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綜研基金·中國智庫論壇”于2013年11月5日在北京召開。上圖為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主任孫哲。(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2013綜研基金·中國智庫論壇”于2013年11月5日在北京召開。上圖為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主任孫哲。

　　以下為演講實錄：

　　孫哲：第一，我們真的面臨新一輪開放的機遇，但是強國要先要強智，在這個國家智庫表現如何，會影響到我們國家下一輪自己的整個國家是不是能夠升級換代。在這一方面，不光我們要有強烈的歷史使命感，作為智庫人員和各位我們都要有一種激情和魄力。剛才誰說總理對著下面拍桌子，我們智庫人員有沒有魄力對總理或者對上面的領導人也敢拍桌子，這是激情和魄力非常難得的方面。在智庫改革和整個國家上層設計方面，我覺得都應該有一種戰略規劃，所以對于領導人來說，其實對他們也提出了很多的要求，我們的領導人不光要訪貧問苦，到山區去接地氣，更應該是訪賢問能，更應該和智庫、和知識分子多交流，對于知識分子和智庫來說應該以智取勝，比如我們一些智力產品是不是山寨版，是不是偽劣產品，我覺得我們的產品是否過關，是不是能夠符合中國的國情？從我們知識分子來說，能不能智力導航確實是提出了一個很大的挑戰。作為第一點來說，對領導人、對我們知識分子都要面臨現實。

　　第二，中國智庫發展了這么多年，其實還有很大的差距，社科院今年榮登亞洲第一智庫的寶座，全世界排名第17名，哪一個國家能養著4000多人。這個時候我們應該看到，我們的智庫確實是像過去翰林院一樣，有自己自由的時間了。但是現在跟國際社會上相比，應該更多的意識到差距在哪里？首先，差距至少有兩點：一是智庫的數量遠遠不夠。美國大概1800、1900家，最有名的智庫都在美國，英國一個倫敦小的研究所搞了一個香格里拉對話，小而精，很有特色。中國這么大的一個社科院還包括一些其他的單位，整個加起來中國大概70、80家左右。所以，從數量上和人家不是一個等量級的，而且大部分是官辦的居多。在影響力方面，更難說了，因為一個福特基金會過去資助了多少人文社會科學的項目，美國的各大智庫，比如布魯金斯和卡耐基協會都在清華辦了分支機構，現在中國還沒有一個智庫在美國或者全世界有它的分支，中國銀行開出去了，建設銀行開出去了，但是智庫沒有。這種情況下對中國來說，一定要明白我們和世界智庫的發展，我們提供影響力方面有很大的差距。  而且這種差距特別是要考慮到要打造一個智庫共同體，這方面差距更大，因為我們還很不熟悉。但是，我們中心或者一些其他單位之間相互信息并不流動，大家大多數靠人脈，而不是靠機制性的相互調整和信息溝通，智庫的平臺網絡化還沒有建立起來。所以，第二個觀點就是我們要打造整體上國家的智庫平臺，還是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第三，今后智庫改革的方向可能有幾個，梳理了一下。一是國家法律制度層面一定要大力出臺一些敢于創新的政策。我們爭論美國更多的比如政治僵局、經濟危機，但是美國法律的層面、法律的結構還是相對比較穩定的。所以，這種法律結構的穩定讓美國到現在為止還是FDI吸收第一的國家，還是很多人愿意投資美國，因為讓人相信有了基本爭議可以打官司，基本的因為國家信用，不會為了美債危機讓大家造成對他們的喪失信心。這方面對我們有很大啟示，智庫要有大的發展，靠縫縫補補和過去二三十年的做法，根本無濟于事。如果上海自貿區沒有大的突破，制度層面沒有配套措施，根本就是無從談起。

　　至少從國家層面應該朝著這這幾個方向突破，第一，我們應該出臺一系列關于NGO、關于智庫調解的法律和條例的修改。現在很多智庫，特別是民間智庫要掛靠一個單位，自己沒有自己的賬戶，自己運作方面受很多的限制，注冊問題是不是應該更開放一些。二是國家方面檔案的開放的問題。這些外交檔案的開放、軍事檔案的開放，還包括媒體檔案的開放，如果智庫人員都看不到重要的檔案，提出很多智力產品真的是南轅北轍，比如大家討論金融的去美國化，聽起來很好聽，但是如果看了檔案，看了我們過去二三十年做的很多金融改革措施，都是隨后跟著美國來的，這種“去美國化”完全落實不下去，所以這種思想產品可能也夠嗆。檔案開放很重要。還有國際會議的舉辦，現在要辦一個國際會議，在審批和簽證、外國人一批評我們兩句就不簽證了，要辦一個學術雜志，那么多亂七八糟的雜志，各行各業都有，但是學術雜志拿一個刊號非常難。我覺得國際會議的制度也應該進行改革，大力的改革。國家層面的民意機構建立，數據的收集，國家應該有這樣一個大的平臺，可以公共的享用。從國家層面法律制度的支撐，沒有這套東西中國智庫沒有辦法起飛。

　　二是戰略上要做一個結構的調整。結構的調整就是說國家隊可以擔任主攻任務，如果大部分情況下智庫都是按照官方劇本來演行為藝術，有的時候也太唯唯諾諾了，這個時候必須發現助攻隊員，那就是民間智庫，甚至還有一些外資，比如布魯金斯和中國合辦的一些智庫，國外的智庫在國內。對這些民間智庫，其實跟新興市場一樣，有了國有企業，同時還必須重視人家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是不是能夠享受相對平等的待遇。如果能夠“善用其才，操之在我”根本不用擔心對我們是不是有和平演變，是不是會搶了國有企業老大的位置，如果善用助攻隊員，一定會對解放思想有所幫助。第三個突破方面，從現在開始考慮一下民間智庫或者智庫打造能不能打造中國幾個更有名的品牌，特別是培養幾個年輕一代的智庫人才，著眼于年輕一代的智庫人才。現在一談到引進人才，特別是民間智庫，就會想到戶口、福利，就會想到房子的問題。在很多情況下，外資的企業和民營智庫和國有企業不能相提并論的。我們大的智庫還沒有走到國外心臟地帶做一些該做的工作，而且智庫旋轉門也沒有形成，比如外交部可以到外面掛職鍛煉，那么智庫能不能這樣做。我們不給下一代的人才準備好我們的改革的菜單，我們對我們的孩子都沒有辦法交待，因為叫他們現在再像我們一樣在這個體制內工作、這樣生活，下一代孩子都沒有辦法去接受。所以，考慮到這個問題，一定要盡快地盡我們最大的力量，為他們準備好中國下一步金融改革、制度改革、政治改革所有的菜單，讓他們選擇。

　　最后，在智庫改革方向還有基本的價值取向和改造輿論導向，要改良我們的土壤，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認真研究“819”的講話，我覺得宣傳有紀律，但是研究是不是還是可以再提一些，沒有禁區，只要行為不違法，我們智庫也不必自我封閉。現在輿論導向的土壤非常、非常的重要，因為舉一個例子，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有這種現役軍人可以大談特談，談一些潛在的戰爭，而且比較夸大。我和地方的觀點，不光是戰斗隊，而且應該是工作隊，應該是宣傳隊，工作隊就是在經濟建設當中也應該扮演積極的角色，整個軍事外交應該對我們國家形象樹立應該有所改善，所以我覺得很多對于現在輿論導向的環境，要特別注意改造在軍隊角色方面應該只做不說，只做少說，這才是我們真正的努力的方向。

　　總結一下，任何改革、任何開放，可能都不容易，我們對深圳綜合研究開發院寄予極大的希望，因為深圳是我們第一個特區，在智庫改革、在其他方面的改革，我們期望深圳能夠引領我們全國的發展。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