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年會：2014預測與戰略”于11月18日-20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全體大會五：金融新政配套實體經濟。(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財經年會：2014預測與戰略”于11月18日-20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全體大會五：金融新政配套實體經濟。

　　以下為“金融新政配套實體經濟”論壇嘉賓討論及現場提問環節實錄：

　　秦曉：謝謝馬行長，剛才星海講的是創造一個好的環境和狀態，我們指的金融業為主推進改革，馬行長剛才講的是如果啟動改革，我們的成熟率到底怎么樣？我們需要做什么工作，有的從企業、銀行層面做，有的需要政府做，我想都講了這個問題。我們六位嘉賓都做了非常精彩的演講，談的問題是從不同角度，圍繞著三中全會改革的大議題，圍繞金融業改革的大議題。下面的環節我再提幾個問題，在嘉賓中進行討論。我引用蔚華的開場白，我們非常鼓舞和振奮，另一方面也有擔憂。從鼓舞來講，大家期待這么長時間中國重啟改革，終于出臺了，內容很深，很豐富，這是我們都覺得鼓舞和振奮。擔憂有兩條，一條就是，有一條問題不是自己講的，您說利率市場化，我記得我十六大當代表的時候就寫在公報上了，那是二十年前。這次講了，能不能做到？第二個，涉及到這么多的行業，有沒有測算過承受力怎么樣，我看公報中講的土地問題，我算來算去地方沒事了，城鄉土地開發一體化，農民可以入股，地方政府那一塊土地收入哪兒來？這些事情我相信將來有一個領導小組會認真的策劃計算，我們既擔憂這些事情的力度，有擔憂承受的能力，我們就擔憂的問題看看每個人的角度是怎么看的，每個人都會有一定程度的擔憂，但程度不一樣，每個人也給我們一點信心，這個問題不應該擔憂，或者不應該那樣擔憂。

　　胡曉煉：我就談我的看法，集中在擔憂這個問題上。首先我想說，利率市場化本身并不是目標要找哪一個合理水平，目標是尋找合理的機制。在充分競爭的前提下，市場最后尋找出一個供求雙方都能夠合理接受的利率水平。在這種情況下，具體承受力目前很難說，因為市場需要自己摸合理的水平。

　　第二個，利率水平可能有一些企業承受不了，而有一些企業能夠承受得了，這正是市場化配置資源的美妙之處。對于那些能夠承受的企業，他的行業，他的市場前景，他的經營效益，應該說都是有空間，有很好的前景。當然這需要有一些條件，比如我們其他的制度同時推進和配合，才能找到優化的市場出清的水平。如果沒有這個條件，有可能市場的導向就會出現一些偏差，比如我們現在一些房地產企業，為什么能夠承擔那么高的利率水平，而一些實體經濟企業承擔不了很高的利率水平，這里面機制的扭曲，包括剛才秦總說的土地制度等等，這些可能都要從深層次的角度考慮。

　　第三個，企業的承受能力是一個動態的，變化的過程，他可能會在一定價格約束之下不斷的通過改進管理，創新技術，提高他對成本的承擔能力，而這正是我們經濟結構調整、轉型、升級所希望達到的一種境界。

　　閻慶民：利率市場化剛才講歷經17年，我自己有兩點看法，總體講，利率史上，過程中有國外的經濟學家估算了一下，剛才胡行長講的，我們現在高了兩個點，也許可能最后整個利率水平是下降的。過去我們利率市場化有這樣一個結論，我不知道這個結論今天能不能成立，在財權、事權，三中全會講了要解決地方事權大、財權小，怎么解決它匹配。一句話，利差收入直接影響中央財政，利率水平是影響我們地方財政，因為我們按照預算分灶吃飯，從1993年分稅制改革以來二十年。假如這個還是成立的情況下，我倒是覺得利率市場化水平可能在存款利率上限還有一個過程。可能還有一個時間過程，畢竟我們企業資金是供大于求。

　　第二點，在利率市場化過程中大家都反映了企業的承受能力，我剛才講了，必須愛有良好的財務基礎，尤其國有企業是最明顯的，資產負債率高，資本金不夠，這二十年，或者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大量的超比例，通過杠桿融資的方式我認為是不可持續的，因為畢竟他是代表國家，是國家的一個骨干企業，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利率市場化步伐過快，可能首先這些國有企業承擔不了，因為他太高了，在財務收入中利息支出比例大大的提高，這就提出來了今后我們通過直接融資的方式，在資本市場上實現配置，我甚為可能對他更好。包括剛剛講的并購，我看并購更多，國際市場主要是通過資本市場，大家看到比爾蓋茨成功的案例就說明了。我們在2008年銀監會出臺了一個并購指引，實際上用的不多，他實際上有很多的限制，這里是不是把貸款做成自由的資本金，我認為國有企業要做好充分準備。

　　第三點，理解利率市場化要看銀行，剛才馬行長講銀行，我們當然都做了一些準備，可能大銀行、中小銀行反映不太一樣，但是不管怎么講，剛才講到了理財，實際上這也是利率市場化的催生，催生他現在要做一些負債管理，但是他并不是資產管理，他是負債管理，他的來源不夠了，他的來源不穩定了，利率市場化確實是對銀行未來，尤其是中小型銀行一個很大的沖擊。

　　秦曉：我在這里也做一些參與，我覺得一方面是利率市場化之后會引起一系列的問題我們要應對，比如非理性的抬高存款利率，比如有一些銀行有擠兌，或者銀行盈利能力急劇下降。另一方面，除了銀行體系之外，我們講市場起決定作用，我們要搞清楚中國目前的市場是什么樣的市場？這個市場不是一個比較成熟的，有法制支持的，一個充分競爭，信息透明的市場。剛才曉煉講到很多企業有軟約束，為什么造成我們現在表外資產這樣做，剛才星海講了幾個風險，就是有一塊軟約束，這個軟約束是政府平臺。政府平臺我到期了就高息高，銀行和客戶都不滿足存款利率，都轉到那兒。第二塊，民營企業貸不到錢，這是制度問題，不是市場問題，貸不到錢他就高息要，也一塊也過去了。第三塊，房地產，房地產涉及到土地財政，涉及到房地產的泡沫，涉及到我們對房地產貸款的限制，他也拼命吸納。這三塊問題都不是市場正常狀態的問題。我的看法，一方面我們要考慮利率市場化市場承受能力，另一方面要解決這些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利率市場化以后不是一個好的市場決定的利率，他是給你扭曲的利率。

　　周延禮：剛才你提的問題我覺得非常有智慧，這當然不是忽悠你。應該說談到一種憂慮，某種程度上是人類發展的必然，包括我們也是這樣，有些老話說，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今天我們在改革過程中談論的這種憂患意識我覺得確實是有必要。剛才你提到利率市場化的問題，包括金融市場平穩健康運行問題，我覺得大家不要忽略誠信體系建設問題，甚至信用體系建設。前幾年我們做了很多工作，比如人民銀行建立了征信系統，國家發改委、人民銀行牽頭，五六十個好多部門參與的國家信用體系建設等等工作，實際上對我們怎么樣推進利率市場化，包括我們保險的費率市場化創造了一些條件，因為保險費率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利率敏感性重要的領域，甚至也是一個要素，因為我們有一些壽險產品都是利率敏感性的產品。我們確定準備金的利率，管住后端的時候，關鍵要管住銀行、存款、證券、信托，等綜合一攬子金融工具加權平均的水平，確定一個準備金的水平，設計的保險產品賣向市場。

　　在這個過程中，信用體系建設非常重要，征信體系也盡快發揮作用，甚至在不斷擴大它的覆蓋面，不斷擴大它的信貸產品，其實可以把日常消費都納入進來，形成全方位的信用考核機制，這樣可以提高我們利率市場化水平，甚至大膽的推進利率市場化水平的決心和信心�，F在我們擔心的是，錢借出去之后能不能收回來？在這兒我倒忽悠，包括馬行長在這兒，商業銀行可以把保險的機制引入進來，因為保險開展一些業務的時候和銀行業務有非常雷同的地方。比如保證保險，銀行信貸貸出去之后，保險跟得上，企業財產保險提供好了，銀行信貸安全了，銀行業可以大膽的搞信貸。比如有一些創新的領域拿不準的時候可以跟保險一塊兒，保障企業創新的安全，解決信貸安全的問題，可以有機的結合起來考慮這些問題。銀行和保險應該結合起來，加強信用體系建設，征信體系建設，提高我們銀行信貸有效性，這是我們應該考慮的問題。

　　總而言之，信用體系建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內容，我們要把信用體系建設，包括以后退出機制，并購的規則建立也是非常重要，我認為加強信用體系建設也是當務之急。

　　宋麗萍：我擔憂是對資本市場的影響，因為資本市場是需要穩定的預期，鑒于剛才秦董事長也講了，他牽扯到很多市場機制的基礎制度，所以利率改革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工程。我們從資本市場的角度出發，鑒于利率對市場全方位的影響，不僅僅是上市銀行業績的影響，我們希望能有一個明確的時間表。

　　方星海：秦總問的問題比利率市場化更廣一點，落實個決定有什么樣的風險，我剛才談到了金融方面的風險。如果幾家小型金融機構計提或者倒閉，我們處置得當，處置及時沒有什么太大的風險，我們防止他擴大為系統性風險。假如某種原因成為系統性風險，這對改革是一個很大的風險。拓展開看很有什么風險？假如我們國家因為某種原因進入長期的軍事沖突，這也是一個風險，這可能會使我們改革至少延后。第三個風險，金融危機以后全世界很多國家都在改革，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在著力塑造一個新的國際貿易投資的框架，替代原先WTO的框架，這個框架的特點，他在市場化方面的要求非常高，標準定的很高。如果我們改革開放假如速度不夠快，很可能中國的經濟體沒法融入世界經濟的循環，這會使我們經濟發展受到非常大的制約，如果我們經濟增速大幅下降，對改革推進也會帶來制約。

　　秦曉：你剛才講最后一條我覺得很大的一個問題，奧巴馬把TPP叫做本世紀白金級多邊合作的自由貿易區，這里除了我們講的傳統的商品貿易和投資以外，第一強調了服務貿易，第二強調了負面清單，第三強調了環境，第四強調了勞工的溢價能力，這些東西已經從一般的經濟的商品擴展到服務，再從經濟擴展到人權、社會、環境。中國是WTO巨大受益者，如果我們不及時跟進這樣一個新的版本，就可能失去改革一個很好的機會，也會使我們被邊緣化。

　　馬蔚華：我的顧慮有三點，第一個，在這次改革發展過程中，在競爭中能不能平等，大小金融機構，所有的金融機構能不能同時獲得準入的機會，不要搞試點，這個試點往往是不平等的，不能平等獲得資源，也不能平等獲得機會，同時也不能平等應對風險。第二個，能不能有序，利率市場化、匯率自由化不等于放任自流，當市場失靈還需要政策引導，宏觀調控，我們監管當局和央行在這時候能夠及時的糾偏，引導，特別是在金融機構市場化競爭過程中，有一些走的很遠，能夠及時使大家試點創新機會。第三個，條件。除了我剛才說的有關方面盡快推出這個條件，比如存款制度，銀行修改，利率市場化不是央行決定的，是市場形成的，你必須首先要大量的大額存單，大量資產證券化和理財產品，形成大量的交易，形成市場的價格，現在就開始做這個，應該加快這方面的工作。我說的意思，除了這方面社會的條件以外，對于過去一直高利率的銀行，從股東到媒體、社會都應該給予理解，原來是30%，現在是20%，將來10%，是不是銀行經營不好了，是不是對高管有各種各樣的批評和非議，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挑戰。

　　秦曉：我們下一個環節把話筒轉給我們的聽眾，看看大家有什么問題。

　　提問：我們正在權力探索產融結合投資新方式，我的問題提給秦曉董事長，原因很簡單，剛才一行三會領導已經就金融格局中的政策效應做了全面的闡述，但是我們注意到，在整個金融板塊中實際上還有投資，PE投資是很大的板塊，這一塊政策支持在將來產融結合過程中，大概能發揮多大的作用？應該給予什么樣的政策和地位？這個我想只有秦董事長作為一個大的，綜合性集團的掌門人最有發言權，最能給我們信心。

　　秦曉：我想未來金融格局中，直接投資中PE肯定是一個重要的領域，我們整個規劃中雖然沒有具體提出來，實際上他已經成氣侯了，蔚華您是另類投資的主席，今天我們不能展開講，我首先認為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也是市場的動力。這一兩年可能因為經濟有點放緩，不那么活躍了，但是從長遠來看，中國金融各種機構產品中不可或缺，也是最有生命力的。

　　提問：我的問題想請問胡行長和閻主席，我們下一步銀監會規范非標準化證券市場，給金融部門降杠桿，像閻主席也講過，企業杠桿水平比較高，在我們國家這種投資驅動經濟的情況下，如果只給金融部門降杠桿，實體不降，會不會更多滋生監管套利的行為。請問胡行長，在決定里提到完善監管協調機制，我們現在金融監管部門下一步對于完善監管協調機制是有什么規劃？

　　閻慶民：今年我們出臺了銀監會8號文件，主要是規范理財產品的發展，這個主要也是看到了剛才我講的，由于我們在整個經濟，特別是改革開放35年來，我們企業投資沖動比較大，確實我們宏觀上投資拉動也是占主導的，我們投資率基本上保持50%左右。銀行在這時候由于種種監管的約束，包括信貸管理的限制，他們可能開始尋求另外的負債，所以我們想不矛盾，他做了太多以后，尤其是非標準產品不利于商業銀行的期限管理，畢竟你資金來源是有限的，危機以后我們最大的教訓，我們丟掉了傳統的銀行存款，向美國發起了銷售，這是最大的需要總結的，所以去杠桿，實際上還要配合其他部門對企業，比如資本市場的發展，通過直接融資解決，這樣把銀行的壓力解決，過高依賴銀行信貸未必是好事。

　　胡曉煉：我對慶民主席我再補充一點，他進到了企業杠桿率。剛才星海主任講到我們國家負債水平在過去幾年我們也注意到，特別是2009年之后上升的非�？�，整個杠桿水平上升過程中，如果從三大類分析，國家的負債，政府的負債和且的負債和個人的負債來看，國家的負債我們政府現在已經給予了高度關注。我覺得您說的很對，作為我們來說我們可能要看企業的腐敗，個人的負債現在從中國整體情況看是比較正常的，對于企業的負債，怎么樣能夠使得企業負債不再繼續的快速增長，這里可能有兩個方面我們可以做。第一個，我們資本市場的發展希望進一步加快，使得他恢復正常的功能，使得企業資金來源可以多種的渠道。第二個，剛才有一位先生講了，PE投資這些方式都可以增加企業的可用資金，總體上降低企業負債不是一味的約束企業可用資金的總量，而是要提高他的資本實力，所以資本市場和PE融資，多種方式的融資可以幫助企業降低他的杠桿率和負債率。

　　第二個問題，關于金融監管的協調機制，這個機制現在運行情況良好，可以告訴大家，昨天機制五個方面一行三會，加上外匯局的成員還在一起研究相關金融監管問題，在這方面像影子銀行的問題，互聯網金融，包括地方金融監管職責，這些跨行業，跨部門的一些重大的問題都會在協調機制上進行討論。

　　秦曉：由于時間關系，我們就聊到這兒，我在此代表會議的主辦方，也愿意代表廣大的參會者，對六位嘉賓做出的貢獻，給我們精彩的演講表示感謝！

　　主持人：感謝秦曉先生及各位發言嘉賓，女士們、先生們，全體大會六即將開始，

　　王雍君：尊敬的各位嘉賓，各位代表，上午好，我來自中央財經大學的王雍君教授，今天上午下半場會議由我來主持。首先讓我榮幸跟各位介紹出席今天上午下半場演講的幾位嘉賓，項懷誠，原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部長。許善達，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博源基金會顧問委員。高培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魏加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馬駿，德意志銀行董事總經理、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博源基金會學術委員。讓我們對他們的到來再次表示熱烈的歡迎！

　　各位代表，我們下半場會議的主題是財稅體制改革再出發，三中全會公報和決定引發各家的熱議，其中關于財稅體制改革是第五部分，直接論述的篇幅將近1000字，如果加上間接論述，財稅體制改革的份量超過了1000字，份量非常重。

　　94分稅制改革”即將走過20年，不斷發展的市場對制度規則、中央地方關系等提出新的審視和思考。其中，積累了設計者初衷之外的負面影響日趨顯現，如中央與地方財權、事權不匹配、地方財政土地依賴、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復雜低效、企業和消費者稅負沉重等。在保持基本框架穩定的基礎上發展完善，中國財稅體制改革拯待再出發。推進根本性的系統改革，以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公共財政與實行科學透明的預算管理制度，方能消除財稅體系對市場運行的制約以及適合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型央地關系。如何廓清稅收體系，如何建立轉移支付的合理框架，如何厘清央地財權與事權、廓清稅收體系、建立轉移支付框架，如何通過財稅改革來推動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抑制高污染高耗能產業的過度發展，推動綠色經濟的成長，財稅領域頂層設計的諸多問題亟待有識之士共同探討，深入辨析。

　　下面我們開始我們嘉賓之間的高端演講和對話，首先我們歡迎原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部長項懷誠先生為我們做高端的演講。

　　項懷誠：謝謝王院長，借這個機會我祝賀《財經》雜志創刊15周年，也祝賀我們這一屆年會壟斷召開，王院長剛才提到了財稅改革二十年的歷程，也講了我們現行財政制度中的不足之處，因為幾位嘉賓都有非常寶貴的意見，我盡可能簡單的講兩個看法。

　　剛才王院長說再出發，在貴賓室也看到了再出發的專著，三中全會相當于我們整個體制改革的再出發。我嚴格來講沒有多少資格就再出發發表意見，在座有幾位同志，我知道有一些機構研究再出發，財政體制改革的幾個專題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我看到的材料，比如國際交流中心，國際交流中心就財政問題做了非常廣泛、深刻的研究，我不知道他們研究報告發表了沒有，我看到他們研究報告至少有三個，一個是總的，構建預算制衡體制，推進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第二個，中國廣義宏觀稅負問題研究。第三個，政府間職責，財權劃分和財力分配的國際經驗，以及我們國家改革的設想。他們有一個課題組，里面講到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第一個實際上是我們三中全會文件里講到財稅的第一部分，十八屆三中全會文言里第17、18、19條里講到，今后財政改革三個方面的第一部分。這里講到關于宏觀稅負研究做的一些分析比較，得出的結論，中國宏觀稅負和發展中國家、相應的發達國家比較不高，處在一個中等的水平，具體數據是31%左右。這又和三中全會文件里講到的，總體框架不變，總體的穩定，他們的研究我相信也是給三中全會提供了一些參考。其他的報告還有很多，他們都在不同的場合研究過。比如他們在博源基金會做過講話，比如在金融四十人論壇上就有講話，馬駿就是金融四十人論壇上的講話，培勇在很多方面都發表個意見，當然還有現在財政部長婁部長，他專門寫了一本書，中國政府間手指再平衡的探討，等等，在再出發以前已經有人做了很多的準備，現在我們要更多聽聽他們的意見。我第一個講一點對二十年前，也就是1994年開始展開財政體制改革的一些看法。

　　剛才王院長講到，這一次三中全會整個和財政有關的部分是17、18、19條大體上有200多字，加上別的地方講到財稅體制改革大概有1000多字。二十年前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這里講到財政問題是多少呢？我們十四屆三中全會一共寫了60條十個部分，財政只寫了一條，500字左右，這一次三中全會再出發的時候份量就比那個多。十四屆三中全會到現在二十年，我們怎么看二十年前的體制改革？三中全會里當然已經進到了，比如習近平同志在三中全會會議說明里講，現行財稅體制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基礎上逐步完善形成的，對于實現政府財力增強和經濟快速發展的商業目標發揮了重要作用。就是說是充分肯定的。這一次三中全會的決定里還說，保持現有中央和地方財力格局的總體穩定，這個中央的決定也是肯定的，總體現在大地上穩定在這個水平。

　　十四屆三中全會到現在二十年了，在中國一個財稅體制能夠穩定二十年，歷史上沒有過�；仡欀袊�財政改革的歷史，中國才財政體制始終處在相對不穩定的狀態，經常變，變到最后中央和地方互不信任，一個穩定的財政體系，穩定的分配關系，規范化、制度化，合理的財政體制，對一個國家經濟發展非常重要。中國這二十年經濟之所以能夠持續的穩定發展，和財政體制穩定是有關的。

　　第二個判斷，這二十年來到底財政體制改革，有人說后來停滯不前了，我的看法是始終在不斷的深化，不斷的改革，不斷的跟進，不斷的發展，不能說中國財政體制改革1994年搞了以后，后來這20年都停滯了。每一屆政府，每一任部長，每一個財政方面的專家學者和我們的干部，在中國財政體制發展過程中，這二十年中不斷的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