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達：將東方文化精髓引入現代經濟學
“中國經濟學家年度論壇暨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2013)頒獎典禮”于11月28日在武漢舉行。上圖為著名經濟學家黃達。(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中國經濟學家年度論壇暨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2013)頒獎典禮”于11月28日在武漢舉行。上圖為著名經濟學家黃達。
以下為演講實錄：
黃達：感謝大家參加這個會議！剛才說給我15分鐘，可能要超過。
在這之前請允許我講一個故事，這一次我獲獎的財政信貸綜合平衡理論在中國的經濟學界最早可以肯定并加以推介的是武漢大學[微博]經管學院已故的知名教授曾啟賢學長，他和經濟學院的老院長譚崇臺教授，在《財政信貸綜合平衡導論》1984年出書不久就約我到武大講綜合平衡。1986年我以這本書獲得孫冶方經濟科學年度著作獎，應與武大經濟學院同仁的鼓吹不無關系，今天又榮幸獲得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好象是天意，怎么這么湊巧在武大頒獎。我想曾啟賢教授在天之靈應該會非常高興的。
聯系前五屆的創新獎使我一再回憶起改革開放之初的那些歲月，那時大目標已定，要富裕的社會主義，而要到達彼岸，沒有現成的道路，只能摸著石頭過河，經濟學界在選擇過河路線，比如引入市場機制，在選擇起步，應該登上哪幾塊石頭，如聯產承包、價格改革等等方面，不顧社會上政治生活中依然充斥著許多的禁忌，激情滿懷的議論、討論、爭論、辯論，應該說為改革開放做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無愧于祖國對我們經濟學人的期待。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剛剛落幕的、再次部署全面改革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走過三十五年，中國經濟發展成就世界共睹，而且發展勢頭仍在持續，人民生活經其對比改善眾多，而且依然在改善，可是在前進中經濟的問題更多了，社會的不協調、隨著經濟的發展不是日益減弱，而是日益多化，改革開放不久即八十年代中期就出現了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碗罵娘的歇后語，而現在更增強了對抗的色彩，人們通常的想法經濟發展矛盾會越來越少，其實矛盾越來越多，這毋寧說現實的規律。同時在閉關鎖國的初期，主要關注的是國內問題，現在國門打開，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全球化大循環當中，中國制造好象神話似在國際市場上打出一片不小的天地，可是現在卻面臨必須及時調整戰略，以站穩陣地的嚴肅挑戰。我們抗拒了97年東南亞危機，以及08年始于美國次貸危機的金融大振蕩，我們在建立國際經濟聯系中應該選擇怎樣富有彈性的機制，應該建立怎樣的應急對策以應對沖擊成為重要的課題。國際上一方面承認乃至歡迎中國經濟的崛起，但同時則時時唱衰中國經濟，并處處設防圍，實際上我們經濟處于突圍的緊迫態勢，這必然要求我們關注國際經濟合理秩序的重構和爭取必要的話語權。如此等等，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都說明中國經濟學員要為繼續深化改革、要為振興中華承擔起更為艱巨的任務。
經濟學員的武器是經濟學，是經濟理論，在這里想講一點對經濟學建設的話題，改革開放之初，我們的經濟準備大體是四個方面，第一個中國幾千年來本民族積淀的經濟理論，這在當時已經是許許多多年不被看重的理論，但不被看重卻實際上不可能在中國人的頭腦中全部清除；第二個方面是在第二次大戰以前從西方引進的一些經濟學，其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迅速掌握了年輕的一代；第三方面是建國后，統治并實施了多年的計劃經濟理論；第四個方面是改革開放開始，再一次確定引進的在二次戰后迅速發展的西方現代經濟學，那時的中國經濟學人就好象著裝備從大刀、長矛到漢陽造到卡賓槍這樣一些雜牌武器的新兵，但憑借著振興中華的熱情，憑借著貼近熟悉自己生存的土壤，憑借著從實際出發、科學求實的指導思想，奉獻了一系列有關改革的路徑和對策的建議。今天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在可以全面吸收全世界經濟學成就的環境中，我們經濟學的建設的確取得了不少的成就，我們對經濟過程的分析細化了，實證研究使我們對數量的把握準確了，然而面對現實經濟生活中的困惑，無論是國內還是世界的，卻往往使人感到深入本質、高屋建瓴的理論剖析不怎么多見，似乎精良的經濟學武器還不夠多，問題出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在于還沒有把外國的東西學全學透，學全學透是一個過程，何時學全學透恐怕難以說清楚，不過學全學透的頂點可以理解為達到與外國經濟學人一樣的水平。可是，現實的是許許多多世界的問題，許許多多中國的問題，好象治學嚴肅的外國經濟學人也常常處于云籠霧罩之中，不在于是在分析、見解，而在于認識、論證、對策經濟之焦等，顯得把握不住要點，是不是可以這樣判斷，不在于中國經濟學人掌握不了經濟學武器，而是面對當前新發展、新課題，世界經濟學顯得有點遲鈍、有點保守，有定缺乏銳氣，需要進一步去開拓。比如說如何指導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這次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的深化改革的重點和核心，大家都知道這不僅是中國的問題，也是世界性的問題，中國從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走出來，原來市場管轄下的政府保留著相當的天地，于是有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市場經濟國家，他們覺得政府應該屏蔽于經濟之外，可是大半個世紀以來，不僅沒有把政府在原來經濟里的陣地掃除干凈，而且沒有阻擋住政府強勢進入，也就是說市場與政府扭結在一起的這種經濟態勢覆蓋了全球。對于這樣的經濟形態到底應該如何看，是一時的扭曲并終將回歸以是市場為主導，還是不可逆轉的扭結，是一個短暫的過度形態還是將會構成一個歷史的發展階段，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只可能有唯一的點，還是說面對不同的條件可能有并行的點，客觀世界只允許唯一的發展道路還是不僅允許而且需要不同發展的道路并存？應該說通過實踐和研究，人們對認識在不斷深化，總感到很難提綱綱領地把握經濟形態的本質。我們對市場經濟有一個最簡明的理解，凡是上過學的學生都會背一套，對于計劃經濟為什么要取代市場經濟也都有一個最簡明本質的理解，同樣對計劃經濟為什么又敗在市場經濟的面前也有一個最本質、最簡要的理解，可是對政府與市場總是扭結在一起的經濟形態，在經濟學里卻很罕見，沿著經濟學經典的思路做出的論證不夠滿足現實要求。好象在經濟學的圈子里，對當前的具體矛盾常常投入巨大的精力，發表議論，制定對策，而同時卻缺陷探索建立經濟理論模型，當然面對現實矛盾投入大量經濟研究是完全必要的，但基本理論的研究對于增強前瞻能力和全局觀點更具有基礎意義，是否可以說，重視對對策性研究卻漠視基礎理論研究的傾向是世界性的問題。也正是這種背景下，我們都知道，對于有沒有北京模型之爭等等，雖然花費了大量的筆墨，但偏執的觀點既為強勁，反映后面的學理剖析和策劃思路的變更，這樣的問題顯然不是制定幾個計量模型就可以解決，同時也不是簡單重復經濟學本身那些論證了幾千年、幾百年的規律，這里不需要細枝末節，而在于指導經濟學的基本思路，在于尋求哲理、在方法論層面要有新的突破。
當今統治現在的經濟學是在西方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西方文化銳意進取精神給我們深刻印象，但長期處于這種思維和認識慣性之中，也會滋生其他概念，如果我們中國學人把東方文化的精髓作為哲理性的指導思想，引進現代經濟學，是不是有助于經濟學跨入一個新的高度，進入新的境界。近幾世界，西方文化傳統席卷全世界，而中國東方文化傳統以鴉片戰爭為標志敗下陣來，但中華文化并不意味著本身的徹底破裂，幾千年的積淀怎可能沒有真理性的內涵，而且在中世紀正是這樣的文化指導的經濟理論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問題是停滯使之落后，可能也是經常處于傳統思維和認知的慣性之中而停滯、落后。但痛定思痛，在虛心學習文化優勢的同時，認真再認識自己傳統文化精髓。這幾年重視了對自己民族的研究，重視了對東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并且有不少的研究成果，比如說中華文化的思維方法，注重全面與綜合；比如中國文化面對多元文化，強調融合，強調有容乃大等等。我自己缺乏探討這樣高層次文化的必要素養，自己讀古書也需要領會，面對司馬遷、面對諸子百家，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他們開闊的視野、廣闊的胸襟是不是代表了文化傳統的典范，無論如何中國文化有其自身特點與長處，因此毋庸置疑。撇開偏見與科學求實的要求，至少應該看到東西文化存在著互補的關系。如果存在互補關系的認識可以成立，中國經濟學者努力把東方文化的精髓作為指導性理念引進經濟學研究、探索，一定可以推動世界經濟學跨上一個新的更有活力的、更能指導實踐、更能領導實踐的高度。我認為這是應該開創的路。
說了一些自己思考了許久，但至今總覺得尚未理清的想法，講出來請大家評論。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