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年會：2014預測與戰略”于11月18日-20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財經年會：2014預測與戰略”于11月18日-20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

　　以下為高培勇發言實錄：

　　高培勇：利用這個機會只想發表一個看法，財稅改革是這一次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主線索。為什么這樣講，大家都說財稅改革在三中全會的決定中非常重要，當然我的體會這種重要性并不主要體現在他在三中全會文件中寫了多大的篇幅，甚至不在于他是不是單獨成篇，或者放到什么樣的位置，其實最重要的體現就是剛才項部長所指出的，他第一次把財政定義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當講到他是基礎的時候，并沒有用之一這樣的概念，因而我們說這個基礎是唯一的。當講到支柱的時候，盡管前面加上了“重要”兩個字，但我們說這個支柱也是為數不多的。再聯想到，這一次三中全會的文件也是第一次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的現代化定義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聯系在一起不難發現邏輯關系，這一次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而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礎和重要支柱是財政，財政的改革方向又是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由此可以看出，通過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為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奠定堅實基礎，并由此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種實現，可以歸結為我們研讀三中全會文件中有關財稅改革內容一個基本的體會。

　　這樣講也是有點依據的，第一個，他符合中國改革道路的基本傳統，當我們歸結中國道路的是我們在歸結兩個方面的道路，一個是中國的發展道路，另外一個是歸結中國的改革道路。單論改革，迄今為止，從上世紀1978年開始，我們的改革大體可以分割為三個不同的階段，第一個階段，從1978年到1994年，那時候我們的改革是以放權讓利為主調的改革，但是細究一下放的什么權利？放的主要是財政的管理權。讓的什么利？讓的當時財政收入體系兩個主要來源，一個是稅，一個是國有企業上繳的利潤。恰恰是因為當時實行了以財政下放財權，以財政讓出稅利為代價的這樣一種改革，才調動了當時企業、地方政府以及居民的改革積極性，使得整體改革得以啟動。這是第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剛才項部長、許局長都提及，1994年的財稅改革，那就是說從1994年開始我們的改革邁入到了制度創新制度，制度創新首先以財稅體制改革的制度創新為起點，恰恰是因為1994年財稅改革，我們打造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財稅體制的基本框架，才可能有在此之后這20年迅速的發展。

　　第三個階段，從現在開始，全面深化階段。這一次全面深化改革，其覆蓋的范圍不僅僅限于經濟體制，而且包括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六大系統，在這六大系統改革中，現在從三中全會的文件中可以預期，財稅改革依然是突破口和主線索。

　　我覺得這也是要用心體會的，為什么這樣？不講太遠，我只講兩條，第一條，項部長多次講過，在所有的政府職能和政府部門的設置中，財稅部門，財稅職能是最具綜合性的。縱觀一下當今，中央政府各種政府職能和各個部門職能設置，只有財稅部門設置能夠延伸到所有政府職能和所有的政府部門，為什么？因為所有政府職能的履行，所有政府部門的運轉都是要用錢去做基礎的，要用錢去鋪路的，沒有錢什么職能也履行不了，什么部門也運轉不了。當今看到各個政府部門希望多干事，希望多要編織的時候，實際上透過要做的事，需要編制的背后，要的是財政撥款的增加，因此只有從財稅改革入手，才能為整個政府職能的規范，解決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部不到位的問題，打下基礎，提供支撐。

　　其二，要改革我們首先要改能夠作為突破口的地方，這次改革的重點顯然是政府的職能和政府部門的改革，縱觀政府職能和政府部門，你發現他活動的線索是兩條，一條是事，就是所謂政府職能的配置領域。一條線索是錢，為履行職能所配置的財源。兩個線索相比較，顯然從事入手，直接調節政府的職能顯然難度頗大，讓這個部門不管某些事了，把某些政府職能減下來，甚至涉及到部門的整合，這從來都是一件難辦的事。與此同時還有另外一條線索，從財政體制改革入手，你做什么事情符合需要是市場經濟發展方向，我可以多撥款支持你。你做另外的事情，不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我就少撥款，甚至不撥款，以至于這項職能沒有辦法再繼續運轉下去，我們說相對于事來講，錢的體制的調整可能要容易一點，雖然這是迂回的，間接的實現改革的目標，但是他所收獲的效果可能要遠遠大于對政府職能直接的調整。

　　把上面幾點綜合起來，我們可以說這一次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和主線索，仍然和以往一樣，在于財稅改革。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