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凱威基金會創始人兼董事長施偉恩。（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中國公益論壇2013”于2013年11月18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凱威基金會創始人兼董事長施偉恩。

　　以下是文字實錄：

　　楊銳：我想起馮小剛當年某一年賀歲片《天下無賊》，素質太重要了，他這么一說帶有戲劇色彩，我們今天要嚴肅的對待這個話題。施偉恩從您的角度做慈善是把投資和社會福利結合做一起，您回答這個問題先回答一下我的簡單的問題，常識的問題。慈善是不是就意味著賺錢？

　　施偉恩：：當然，有些慈善改變基于賺錢，但是有些新的形式，比如風險慈善家你可以使用你投資的錢來進入一些資產的領域，不僅僅他們有慈善的資金，同時也有慈善的資金，我可以給大家舉個例子，讓你們看看我們在哪些方面通過投資繼續推廣慈善發展。

　　楊銳：你不用為你為慈善事業做的事情道歉，非常感謝你前來參加今天的慈善公益論壇。施偉恩先生，幾年前的一個封面故事是有關比爾蓋茨、梅林達基金會的建立，蓋茨說他的財富不會傳給他的子孫后代，也就是說他的每一個子女只能獲得差不多1000萬美元的繼承。您覺得比爾蓋茨起了什么樣榜樣的作用？當然有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其他的家族基金會，他們都是捐贈的資金做公益事業，卻沒有留給他們的后代，你覺得比爾蓋茨梅林達基金會，他們對于未來家族基金會會產生什么影響？

　　施偉恩：首先談到比爾蓋茨，大家都知道他是技術企業家，他建造了一個非常大的公司，非常成功的人事，他現在又建立了比爾梅林達蓋茨基金會，他也闡述了這個基金會的目標，要實現他的信仰。巴菲特在子女繼承自己遺產也是同樣的態度，我覺得他們是非常好的案例，可以讓大家效仿。這個人都非常的成功，而且他們成為了榜樣，我相信很多人會向他們效仿。

　　我來談談我自己，我即使給我女兒幾百萬美金，幾百萬遺產她也會捐贈，因為我的子女受到了我的影響，因此這樣做會使很多人產生影響，像比爾蓋茨、巴菲特、洛克菲勒基金會，他們通過影響力投資支持一些公益事業，給非洲的難民提供支持。他們把公司的資產帶來一些社會變化。

　　楊銳：胡潤在中國推出了首富榜，幾年前我在采訪他的時候，他說楊銳我要談的不是財富的問題，而是中國人對財富態度的問題。現在我們有越來越多富人的子孫，我們稱為富二代，下個月香港特區政府將會通過一個新的法律，有關于信托基金，一個資產管理基金。我們知道比爾蓋茨梅林達和巴菲特他們對這個事情做了很大的貢獻，您如何看這些資產的管理，這些資產管理能夠對慈善如何弘揚，因為我們在這里有一個轉折點，管理好財富，使得公司能夠更好擔負起社會的責任。

　　施偉恩：謝謝，這個話題我花三個小時都談不完，我只是開玩笑。我想只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我們怎么樣改變兩件事情，第一，通過財富怎么帶來社會的變化。第二，為社會投資建立起新的模式。我來回答你剛才提的兩個問題，第一個，你問為什么這些富人不把很多的遺產留給子孫，還有比爾蓋茨和巴菲特他們的影響。這里我們要看整個社會的環境，這個社會的含量有助于未來更好的進行慈善。我們看到政府建立起一個新的工具，主權發展基金，新的主權發展基金有全世界25個國家都建立了，他的目的是要通過財富時時有更好的發展。我談的主權發展基金，使得國家的財富更加有助于社會的發展，社會建立起這種主權基金，對于社會的某些領域進行投資，帶來好的社會結果。你剛才問是不是有新的模式，我覺得這改變新的模式，而且主權發展基金過去每年都產生出10%的投資回報，這是在過去十年。現在在巴基斯坦他們根據社會所需要的，包括保險業和其他基礎的產業，都通過主權發展基金建立起來。在南非有這樣好的例子，他們十年獲得很高的回報，幫助中企業的發展。如果我們采用了這種原則用在慈善事業，我們覺得這也是非常好的機制，使得我們更好的使用資金。有很多人談比爾蓋茨基金會，同時他還有自己其他的項目，通過推廣這些技術他可以改變行業，改變我們的世界。我們有一個詞叫死亡谷，公司產品很不錯，但是他無法吸引到足夠的資金。金融市場因為這個產品太新了，無法產生資金流和現金流，所以他經歷了死亡谷。如果你進入這個死亡谷，你把這個死亡谷填補你能力創造出很多的機會。現在這個位置上你不僅能改變世界，同時你可以參與新的行業的其對，你在新的行業中是主要的扮演者。我認為這種模型是我們未來的方向，不僅用這個模型能夠為未來改革社會，同時產生經濟效益。

　　楊銳：施偉恩先生，怎么把投資和社會福利結合在一起，您現在能夠舉個例子嗎？

　　施偉恩：我給您舉一個中國的例子，談一談我們怎么使用投資創造社會價值。有一個公司六、七年前才開始，他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咨詢，六七年前大家沒有在這方面有相似的，我們當時看到這個公司有30個人，十年前我們認為在中國環境領域大家應該有興趣，有些人說我們瘋了，當時有6個人在清華的校園建了一個機構，現在非常非常的成功，當時是第一次此類的基金，我們當時因為有這個風險，我們愿意承擔這個風險，因為在環境方面有需求。博明基金會是小額貸款，包括央行為一些公司進行小額貸款等等，這也算是一種投資。我和銀監會的人經常交談，他們覺得美國銀行應該把1%到2%的資金重新投資到社區。我感覺中國也有相似的趨勢。數年前，很多人認為中國還沒有準備好，但是像準備我們凱威基金會項目我們同公眾進行籌款，我們投資，我們的投資是透明的，我們投資透明是增加了更多的優勢，當你把錢捐出去的時候，有時候大家不關心錢去哪兒了，你投資的話大家會問你的錢投到哪兒，因此你投資是一整條鏈的責任鏈。尤其是中國的企業家，他們比如同情這些人，他們希望教人如何釣魚，而不是只給人魚，他們有這種需求。因此，在我看來這種投資方面必須是我們慈善事業的一部分，只有通過這樣我們能夠使用大量的資金，通過投資的渠道造福社會。

　　楊銳：施偉恩先生，在嘉賓一開始討論的時候，我們在討論如何恢復政府和公眾之間的相互信任，以及個人之間的相互信任，這是在文革之后，文革是中國的一場災難。我們再談另外一個重要的話題，信心，人人往往跟跟宗教聯系起來。我們談慈善的時候也要談信心，還有立法、教育都是非常重要的，宗教能扮演什么樣的角色促進人們對慈善的興趣和信心？

　　施偉恩：這是非常有趣的話題，其實我們進行社會投資，我們在年輕的時候是管理基金的，后來我參加了一個會議，有關一個佛教的哲學理念，如何幫助眾生，眾生是佛教的理念，因此我們改變了我們的理念，我們后來經營公司不光是經營的問題，還要考慮經營的問題，環境的問題，教育的問題，我們從佛教里學大了一點東西，把工作和生活結合起來，不光是一周五天拼命的工作，積累財富，而是把生活和工作進行結合。佛教給我們整個凱威家族產生了影響。

　　關于年輕人的教育我也要說一點，我跟我剛才同事的說法不太一樣，我覺得年輕一代他們會反過來給我們老一代一些教育，兩周以前在北京有另外一個會議，關于二代財富的關系，幫助富二代如何更好了解財富，使用財富。我們在哈佛大學有財富俱樂部，財富俱樂部是很受富二代歡迎的，但是現在是社會企業俱樂部很受富二代的歡迎，更多富二代愿意把慈善成為他們的事業。我們看到一個新的階段，我們不光跟年輕人表達我們的價值觀，但這個價值觀不是在星期天才說，而每天都要說。我從佛教里獲得了一些新的價值觀，現在的年輕一代他們以他們的文化開始擔負起更大的責任，我們不需要教年輕人很多的責任，年輕人的文化會繼續發展，同時反過來會教我們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