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財經年會:2014預測與戰略”于11月18日-20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博源基金會特約經濟學家黃益平。
以下為黃益平發言實錄:
黃益平:我基本上贊同Douglas DIAMOND教授和余永定教授的觀點。我的大致看法,明年經濟從增長的趨勢來看,應該還不錯,美國剛剛余教授是相對疲軟的復蘇,我們如果看歐洲、日本狀況可能更好一些。剛才兩位教授講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可能也是我們明年要面對的一個最大的風險,就是我們可能明年進入一個跨境資本流動活躍期,跨境資本流動會進入活躍期有兩個方面的因素:第一個方面因素,美國量化寬松緩慢退出,對我們經濟活動可能是一個好的事情,尤其對美國經濟活動,也就是說我們將保持相對比較長時間低利率和寬松的流動性的條件,量化寬松退出沒有問題,問題就是鞋子什么時候掉下來,一直不掉下來,對于全球市場和新興市場永遠是風險掛在這里,很多人做決策永遠是一個巨大的不確定性。明年或者從現在開始,可能還會發生的第二個因素,國際市場可能比較關注,就是中國最近三中全會我們要開放資本市場,開放資本市場、開放資本項目管制都有很多很重要經濟邏輯和理由,我們為什么要做,這個經濟學理論上說的已經非常清楚,但是在目前情況下我們中國放開資本項目對于資本流動是什么樣的概念,IMF如果中國開放資本項目,中國跨境資本流動是一個什么概念,結論是在開放時間中國凈資本流出相當于中國GDP4%到8%,把這兩個因素加在一起,今后一段時間我們今后會碰到跨境資本流動非常活躍的時期。
第二點和余老師說的一致的,跨境資本流動本身不看成壞東西,但是確實帶來風險,風險是對誰?大家都同意新興國家市場風險比較大,有他自身基礎的問題。歐美、日本經濟都在復蘇,有可能對資本吸引力會增強,如果我們剛才如IMF研究所說,資本項目開放導致凈資本流出,錢也會離開新興市場國家。再加上美國QE的退出,似乎活躍跨境資本的流動可能會伴隨一部分錢從發展中國家、從新興市場國家流向發達國家,這個對于很多新興市場國家是有風險,風險并不是每一個國家有風險。前一段7、8月份有一些國家感受到非常大的壓力,主要印尼、印度和巴西。現在來看這些國家為什么和其他新興市場它的壓力更大一些,簡單看有一些共同的特點,第一,財政赤字比較大。第二,通脹壓力比較高。第三,經常項目逆差比較明顯。第四,外匯儲備比較少。第五,國內宏觀經濟相對比較不穩定,比如通脹壓力比較高。如果看明年新興市場那些地方風險比較大,我們按照這些基本的指標來看,大致能看到市場上投資者比較擔心的地方,這些地方出問題對新興市場總體溢出效益會比較明顯,而且是負面的溢出效應。
最后一個,Douglas DIAMOND教授和余教授說到了,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怎么辦?我們真正能做大概是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采取一些預防性的措施。第二個方面,盡量消除我們國內已經存在的一些風險和一些失衡。預防性的措施,舉個例子說我們現在匯率,匯率靈活性提高,我們一直是在討論,或許這個問題不太研究,大家認為我們貨幣是被低估,被低估的貨幣對經濟效率是有影響的,但是它相對來說比較容易被維持,大家覺得匯率被低谷有升值的潛力,增加匯率靈活性是很重要的方面。還有其他的措施,對短期資本流動采取一些措施,防止短期內大幅度進出,導致金融和經濟活動不穩定。第二個方面,我們花更大力量解決國內的失衡和風險問題,個人目前最大需要做需要改變我們現在地方政府的融資行為,地方政府的融資行為,或者稱之為軟預算約束,其實是巨大財政和金融的風險,因此借了錢不一定需要還,所以追求GDP增長造成沖動非常強烈,如果新型城鎮化搞不好,就會搞成一大堆新的地方性債務,地方性債務當然會轉化為金融風險,所以我覺得改變地方政府融資行為,給一個比較硬的約束,可能是比較重要的舉措。最后一個我們現在可以考慮,但是我們沒有辦法,我們進入跨境資本流動很活躍的時代,我們跨境投資變得越來越活躍,但是其實我們沒有一個很好的國際方向,貿易有世界貿易組織,但是資本國際方面缺乏國際協調機構,什么時候我們考慮建立比較有效貨幣政策的協調機制和對投資,尤其是短期資本流動一個國際的治理框架,可能是我們下一步國際治理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