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張培剛先生百年誕辰暨第七屆中華發展經濟學年會”于2013年11月22日-24日在華中科技大學舉行。上圖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發展規劃部部長盧現祥。(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紀念張培剛先生百年誕辰暨第七屆中華發展經濟學年會”于2013年11月22日-24日在華中科技大學舉行。上圖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發展規劃部部長盧現祥。

　　以下為演講實錄：

　　盧現祥：各位老師、各位同學：下午好！

　　很感謝組委會給我這個交流機會，剛才這位老師講到中國什么時候進入高收入社會，藍圖很美好，我這里有一些憂慮，因為從世界銀行[微博]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分析來看，無論是從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表現形式，像經濟增長放緩、自主創新能力不夠、貧富分化嚴重、腐敗嚴重、就業困難、過多的城市化和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等等，從這些描述的現象感覺中國存在不少的問題。

　　另外從世界銀行關于中等收入陷阱原因的分析，主要是兩個方面，一個是自主創新上不來，達到中等收入以后，自主創新能力上不來。第二過多的國家保護主義和龐大、低效的國有企業，我們國家也或多或少存在這些問題。如果說世界銀行的觀點是正確的，那么對中國來說確實是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我們應該樂觀，但當中也應該有一些隱患意識。剛剛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與三十多年前，十一屆三中全會相比，我認為有一個很大的不同背景，三十多年前，黨中央說要改革，要開放的時候，那個時候我們的利益集團還幾乎不存在，只有一個集團，到三十多年后我們已經形成多元化的利益集團，所以我今天講的題目是改革的紅利如何生成？

　　最近我都在思考這個問題，我認為中國的改革紅利就像被一個玻璃門匡住一樣，你可以看到，但很難產生。有一個研究說，我們現在談就業問題，民營企業解決就業問題需要6.7萬元的固定資產投資，我們的國有企業解決一個就業問題所需要的固定資產是35萬元，所以有學者折算，如果把其中的20%國有企業用于民營方面來發展，那么我們可以增加一千多個就業機會。這種資產的轉換如何進行？其實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國民經濟的改革，其實我認為還是不充分的，到2020年國民經濟30%的利益用于社會保障民生，我認為在國有企業改革方面，沒有以前的力度大。這是一個例子。第二個例子，我們談到自主創新，為什么中國的產業自主創新能力上不來，聯合國[微博]有一個很重要的分析，他說像美國、日本、德國，他們產業發展的70%研發費是來自于產業界、企業和市場，而中國工業界70%的研發費用來自于政府，聯合國認為為什么中國不能產生有競爭力的產業，他認為是與此有關(當然這不是絕對原因，但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講這些事例是想說明，中國的改革紅利要調整的地方確實很多。

　　改革紅利很多但為什么不能產生？我下面就談四個觀點：

　　一是中國是被利益集團綁架的中國改革。我一直在思考，諾思指出，拉美國家的增長為什么不成功，因為這些國家缺乏抵御利益集團對經濟負面作用的體系。我今天所講的一些觀點，也希望可以驗證諾思所講的觀點。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里137次提到改革，這些改革是有對象的，這些對象涉及到權力運行系統的既得利益者，前三十年前我們談改革沒有這么多既得利益，所以改革比較順暢，所以這一次改革要重新開始的話，首先就面對著既得利益集團。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看，一是從政府層面來看，以前的改革是半行政、半市場化的模式，這當中形成了一批利益集團，所以他們是否愿意退出來，是否愿意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這是一個不確定性的問題。還有發展方式也被利益集團所綁架，現在保增長、穩增長必須是在利益集團這個格局下進行。第三個從利益格局來看，我們要改變現在的國民收入分配，打破國有企業在很多部門的壟斷，把要素價格市場化，這也會造成很多利益集團的反對，大家可以看最近媒體的報道，就會看到這種力量隨時在出現。比如說農村土地剛才談到改革，小產權房受到兩部委很及時的反應，計生委對生多少小孩做出了很及時的反應，這背后可以看到一股力量，這是世界銀行的一些分析。

　　二是改革紅利生成的關鍵是構建抵御利益集團對經濟負面作用的一種制度體系。我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如果要真正得到實施，最關鍵是怎么樣構建利益集團對經濟負面作用的制度體系。這個框架與藍圖是很好的，但能不能實施，會面臨哪些阻力，這是必須要注意的問題。所以我認為中國缺乏一種公平而又有效的制度來抵御利益集團，這個制度體系包括民主制度、法律、政府權力受到制約、信息公開制度、制度質量及實施機制、規則及政策制定程序的公正等等，不展開了。有一個學者講，一個國家它的制度和教育可能是不發達狀況的可能原因，但更深層次的因素是自我持續的利益集團的存在。我就擔心中國會陷入這種發展的陷阱。暑假我看到了一本書《國家構建與后發展》里面講了韓國與敘利亞、土耳其，為什么韓國轉型比較成功，就是因為在經濟起飛時沒有受到多元利益集團的干擾，而敘利亞、土耳其轉型時就面對眾多利益集團的干擾，所以很多有利于市場經濟發展的制度很難出臺，這是這兩類國家為什么不成功的原因。他分析了很多問題，像敘利亞、土耳其很多現狀與我們國家現在所面臨的現狀有很多相似之處，讀到這本書，這個作者盡管沒有寫中國，但我感覺好象中國也是里面的一個事例。里面談到敘利亞、土耳其為什么很難轉型，就是因為受到利益集團的干預，我們沒有讓市場真正配置資源，形成政府主導的資源配置機制。

　　三是為什么我國缺乏抵御利益集團對經濟負面作用的制度體系。首先是漸進式改革，其次是政治體制改革滯后。諾思說美國現在總要防止一個問題，防止國家和利益集團通過多種途徑實現自己的目的。再次就是權力體系缺乏制約。

　　四是中國改革紅利的制度空間。

　　講三個問題，第一個是個別有些政府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三中全會有很多論述，不展開。第二個觀點，我們要構建一個發展型國家，實現從非統治型國家向直接統治型國家轉型，方老師講的觀點我都認同，現在除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要處理之外，其實對于我們中國現在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有一些論述，但我認為還不是很到位，如果我們把中國和美國進行比較的話，中國現在是在中央集權下的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美國是中央分權下的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把這個問題搞清楚就可以明白為什么中國產能過剩，就是說這個問題有多文獻在分析，我認為為什么產能過剩？涉及到兩個問題，集權與分權的問題，我們在政治上是集權，經濟上分權；第二個問題，為什么地方政府都去搞產品、產業、開發區的競爭，導致全國性的產能過剩，原因是什么？因為我們的地方政府在制度層面是沒有辦法競爭的，而美國州與州之間，在制度設計上、建設上可以創新的，所以它是通過制度創新引導它的產業、產品的創新，而我們的地方政府只能在最后的產品、產業上進行同構的創新，所以走出去產能過剩的怪圈。有人講十八屆三中全會采用新加坡模式，在政治上集權，在經濟上分權，認為是一種新加坡模式，但這里有一個值得憂慮的地方，新加坡只是一個城市型的國家，可能規模總量和武漢市差不多，采用這個模式我認為是有其可行的地方，盡管早期受到歐美國家很多的質疑，盡管現在成功了，但這種模式能否在中國行得通，可以去探討。

　　再就是加快政治體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的制度體系。這個不展開。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