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張培剛先生百年誕辰暨第七屆中華發展經濟學年會”于2013年11月22日-24日在華中科技大學舉行。上圖為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紀念張培剛先生百年誕辰暨第七屆中華發展經濟學年會”于2013年11月22日-24日在華中科技大學舉行。上圖為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

　　以下為演講實錄：

　　張燕生：我記得張培剛先生跟我們說，當他很年輕的時候，也就是說23歲的時候，當時在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做助理研究員時，他曾寫過幾篇關于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發展問題的經濟學學術論文。當時被一些前輩讀到，很是欣賞，以為作者是一位老先生，尊稱他為張老。大概是1936年前后的事情，當時是舊中國經濟發展最好的時候，在那個時候外國資本控制了中國生鐵和原煤產量的80%，發電量76%，棉布79%，卷煙57%，航運69.5%，鐵路里程90%，控制了中國的金融、財政和海關，那一段歷史給我們留下深刻的教訓，農業國搞工業化和現代化，閉關鎖國必然會被動挨打，被動開放也會被動挨打，張培剛先生在這個背景下去了哈佛，他開始去的是商學院，他感覺很困惑，因為在課堂上，他只聽到老師教個人和企業如何致富，卻很少討論國家和人民如何致富。因此，當時張培剛先生為了探討國富和民富之道，他轉到了哈佛經濟學，在當年的哈佛經濟系的一些中國學生，他們相信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他們曾經動員張培剛先生等一批在哈佛校園讀書的學生，分發傳單，宣傳進步思想，當年的哈佛張培剛先生寫下了他的博士論文，農業與工業化，他成為國際上最早研究農業國工業化問題的前沿學者，并被譽為發展經濟學的奠基人。

　　新中國建立以后的三十年，雖然當時滿足基本需求，實現基本公平，無論在多么偏遠的農村，都建立了農村的赤腳醫生，農村的供銷合作社、農村的小學校，在釘子都叫洋釘的國家，初步建立了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在這個時期我們始終沒有解決好老百姓的溫飽問題，始終沒有解決好經濟效益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好如何縮小與世界范圍差距問題。在那個時期，國際發展經濟學界已開始對早期發展理論、發展政策、發展戰略進行重新的思考與批判。后來，在世界銀行[微博]組織出版了兩卷本的文集，發展經濟學的前驅，但是當時在中國，我們仍然受著以階級戰斗為綱的極左思潮的干擾，這個時期是張培剛先生學術創造的黃金時期，卻很難專心從事他最心愛的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和專業教學工作。

　　改革開放以來，張培剛先生很快重新站在了發展經濟學的最前沿，開始深入思考和探討發展經濟學向何處去？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向何出去，等重大前沿問題，他很早提出了新發展觀的系統思想和觀點，他主張以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轉型中的大國為研究對象，探討實現工農、城鄉、區域、社會和生態環境統籌協調發展的路徑，提出發展必須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要積極主動地利用外資和發展對外貿易。記得在1983年，我們作為學生陪同張培剛先生參加昆明舉行的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的年會，在這次會議上，張培剛先生提交的論文就是論述科技是發展的第一生產力的觀點，在張培剛先生的教育和影響下，我選擇了經濟發展的國際方面作為自己長期從事的研究領域。八十年代初期，我們作為學生，在張培剛先生的指導下，我們有一種很強的危機感，我們再不努力，就可能被開除球籍，小到個人，大到國家都是如此。今天，中國已經發展成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張培剛先生不在了，但是我們作為學生，危機感依然存在，我們再不努力，今天我們仍然可能被邊緣化，小到個人、大到國家，仍然如此。在這種情況下，三中全會明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未來方向，中國要在新形勢下探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體制、戰略和結構，下一步要發展成為高收入的大國、負責任的大國、法制的大國、低碳的大國和創新的大國，就需要始終堅持新的科學發展觀，推動我們向更高標準的開放、更高標準的發展和更高標準的改革努力。

　　作為學生，我們會時刻銘記先生的教誨，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大業盡自己的一份責任，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