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屆全球PE北京論壇”于2013年12月1日在北京香格里拉飯店召開。上圖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第五屆全球PE北京論壇”于2013年12月1日在北京香格里拉飯店召開。上圖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

　　以下為演講實錄：

　　宋曉梧：非常榮幸參加我們這個PE的全球大會，按照邵秉仁會長給我布置的任務，從比較宏觀一點的視角來談一談我個人學習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體會，絕對算不上解讀，讓我解讀我也解讀不了，只是一點體會。

　　我想把它歸納成四句話。十八屆三中全會這樣一個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它是有16個大的條目，下面有60個具體的改革內容，剛才吳敬璉老師說了，要數一數有300多個改革的具體問題，我把它歸納為四句話。第一個是問題導向的改革，第二是市場導向的改革，第三是全面深化的改革，第四是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的改革。

　　先說我對問題導向改革的一點學習體會。文件本身的寫法，大家可以看一看，與十四屆三中全會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這樣一個改革決定比較一下，你可以感覺到那個《決定》是一種理論體系的設計，理論性、邏輯性比較強。比如說它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個文件，就是從中央的文件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樣一個概念，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五個大的子體系，比如說有產權清晰的現代企業制度，有開放競爭的市場體系，有以經濟手段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基本保障和多層次保障共存的社會保障體系。我們可以回憶一下。這次它不是這么寫法，不是追求一個體系的完整，是從五個方面，就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這五個大的方面，另外加上我們要領導這樣五個體系方面有黨的建設、國防等等，它是從這五個大方面面臨的具體問題出發來寫的，每個體系里面有什么問題，比如像社會，他并不是論述社會市場經濟的社會體制是什么理論體系，第一就是就業，就是就業問題，我是理解是從問題出發、問題導向的這樣一個改革。

　　我們當然不能夠要求我們的主流媒體天天討論問題，你要看主流媒體，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他在總結這35年來的成績，天天說改革成績巨大，這當然是媒體，我們不能要求他天天去宣傳問題。但是作為我們這樣的論壇，作為我們研究改革的人，腦子里一定要有這根弦，這是問題導向的改革。什么意思？就是35年來，盡管我們在各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剛才祁斌主任也打了一些表，多少產品第一第一，整個這幾年GDP的發展很快。但是我們應該看到我們現在要深化改革實際是我們面臨這30年來積累的問題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不得不改革。如果看不到這一點，那就對十八屆三中全會這個文件的理解會產生一些疑問，有那么迫切嗎？不看到問題就沒有迫切性，用得著壯士斷腕嗎？用得著綜合協調去推動嗎？各部門按照已經設計好的改革框架自己去搞不就行了嗎？所以，對問題的嚴重性、迫切性，我覺得應該有充分的認識。

　　這些問題剛才吳敬璉老師和祁斌也提到了一些，但是他們主要是講經濟方面的，實際上我們面臨的問題不僅僅是經濟方面的，社會方面的問題、生態方面的問題都是非常嚴重的。包括政府在群眾中的信任度，有些問題是空前的挑戰，有些問題是到了臨界點，所以，對十八屆三中全會這個問題導向我個人是這么一個體會。再強調一點，我們并不要求媒體天天去講這些問題，要看媒體的宣傳，我們現在是乘勢而上，好像是這么一個關系。

　　第二方面，就是市場導向的改革。正是由于我們面臨這么多問題，近些年來，對我們下一步的方向發生了很大的分歧意見和爭論，這些問題如何產生，向什么方向去解決這些問題？這成為經濟理論、社會理論包括政治理論全方位的一場大辯論。有些人認為這些問題的產生主要就是你搞了私有化，主要就是你搞了市場化導致，比如收入分配差距過大，這30多年來，人均儲蓄增長了1600多倍，但是只講總量不行，大多數農民工、普通勞動群眾有多少人均，就可以看到投資和儲蓄的關系，儲蓄和消費的關系是非常扭曲的，現在國內消費在35%高低，比國際上低一倍，發達國家是70%、80%的消費。那么我們在這種情況下，能夠持續這么長時間，它是一個國際的形勢，國際化，然后我們大量的生產能力可以出口，在國際形勢一發生變化，08年或者近年來美國的次貸危機和歐洲債務一發生，國際訂單一少的時候，我們產能過剩問題就十分突出的擺在我們面前。

　　這些問題的解決是靠回歸政府管制和審批來解決呢？還是進一步深化市場化的改革來解決？這就是一個非常大的爭論。如果展開這個爭論，顯然不是今天要講的主題，我想說的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從中央高層釋放了一個明確的信號，仍然要堅持市場導向的改革，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這是非常重要的，應該說這樣一個改革方向得來是來之不易，它是我們自己經過計劃經濟和文化大革命、大躍進這樣反反復復經驗的總結，也是世界上其他搞計劃經濟的國家，蘇東國家的經驗和教訓的總結得出來這么一個方向。這個方向我們面臨著很多問題，但是這些問題不是我們向后倒退的理由，恰恰是應該按照市場化改革的方向進一步解決這些問題，這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的。

　　在這里面最主要的是要解決市場和政府的這樣一個關系問題，對這個關系問題，我們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連續進行了三四年的跟蹤調查，搞了論證會，也寫了研究成果。我們始終認為中國的市場經濟還是在一個起步階段，不太完善。剛才王忠民同志講后市場化階段，大家看怎么理解，如果從后工業化角度就是說你的市場化已經很成熟了，才進入后市場化階段，所以對這個提法我覺得還可以商榷。實際我們是開始比如說生產要素的市場化、土地市場化，還有我們跟PE直接相關的金融資本的市場化，還有我們勞動力的市場化，這三大要素的市場化都遠遠不夠。就說PE，你是不是剛處在起步階段，土地的市場化這次三中全會上有很多明確的具體的規定，但是真正離著市場化，我說剛剛起步，勞動力的市場化也仍然是被我們的城鄉行政隔絕、壟斷行業行政隔絕，公共部門和其他部門的這種行政隔絕，仍然是存在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進一步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過去叫基礎性作用，現在叫絕對性作用，文件上提得更高了。劃清政府和市場的界限，不僅是中央政府和市場的界限，更重要的現在面臨的實際問題是地方政府和市場的界限。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傾向非常嚴重，地方在那里經營土地，在那里組織自己的金融各種機構，在那里具體下達招商引資的指標、下達GDP增長指標，層層考核干部，甚至于把這些指標落實到各種社會團體，包括民主黨派都要考核，把各種組織都變成經濟組織去努力增長GDP。GDP是增長了，但是我們的社會關系嚴重扭曲了，我們各種社會組織的職能也被嚴重扭曲了，這些問題到了一個關鍵點，就是現在要真正的深入的去研究市場和政府的界限，地方政府也是政府，他不能夠成為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還是要發揮市場作用，地方政府要回歸政府的職能，這些問題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中都有方向性的這樣一個提法。當然要具體落實下來，我想還是很困難的，不要說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就是起基礎性作用的提法至少提了10多年了，從十四屆三中全會就提出來了，現在實際情況基礎性作用也沒發揮出來，改革要落實還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這是講市場的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它是一個全面的推進和改革。我們看到在文件里是按照五大方面，五位一體提出來的，實際上這些問題都是互相交叉、互相融合的，在社會中它是一個非常統一的整體，你很難把它分得很清楚，所以必須同步的、綜合的來推進。如果說過去我們在改革初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一個突破口的時候，我們要找一個點去突破，你進去以后就是縱深了，它是綜合性的。突破口找在哪里呢？是國有企業改革，長期以國有企業改革以中心環節，另外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突破口打開以后，就不是一兩個點，而是綜合協調的問題。因此，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很多學術單位要給中央提建議，都在那里討論，說過去我們長期以國有企業改革為中心環節，現在以什么改革為中心環節？找來找去，意見分歧非常大，最后得出的結論是有多少經濟學家就有多少突破口，每個經濟家的側重點不一樣，實際現在已經進入了縱深推進的時候，找一個確實很難找，如果需要一個主線和方向的話，很明確就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這個問題可以貫徹到方方面面。你要把產能解決了，沒有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嗎？究竟是依靠政府來解決，還是依靠市場調節。相關電視機、汽車沒有行政控制這么嚴重的問題，另外我們的產能過過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是地方政府相互攀比，在那里零地價、稅收減免等等，歪曲了競爭。這種情況是經濟問題嗎？干部考核就考核他的GDP，那就不是經濟問題了，就變成了政治體制問題，所以這些問題必須全面推進。

　　另外，像我們現在社會改革里面的第一大是就業，就業、經濟增長、穩定物價、國際貿易。再說分配，分配是社會問題還是經濟問題？馬克思講，經濟就是生產、交換、分配、消費，這不是經濟里面最核心的問題嗎？所以你很難經濟社會問題分開，進一步說也很難把比如說需要一個法制環境分開，所以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來全面深化改革，適應了我們當前經濟體制改革和其他改革共同配套、共同推進的這樣一個客觀需求，我們客觀做到這一步，已經不是當年突破口的時候了，但是你的主攻方向、發展方向要明確，至于說哪一項改革就能像當年國企改革一樣把所有都突破了，至少現在很難找出來。

　　另外，全面深化的改革就是各個方面，不是哪一個部門去推動的了，它涉及到方方面面，也不是單純的經濟部門去推動的。但是在這個時候，我覺得也要看到我們仍然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軸，這個話是我們內部傳達的時候，習總書記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總結講話里講的，仍然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軸去搞好其他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態的改革。這個我覺得也符合中國當前整個發展和改革的需要，這是第三個體會。

　　第四個，就是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這樣一種推進改革。我們找到了突破口，全面推進、全面深化的時候，是不是還能停留在摸著石頭過河呢？這個恐怕就不行了。前一階段，學術界、理論界也會爭論，說你摸著石頭摸著摸著有的時候摸過癮了，就不想過河了，覺得現有體制挺好，現有體制發展也很快，政府起主導作用，經濟發展也挺好。但是又有些人反對，說你摸著石頭不想過河，停留在現有體制下是非常危險的，你想把市場的優點和計劃的優點結合起來，但是你也很可能是把市場的缺點和計劃的缺點結合起來了，那就很危險。比如像政府主導下，特別是地方政府主導下的市場配置提供了極大的錢權交易空白，腐敗是很難解決的問題。面對這樣的現象，地方政府的行為要規范，深化全面配套改革又不是哪一個部門能解決的，就必須需要有頂層設計，我認為這幾個問題是的一環扣一環，需要頂層設計。頂層設計還不是經濟方面的頂層設計，需要有相應配套的，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現在還有生態的互相配合的共同推進。

　　在這種情況下，在十八大前后，原來從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些老同志，還有現在一些學者、社會各方面，針對中國改革有些部門化，而且部門利益化，利益還要法制化，針對這些問題就提出了一些建議，就認為過去把體改委撤銷、體改辦撤銷看來是有點早了。根據現在這樣一種情況，仍然需要設立一個超脫部門利益的、超脫地方利益的搞頂層設計的機構。我們非常高興的看到，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里面明確了要設立全面深化改革的這樣一個領導小組，但是現在我們很期待著領導小組下面究竟怎么工作，是不是要設一個辦公室，這個辦公室是不是設在黨中央，和國務院什么關系，具體怎么落實？這些問題現在還沒有看到一個明確的答案，我們想內部一定是在研究這個問題，否則的話，不會輕易提出來設這樣一個領導小組。

　　我們相信堅持這樣一個問題導向的改革，堅持這樣一個市場化的改革，堅持全面推進的改革，同時，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可以解決我們當前面臨的重大問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這樣一個前進的方向上，取得更大的成績。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