日關系早晚要解決的,美國在其中起何種作用,是一種什么樣的積極作用,是一個很微妙的事。

  我想提出兩點建議。第一,進入21世紀后,國際關系也好大國關系也好應該超越狹隘、短視的國家利益,考慮一下跨國利益,就是人類共同的利益。因為科技發展現在到了這樣的地步,我們已經沖突不起了,本來沖突解決不了的話可以用戰爭解決,現在戰爭是絕對不能想象的,大國之間的戰爭就是人類毀滅了。考慮這個問題,一是要克制軍備競賽,一個就是環保,這就是科學的道路,作為領導世界的大國應該有責任把這個趨勢轉過來,這個是我覺得美國作為領導世界的大國在這個世紀應該考慮的一個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也應該吸取過去的別人失敗的經驗考慮一下,不要以為我責任少一點就好。在老百姓來看,在華沙氣候變化會議上,哪個國家少負擔一點污染責任就如占便宜似的。我要把這個思維轉過來,我作為一介書生,我覺得在位者常常會被各種各樣實際的利益所蒙蔽,要平衡各種各樣的利益,因此就會對真正的目標有時候看不清楚了,糊涂了,就轉在了各種利益的平衡里面了,不管民主國家還是非民主國家都是有這樣的情況。為什么領導人未能遠謀?因為站在這個位置上不可能考慮最長遠的利益,總是考慮最狹隘的和當前的利益,這個就是說所處位置不同,可能站著說話不腰痛,所以我想民間和在位者也可以互動一下。謝謝!

  主持人:非常感謝我們資教授,她用幾句話把整個歷史都概括了,他給我們講了三個節點,我覺得學到很多東西,最后他也說新興大國關系不應該是狹隘的,而是應該高瞻遠矚代表人類利益的,我們大家用掌聲再一次感謝。王緝思教授是非常有名的美國研究專家,我覺得他最近跟我們美國的一個朋友李侃如寫一本關于中美戰略,他有很多非常獨到的見解,下面有請王教授。

  王緝思:感謝魏建國先生剛才提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前面三位發言實際上沒有回答,我想試圖回答他的問題,就是中美之間如何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魏先生提出來中國的核心利益是主權、安全和發展,這個觀點對但是我想補充一點,說到主權我來讀一下我現在的領導——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的名譽院長戴秉國先生在2010年說的幾句話,他說什么是我們的核心利益?我個人理解一是中國的國體、政體、政治穩定、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二是中國的主權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三是中國社會經濟可持續的基本保障。這不是他個人的說法,2011年中國發表了《和平發展白皮書》,說中國憲法確定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是中國第一位的核心利益。也就是說實際上中國要求美國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要求美國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第一條是尊重中國的政治制度。

  美國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剛才魏先生講中國人理解就是美國的霸權地位,不僅如此,美國的霸權地位或者美國的領導地位靠什么實現,是靠美國倡導的一整套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制度和規范,如果這一套東西被破解了,那么美國的領導地位也不存在。這一整套東西其實我們心理都明白可以闡述很多,包括市場經濟的原則,包括知識產權保護等等,有很多是駱家輝大使在提到TPP時提到的一些原則。中國不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或者尊重美國的核心利益,實際上是不挑戰美國所倡導的這一整套政治、經濟秩序制度規范、原則等等。

  要求美國人去說我尊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然后讓中國說我尊重美國世界領導秩序和創造的秩序,這在兩國國內政治中都是有很大的風險,或者說做不到。

  這樣的話好像中美之間就是一種緊張對立的關系了,因為實際上雙邊關系的方向,大多數都在做這個方面的工作,對此我做了很多的工作。大家普遍希望,中美之間交流夠多就可以消除誤解,但是我覺得關系問題并不是主要的問題。我覺得中美之間的交流超過了中國跟任何其他國家的交流,包括民間的交流,經濟的交流,剛才駱家輝大使談到經濟的相互依存關系正在進一步加深,也就是說交流本身不是問題。

  問題是核心利益、制度、意識形態上面的根本分歧實際上沒有削減,也就是剛才談到的冷戰思維。我記得1991年我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工作,那時資中筠老師是所長,那時20多年前,中美關系的核心問題是什么呢?就是中國擔心美國在中國搞和平演變,顛覆中國共產黨領導,而美國對于中國的擔心并沒有太多。現在20多年過去了,中國對美國的擔心主要還是在這個領域;而美國對中國的擔心增加了很多,因為中國堅持我們的社會制度和中國的發展道路,美國認為如果繼續這樣下去,在世界上會有很大的影響,美國所倡導的這一套制度秩序等就會受到某種程度的威脅。

  那么實際上問題的癥結就是今天上午討論的問題——中國的發展道路,如果我們堅持正確的發展道路,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指引我們要去做的這些事情,我覺得不會對美國造成根本的威脅。只要美國不犯巨大的戰略錯誤,堅持自己的正確發展道路,最終會形成一個什么樣的局面呢?我就要用基辛格博士所說的話,他說要“共同進化”。在他的著作里他在這里加了一個注解,注解這個詞來自于他的一個助手,他所謂“共同進化”,是指生物的進化。如果雙方按照自己的發展模式,自己的既定道路前進,我認為中美之間可以建立起新型大國關系。謝謝!

  主持人:非常感謝王教授給我們提供一個核心的問題,兩國的關系不是搞出來的,我們要有利益,我們要進行進化。下面我想請一下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先生,談談非常重要的中美雙方的投資和貿易。

  張燕生:我想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非常重要的一點,是中美之間如何執行一個我們叫做跨越靈活博弈的戰略,也就是說中美這兩個大國實際上如何能夠開放合作,避免對抗,能夠共同推動全球走向開放、包容、多元的世界經濟。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有三句話,我認為對中美下一步如何推動操作靈活博弈戰略、開放合作,避免對抗是非常重要的。三中全會的決定的第一句話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就是說要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經濟全球化,我們的定義是開放驅動,市場化驅動,創新驅動這樣一個世界經濟發展的階段,中國是把這個階段視為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危機之后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的世界經濟有一種趨勢,我們叫本地化,比如再工業化,區域化,比如說我們叫做TPP,以及集團化,那么這些趨勢就會對整個世界經濟下一步的發展帶來不確定性,也就是我們下一步,我們是繼續推動多邊的開放呢,還是轉向本地化,區域化、集團化。這12月7日我們看到非常使人振奮人心的一個進步,就是WTO巴厘部長宣言,推動了多邊貿易協定的進步,在貿易便利化,在農業和在發展議題上,國際社會經過共同的努力在多邊貿易規則當中取得了新的進程。因此,全球化的新形勢也就是下一步中美在這個方面能不能有更多的共識來共同推動。

  第二,就是三中全會有一句話講,形成面對全球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的網絡,也就是說三中全會確定了中國下一步的開放要形成面對全球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的規則,然后來推動中國下一步的開放。在這個方面我們能夠看到中國推動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在很大程度上就在如何適應高標準自貿區的規則,那么我們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就是如何適應負面清單管理,如何適應準入前國民待遇,如何在服務業領域廣泛全面的開放,實際上這個就是中美之間,也就是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的發展方面。

  第三,實際上就是三中全會有一句話叫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那么也就是意味著中國下一步將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領域進一步推動全面的體制改革。比如在生態綠色,可持續發展方面是下一步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重點領域,那么在這個領域上中美之間如何能夠開放合作。我們知道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怎么能夠在下一步的發展當中能夠避免一種發展模式,就是吃大餐開大車、住大房,最后形成了一個就是有13億人口的中國,在現代化道路上發現在生態、綠色、環境的可持續上面我們面臨挑戰。反過來講美國作為現在的第一世界大國,在這個方面如何和中國開展合作呢?我們共同避免吃大餐開大車、住大房的模式對于共同的世界產生的影響深遠,從這個方面來講也就是新型大國關系,我們可以看到中美之間有著更多的共同利益,同時我們也面臨著同樣的挑戰。

  主持人:謝謝秘書長我覺得他講的很好,把三中全會的精神理解了,對外開放進一步推進和積極支持全球化,就是這個前提下推動雙邊,多邊和區域化合作。今天我聽了幾位嘉賓講話后有一個很深的體會,一個共同的感覺就是他們五位都有一個目標,就是中美之間應該是合作,應該是走一條共贏的道路,應該擔負起整個我們全球人類下一步的幸福繁榮發展的這個責任,現在我自己感覺到三個問題很不理解,就是跟你們幾位談的完全不一樣的,比如說有人講就是剛才TPP的問題,駱大使也講了TPP問題,對于TPP的問題是不是美國阻擋中國加入區域性的合作或者制定新的游戲規則和游戲標準的方法呢?這個是一個問題。

  第二,到目前為止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家感覺到到美國投資,美國需要這個投資,美國的基礎設施美國的改造需要差不多六萬億到八萬億美元的投資,但是怎么老是進不去?是不是美國不愿意中國進去還是中國企業的問題呢?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就是中美如何聯合起來找到一個切點,能源油氣是我們很好的切點,你們講的這些東西我也同意,好在我們五位嘉賓觀點都是一致的,都愿意把中美合作推向更好,但是在座的企業家如何解決,首先對這個問題請教一下我們的Stephen ORLINS會長。

  Stephen ORLINS:其實這三個問題,我不代表美國政府來回答,我只是我自己的觀點,可能有的時候跟我們的政策不相符。首先是TPP的問題,我覺得它是符合美國的利益的,可以要求中國成為這討論的一部分,這個是很重要的,當然看一下中國能不能夠修改自己這個國內法,然后可以提高質量,我不知道這個是否可以實現,但是無論怎么樣這個是重要的。第二關于對美投資的問題,我們也看了中國在美投資的數據,因為我在華爾街工作過25年,我對這個議題非常感興趣,我覺得在中國感覺就是中國碰到了很多壁壘,另外就是這個概念跟中國很多企業非常想去美國投資,是不相符的。事實上,在沒有美國這個聯邦政府的干預的情況下,有很多的項目正在進行,其實更多問題可能比如說是來自于一些技術性的細節的問題,不是來自于比如說美國政府的問題。

  第三,關于能源方面我覺得美國需要改變它在這個能源出口方面的立場,現在奧巴馬政府已經允許了這種出口,已經開始發放許可證了,比如說如果美國可以向中國出口液化天然氣,這個可以在美國創造很多的工作機會,也能夠改變中國貿易順差過大的情況。從環境方面來說,對于中國也是很好的。我覺得這可以給我們兩國的人民帶來非常多,實實在在的好處,因為我們推進貿易的時候人民之間的交流也是加強的,人員之間的交流也是兩國之間的關系基石之一。

  主持人:我想請資中筠教授,我們的老前輩談談這問題,她有什么獨特的見解和看法,就是關于中美之間合作?

  資中筠:這個問題回答不了。Stephen ORLINS先生的意思是遇到的障礙唄報道的很多,但實際上投資很順利,很多成功的投資都沒有得到報道。我自己的看法就是有兩個方面的問題,一個問題是中國不太了解美國的規矩,中國習慣于中國的潛規則,對于國際規則還不夠了解。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覺得美國確實有防范之心,擔心中國偷了技術,總認為中國搞了一些機密技術這一類。還有與美國的內部政治也有關系,并不是所有的美國方面都反對,但是現在的美國國內政治起的作用很大,中國常常被作為替罪羊和受害者,這個問題也是存在的。

  張燕生:不論是跨太平洋還是跨大西洋的協定都是排他性,選擇性的。例如TPP中有一個紡織前沿規則,以后面臨如果紡織產品從中國出口到美國就將被征收高關稅,如果中國紡織產品從越南出口美國就將征零關稅,因此確確實實對企業產生排他性的影響。

  中國對美的投資,確實美國對外國投資是在規范、公平、透明度的成熟發達的市場經濟,但我們也確實感到困惑,例如華為的產品在124個國家都是可以自由準入的,但在美國遇到很大的困難,這樣一來使人產生疑惑,誰否有選擇性的障礙,這些選擇性的障礙是不是透明,是不是清楚。有時這對于中國企業家是感到困惑。

  第三,關于油氣能源方面合作,我對此非常同意,這個是合作的重點領域。除了頁巖氣、頁巖油以外,我覺得中國清潔能源的開發利用等很多方面,美國與中國的合作都是有著重大的意義。謝謝!

  主持人:在座的參加會議者包括企業家,非常強烈的要求跟臺上互動,但是沒有這個時間。我請一位向我們臺上進行互動,這個互動很簡單,直截了當然后給予直接的解釋。

  提問:我是日籍人士,我認為資教授講的非常非常好,而且您提到了有關中日關系現在不太正常,應該是希望可以早一點恢復到那種正常的方向。作為一個研究外交多年的資深研究人員,您認為應該用什么樣的一種契機,或者在什么樣的條件下,中日之間的高層可以恢復一些對話?謝謝!這個問題如果可能,王緝思老師也可以我們回答一下。

  王緝思:中日關系現在處在一個很難解的時間,恐怕一兩年的時間不夠,即使現在實現中日首腦對話,對話氣氛不會很好。其實現在民間在這個經濟往來方面還是往前發展的。另外在人文交流比如說教育交流、文化交流方面也還是在持續的進行,所以我覺得這個方面還是可以說比較樂觀的,但是我希望這種民間交流不要再受到政治上很多的干擾,比如說在日本開一個什么會,我們為了抵制不去了,在中國開什么會日本人不來了,有的時候感覺很不解和沮喪,到日本人旅游方面也受到影響。我希望這個情況能夠改變。謝謝!

  資中筠:根據我過去幾十年的經歷,我覺得是中日關系是以民促官的,因為五六十年代的時候,中日政府之間沒有建交,關系很僵,但是中日民間一直有來往的。那是個很奇特的年代,中日民間關系比現在要好得多,那個時候離抗日戰爭時間比較短,但是中國人對日本人的反感沒有現在這么厲害,這個是一個很奇特的情況,那個時候是強調把政府和人民分開來,人民之間來往來比較多。還有中日建交之后的七十年代也是比較好的,那個時候中日民間的關系也是比較好的,政府之間也是比較好,但是現在的問題嚴重不在于政府的關系,而是在于兩國人民之間互相好像很反感,我覺得是要花大力氣加以扭轉的。先不管政府,因為政客總是需要為了自己的位置利益提出政策,但是政策歸根到底要看這個民間是怎樣一種情緒,所以我覺得如果要有志于促進中日關系的話我同意應該多做民間的工作。

  中國的方面來講,我也經常強調不能一來就說日本人怎么樣怎么樣,這個是很不好的一種說法,而且當代的日本人對侵略中國沒有責任,只不過現在政客總不肯承認歷史責任,無非就是這樣的一個問題,所以這個問題在實質上并不是一個解不開,但是在情緒上面是很難做的一件工作。

  主持人:我覺得今天的論壇討論的中美戰略互信以及談到的中日戰略關系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覺得一次論壇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但是今天很深的一個體會就是,這次論壇我們可以感覺到,就是如何推動中美消除互疑,增加互信。再次感謝我們臺上的五位參與者。謝謝!

  (嘉賓觀點據現場發言整理,未經發言人本人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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