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張培剛先生百年誕辰暨第七屆中華發展經濟學年會”于2013年11月22日-24日在華中科技大學舉行。上圖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紀念張培剛先生百年誕辰暨第七屆中華發展經濟學年會”于2013年11月22日-24日在華中科技大學舉行。上圖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

　　以下為演講實錄：

　　張燕生：三中全會對我國的國際環境有一個基本判斷，叫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這樣一來就會提出一個問題，什么叫全球化的新形勢？“新”會新在什么地方？我把這一輪現代經濟全球化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90年至2001年，在這個階段可以看到，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還是轉型中的國家，普遍都轉向了市場化改革的方向，而且在這個時期貿易投資、金融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得到了系統的發展。信息技術進步、運輸進步推動了全球的科技創新、服務經濟和知識經濟的發展，在這個時候無論是發達國家的美國還是新興大國中國、印度，都積極地參與了全球化，并且都從中得到了全球化開放的紅利。我們可以看一組數據，看看美國在這一輪得到了什么？

　　我們會發現美國GDP占全球的比重在1990年是26.1%，到2001年，美國GDP占全球比重上升到32%，也就是說美國在全球的比重是持續上升的。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會發現從2001年經濟的全球化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那么新的發展階段我們就能夠看到美國的GDP占全球的比重一路下滑，從占全球三分之一下降到全球將近五分之一。這樣我們就會問自己一個問題，從2002年到2008年，全球化發展經濟發生了什么，有三個基本的事實發生了，一是9.11，為什么在2001年發生了9.11，為什么這個時候形勢全面惡化，第二個是中國加入WTO，一個文明古國開始呼吸，第三個就是IT泡沫破滅，美國新經濟繁榮的周期終結，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進入了金融和模式泡沫推動全球非理性環境的時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發現從08年四季度發生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化進入到一個發展的十字路口上，也就是說全球化下一步會朝哪個走，變得越來越不確定。美國把它從2001年地位下降歸結為全球化失控和來自于中國的不公平競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發現美國開始從開放的多邊規則轉向與盟國建立聯系，轉向再工業化、再創新、再出口，我們發現面臨的國際環境出現了新的變化。它變化的實質是全球規則發生了變化，它的挑戰是不適應者將會被邊緣化，它的風險就是全球化的秩序有可能陷入四分五裂而倒退，因此我們會發現全球的前景變得非常不明確。

　　我們說全球的變局體現在哪幾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從危機發生以后，美國開始在全球范圍內推跨太平洋的自由貿易區，跨大西洋的自由貿易區，美國從危機發生之后要高標準地推的東西。第二個方面，危機發生了之后，美國開始推BIT2012版本、tisa，也就是說世界范圍內推高標準投資自由化和高標準服務貿易自由化，所謂高標準投資自由化就是要推動負面清單管理和準入前國民待遇的條款，服務貿易協定就是要求所有服務領域要開放，包括那些現在不能存在、今后可能出現的服務領域，都要開放。另外一個方面，我們會發現限制政府利用優惠政策扶持國有企業戰略民營企業。高標準將把非盟國邊緣化。

　　剛才提出來的一系列這些新的變局，很大程度上發現，開放正在從危機前傳統的開放(降低貨物貿易跨境關稅、取消貨物貿易非關稅的措施、推動服務業的市場準入、推動貿易和投資的便利化)轉向邊境后的政策，所謂邊境后的政策就是轉向了國內產業政策和競爭政策，國內勞工標準、環境標準、知識產權保護標準是否符合美國標準。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會發現這個新的變局實際上發達國家，也就是嘗試用這種規則的變局來解決所謂的全球化事物。

　　在這種情況下就涉及到危機后全球變局的形式下中國怎么辦？三中全會可以看到對它的回答，形成面對全球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的網絡。也就是說在三中全會提出來，我們要堅持自由貿易區建設，堅持國際貿易體系規則，堅持雙邊多邊和區域、次區域開放合作，而且我們要加快改革市場準入、海關監管、檢驗檢疫等管理體系，加快環境保護、投資保護，政府采購、電子商務等新一輪的談判，形成面對全球的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區的網絡。三中全會對全球變局作出了這種新的推動方向。

　　在三中全會上還提出要建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黨中央在新形勢下推動改革開放的重大舉措。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上海自由貿易區實際上會成為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動擴大開放的新時期先行先試的試點。上海推出了試行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社會有一種意見，說目前上海的負面清單太長，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雖然大家認為這個清單比較長，目前這個模式仍然列出清單，雖然太長，但它是新35年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一個新的起點，將來將在這個清單上做減法，每減少一項就是一個進步。在未來的35年這個清單一定會越來越短，那就意味著中國的開放程度會越來越大。

　　對于上海自由貿易區我問四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我問自己，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前35年開放模式往前走一小步，還是面對未來的35年，往后走一大步。這里面就會涉及到我們過去的開放模式是低標準的，重點放在跨境開放，重點放在要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那么下一步的開放呢，下一步的開放是不是要嘗試推動高標準的開放和邊境后的產業政策、競爭政策的改革，和讓市場在配置資源發揮決定性作用。這是我問自己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問我自己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做的究竟是什么？是FTZ還是FTA，在這個地方舉了三個例子，一個例子過去35年，深圳的開放最先做的是什么，最先做的是一道關、二道關，深圳的開放最初的設想一道關開放，讓深圳和香港一體，二道關管住，讓深圳和內地割裂，區內自由。當年我們這些人去深圳要辦邊防證，前35年深圳的開放模式成功嗎？不成功，但是我們說前35年深圳在開放方面，它在全國發展中起的作用成不成功？很成功。那么我們就要知道，深圳成功的方面是什么？他真正起到了把中國融入世界和把世界引入中國的窗口與橋梁，這是國家使命，這是國家戰略。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試驗的特點又是什么，難道是FTZ是在上海28.78公里這個小區嘗試改革一些特殊功能，發揮特殊作用，還是推動整個國家能夠面對全球變局，推動全域更高標準的開放與改革以及全域更高標準的發展，也就是說我們要試的東西究竟是什么。上海試驗的意義就在于上海成功地試驗對于我們今后推動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區戰略有著先行先試和先行開放的重要意義。

　　第三個問題上海的試點在新形勢下究竟是一個擴大城鄉區域差距的試驗還是一個縮小城鄉區域差距的試驗。我們知道在上一輪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講開放是三個方面的開放，包括對發達國家的開放、對轉型中國家的開放和對新興經濟體、發展中國家的開放。那么我們說，前35年，我們需要技術，我們需要設備，我們需要人才，我們優先推動了對西方發達國家的開放，下一步應當講對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開放，對轉型中的開放可能成為我們下一步開放的另外一個重點。那么，前三十多年，我們講得最多的是兩個大局，前35年，我們重點支持了東部沿海地區的發展，下一步是不是應當把重點放在中西部的開放開發上。在這種情況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和今后可能出現的各個東部自由貿易試驗區，是不是應當嘗試？也就是說在試驗中間向西開放和帶動西部地區的開放、發展會成為我們試點的一個重要方面。如果說這樣，上海的自由貿易示范區和寧夏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之間應該開展試驗區之間的合作，共同推動向下一步向西亞、南亞、東南亞地區推動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區戰略，帶動向西開放和西部地區的開放、開發。

　　第四個問題，我問我自己，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繼續摸著石頭過河，探索上海特色的投資準入和服務貿易開放的方案呢？還是嘗試一個能夠從推動全域高標準開放和發展的狀態。也就是說，上海的試點究竟是上海地方的事權還是中央國家的事權，也就是說上海今后是一套負面清單，廣州是一套，天津是一套，重慶是一套，武漢是一套，這是下一步先行先試的方向嗎？如果是國家事權，上海和中央各個部門之間應該合作推動新一輪高標準開放方案的先行先試。在這個前提下，我們發現整個開放是站在一個新的起點上，它的優先級只有上海嗎？不一定，很像前35年，五個特區的先行先試，廈門、珠海、汕頭、海南論條件都比深圳這個漁村好，但事實證明，上一輪五個特區先行先試最成功的是這個漁村—深圳。現在新一輪的發展，有五個城市群是站在整個新一輪開放和發展的前沿，包括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城市群，包括以深圳為龍頭的珠三角，包括津京地區為龍頭的環渤海城市群，以及以武漢、長沙為前提的長江中游城市群，和以成都重慶為龍頭的西部城市群，這五大城市群在未來的35年一定會出現世界級的城市群和領袖城市。至于是上海還是廣深港，還是武漢，還是重慶成都就看未來35年，如何去探索新一輪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新模式。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