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推進改革已成共識 須重建市場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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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學家年度論壇暨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2013)頒獎典禮”于11月28日在武漢舉行。上圖為國研中心研究院吳敬璉。(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中國經濟學家年度論壇暨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2013)頒獎典禮”于11月28日在武漢舉行。上圖為國研中心研究院吳敬璉。
以下為演講實錄：
吳敬璉：我今天講三個問題，改革、創新與轉型，囊括了當代中國最基本的三個問題。最近閉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在新的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一個實現創新和發展轉型的歷史任務，在這個時刻討論這個問題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發展方式和增長模式的轉型問題是一直困擾著中國，是解決當前中國存在問題最關鍵性的一個問題，所謂發展轉型從粗放的發展方式到一個集約發展方式的轉型，它的核心問題就是創新，就是怎么能夠讓創新在我們增長的動力里面起著主要的作用。我們從第一個五年計劃以后，就引進了蘇聯式的一種增長的方式(發展的模式)，這種發展模式的特點是主要靠資源投入實現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這樣一種方式帶來了許多問題，從經濟效率來說，它的是相對低化的，對于資源的浪費，造成了資源的枯竭。這種低效的發展方式造成了環境的破壞，付出了很高的環境成本，從宏觀經濟來說，這樣一種發展方式勢必造成貨幣的超發、增長無力，特別是消費需求的增加緩慢，造成了通貨膨脹。所以從改革開放開始起，我們就力圖扭轉這樣一種增長方式(發展方式)所帶來的問題。到了1995年，在制定第九個五年計劃的時候，要求在第九個五年計劃期間能夠轉變這樣一種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提高效率，能夠實現集約的增長。在第九個五年計劃(從1996年到200)期間，因為是上一次開始全面改革，根據1993年中共中央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50條決定，根據這樣一個整體的改革部署進行改革，所以在第九個五年計劃期間，應該說我們的技術創新、我們的增長轉型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很不幸的是，到了第十個五年計劃，形勢發生了某種程度的逆轉。第十個五計劃本來是一個很好的形勢下開始的，這個很好的形勢的最重要標志就是城市化加速，但是這一件好事又帶來了某些負面的結果，后來造成了比較長遠的消極影響的一件事就是因為在現有的體制之下，城市化加速使得政府手里掌握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資源，可以說是一切生活和生產活動的基礎就是土地資源。本來，按照十四次代表大會(1992年)要求實現的全面的經濟改革，它的要點就在于使得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第九個五年計劃在這個方面的改革上，取得了一些成就。所以第九個五年計劃所規定的實現兩個根本轉變，即從粗放的增長方式向集約增長方式轉變，從缺乏效率的計劃經濟向具有活力的市場經濟轉變，我們剛才說了第九個五年計劃期間因為是在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的指引之下進行了全面的改革，所以第二個轉變進行得比較好，第一個轉變雖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可是在第十個五年計劃期間因為城市化加速，城市化加速本來應該使得經濟增長方式能夠更好、更快地發展，但是它在經濟體制上出現了一個問題，就是因為在現在我們這樣的體制之下，特別是在我們土地產權制度之下，就是土地產權制度在農村，農民合作化之后把土地交給了集體，集體財產權利掌握在干部手里，城市土地根據1982年憲法是國有的，當城市化加速之后，農村土地通過增購拿到政府手里，然后由政府把它轉為各種各樣的城市用地。這樣使得資源配置的權力進一步向政府手里集中。正像“九五”計劃所說，增長方式的轉變它的基礎是體制的轉變，體制的轉變發生了某些落后、停頓甚至逆轉的現象，就使得資源的配置方式更多地向政府手里集中。這樣一來，剛才我們講到的“九五”計劃所講的第二個轉變就出現了某些停頓和倒退的現象。
在這種情況下，粗放的增長方式反而大行其道。所以“十五”計劃期間，效率的提高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都碰到了許多困難。根據這種情況2005年制定“十一五”計劃的時候，總結了“十五”階段效率提高和增長轉型碰到的問題，總結他們的原因，當時出了一些著作，形成了一個共同的結論，即如果不能夠很快地實現體制的轉型，那么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和效率的提高，都會遇到困難。當時總結了使得經濟轉型和效率提高遇到困難的體制原因，當時引用了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做的一個決定，叫做《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說經濟發展存在體制性障礙。“體制性障礙”是什么障礙？說了若干點，后來這些意見也寫到了中共中央的文件里。體制性障礙歸根到底其實是一點，就是各級政府掌握了太多的配置資源的權力，過多地干預經濟生活，甚至直接介入微觀經濟合作，所以“十一五”計劃就決定，要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十一五”期間工作的主線。推動這種轉變的力量就如同2003年中共中央決議所說的，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深化改革，充分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可是，就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樣，在“十一五”期間，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不但沒有消退，而且進一步強化。在許多地方，政府在資源配置中實際上起著主導的作用，壓制了市場的作用。所以在“十一五”期間，實際上經濟增長方式(后來叫做發展方式)的轉型沒有取得成功，于是粗放的增長方式(發展方式)造成的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大家都可以感覺到從我們最切身的微觀經濟狀況來說，資源破壞、環境破壞變得非常嚴重，以至于影響到我們基本的生活條件，譬如說土壤、水、空氣。從宏觀經濟來說，負債的積累使得國家的資產負債表存在著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危險；從社會層面來說，由于勞動者收入提高緩慢，使得貧富差別拉大；由于行政權力對經濟生活干預的加強，使得腐敗的群眾基礎得到強化，使得腐敗活動蔓延開來，所以一切問題都變得嚴重起來。但好處是它也能引起一個好的結果，通過在思想市場上的討論，通過理性、深入的研究，在最近兩年，逐漸在官、產、學各界形成了一個共識，這個共識就是一定要推進改革，一定要完善經濟體制，通過完善經濟體制就能夠推動技術創新，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
應該說，十八次代表大會不負重望，決定了要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我們最近都在學習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要問題的決定，我想這個《決定》里面跟主題相關的最重要的是這么兩句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要求以經濟改革為重點，全面深化改革，有兩句話是最重要的。第一句話，“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的改革”，習近平總書記對這個決定作出說明的時候，和這個決定本身都指明了這個提法它要解決現在的一個核心問題，這個核心問題就是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說這個問題它的實質就是到底政府起決定性作用還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也就是回答了我們剛才所說的，在過去一些年代里面，討論我們的創新和增長方式轉型問題時，所提出的一個問題，即政府和市場各自應該起什么樣的作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說得很清楚，政府要在資源配置中起的作用是保證宏觀經濟的穩定提供公共服務，而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市場。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判斷。這個判斷回答了我們爭論不休的怎么才能夠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和實現創新的一個核心問題。這是提出的一個目標，這個目標就是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
應該說十四次代表大會(1992年)的決定已經明確了改革就是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基礎性作用，但是后來的情況，這方面有時有進步，但最近的一些年份不但沒有進步還有退步。為什么會發生這種情況？根本原因在于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也好，起決定性作用也好，根本的問題就是要把市場的體制基礎建立起來，沒有這樣的體制，機制就不可能讓它起決定性作用。不管我們怎么號召，不管我們多么希望，都是做不到的。
在《決定》里面，另外有一句話，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提法。“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的基礎”，要建立這樣的基礎，這個提法非常重要，因為它是切中當前市場體系所存在的問題而言的，我們現在的市場體系存在四個最主要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碎片化，因為條塊增多，政府起了很大的作用，政府不太適用條和塊組織經濟，條塊分割就把市場缺割了。第二個問題因為有行業保護、有行政壟斷、有地區保護，使得市場缺乏了競爭性，競爭性是市場的靈魂，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不能叫做市場。第三個問題就是無序，用不正當的手法經營，惡性競爭在市場體系中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缺陷。第四個問題就是市場本身發展不平衡，商品市場進行得好一些，也不夠完善，要素市場就更差了，很落后，這樣就不可能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有效地發揮作用。我們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正好是針對這些主要問題提出了解決的方案，所以決定所規定的各項改革(有人統計了一下，說有三百多項)，現在我們不詳細地討論，如果我們仔細、認真地去學習《決定》就會發現這三百多項里面，大部分正式要建立一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市場體系的落實措施。
我們正面臨著這樣一個時代，如果我們能夠把三中全會的戰略部署落實的話，我們不但能夠很快地完善經濟體制，而且能夠使得技術進步、技術創新、增長模式、發展模式的轉型都取得更大的、更好的成就。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