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出席2013第二屆中國國際農商高峰論壇。（新浪財經 劉萬里攝）

　　新浪財經訊 5月11日，2013第二屆中國國際農商高峰論壇在北京召開。本次論壇的主題為：農業新階段：贏在產業鏈的價值創造和定價權爭奪。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出席論壇。

　　在論壇上，黃奇帆表示，城市化、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是我們國家近幾十年發展的一個主要趨勢，那么在這樣的一個發展過程中，除了要投入、要發展、要招商這些以外，很重要的在發展過程中，要對的各種普遍性的、長期性的、周期性的問題進行改革，通過釋放改革的紅利，推動城市化、工業化、農村現代化的發展。

  以下是演講全文：

　　黃奇帆：

　　女士們、先生們上午好！今天很高興來參加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微博]跟熙可集團主辦的這個活動，這個論壇的主題，我想就在重慶工作中探索、琢磨的三個問題跟大家進行一些討論。

　　城市化、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是我們整個國家近幾十年發展的一個主要趨勢，那么在這樣的一個發展過程中，除了要投入、要發展、要招商這些以外，很重要的在發展過程中，要對的各種普遍性的、長期性的、周期性的問題進行改革，通過改革釋放改革的紅利，推動城市化、工業化、農村現代化的發展。

　　在我們現在城鄉統籌方面，城市化、工業化、農業現代化方面，我們繞不過去的問題有三個。

　　第一，城市化、工業化過程中我們30年來形成了2億多的農民工，這個農民工的現象是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獨有的現象，全世界其他國家這100年沒有過，這現象不是好事情，必須解決。不解決就障礙我們城鄉發展。

　　第二，城市化過程中城市土地越來越緊張，房價越來越高，而農村的耕地又不斷地減少，以至于18億畝耕地紅線守不住，這也是一個問題。

　　第三，在農村，我們的農村金融、農民的財產性收入、資產性收入，比重非常地低，這也是我們農業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普遍性的問題。

　　我覺得這三個問題不解決，中國城鄉統籌、農業現代化都會變成一個空話，會變成一個無法實現的目標。

　　那么首先講戶籍制度，城市化的過程是減少農民的過程，是把農民變成城市市民的過程，不是城市現有的人群自我發展、自我拔高、自我改善的過程。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我們出現了農民工，農民工10年、20年一直是農民工，以至于到了40歲、50歲以后人老了，又回農村養老。那么我們中國的城市化是一個不完善、不到位、半拉子的城市化，劉易斯拐點就不會在中國的城市化過程中出現。因為這個拐點的意義就在于當農業的人口、農村的人口減少到10%、15%的時候，少數的農民能夠供全社會居民農業食品的時候，農民勞動生產率，與城市居民勞動產出基本持平，那么就產生了一個拐點，城鄉的一體化、城鄉的生活水平就能夠平衡。

　　那么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中國要實現農民工的戶籍制度改革有三大意義：

　　意義一，只有把農民工進了城，5年、10年以后變成城市市民，讓他落戶，農村的人口真正減少。那么我們現在9億多農民，每戶居民5畝耕地的狀況就有可能改變，十幾年以后，每戶農民可能擁有10到15畝耕地，那么規模效應就出來了，農村的勞動生產率就提高。

　　意義二，能夠擺脫城市發展中的瓶頸。就是沿海的開發區一到12月，農民工回家過春節，一走就是3個月的時間，白天沒人氣、晚上有鬼氣，工廠都停了，老板也無奈，這是生產力的極大損失，一個企業12個月只干9個多月，2個多月停著，他要么放一批庫存市場不斷檔，要么就是市場斷檔不生產。總之是資本的損失，生產力的損失，所以這個本身是對經濟的極大摧殘。

　　意義三，對農民工也是社會保障方面的一個不和諧，沒有做到同等市民待遇。

　　那么為了解決這件事兒，我們最近幾年按照中央要求，因為重慶是我們國家確定的城鄉統籌綜合配套改革的直轄市、實驗區，按中央要求也做一些探索，我們確定了一個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的計劃，有三個條件，首先是確定凡是3年到5年以上在城市工作的人。第二個農民自愿的，第三農民工的小孩兒、夫人或者老人可以接到家里來住。也就是說如果沒有職業的必須是有職業的親屬、落戶的親屬伴隨而來，大概是這么三個條件。

　　在這么三個條件下辦了城市戶口的農民工跟城市居民五個一步到位，(就同樣的養老、同樣的醫療、同樣的住房制度、同樣的小孩兒教育讀書、同樣的就業門檻)，各個方面都跟城市居民一樣。另一方面我們也做到就是農民工到了城里以后，他在農村有三塊地，承包地、林地和宅基地，這三塊兒地是一個使用權，按照我們國家承包法原來的規定，承包法里有一個說法，土地是集體所有。那么什么人算是集體一份子呢？自然是這個村、這個鄉的戶口里的一員，你如果戶口遷到城里去了，不再是戶口一員，按照原來的規定，他就自然地不能再擁有這三塊地的使用權。在這個方面我們做了一個改革。我們認為所有權是一種財產權，使用權也是一種財產權，這個財產權既然是他的家庭的財產權，既使他到了城里，農村的使用權還是可以繼續保留，由他自行處置，給親戚朋友用還是自己留著還是閑置著，或者說5年、10年以后把它給轉讓了都是自愿的，從這個意義上有一個流轉的制度，但是這是在農民自己支配的前提下，政府不搞任何強迫的剝奪。這樣就使得農民工進城，這后面的這個尾巴也是處理得比較妥當，符合老百姓利益。

　　那么再有一個問題就是大家都很關心的，農民工進城的社會綜合成本10幾萬，如果2億多農民工要進城，那就是30多萬億，這個話既對也不對，你如果把這個成本算出來嚇唬大家說，這個事情不好干的，要放50年以后干的，這是錯誤的。全世界城市化過程農民工都會有這個成本，但是大家都推進了，誰也沒有把這個當成本，因為農民工本身是貢獻人口紅利的，他幾十年在城里工作的效益絕對能把這個成本消化掉，而且這個成本只是他貢獻的幾分之一。

　　我們也做了分析，大體上一個農民工進城的成本，三分之一多一點，40%不到是由招聘他工作的企業支出的，還有三分之一是政府、市政建設所要開支的，還有三分之一是農民工自己社會性的一個成本，自己承擔的。

　　第二個是這個成本不是一年里支出的，是農民工15年、20年、20多年的過程中支出的。比如說養老保險、企業、農民工的養老保險支出和城市居民養老保險支出要增加8%，那這8%不是一年來交幾萬塊錢，而是由十幾年、二十年的過程中慢慢支付積累的，所以整個這個成本是可以消化的、可以解決的，不是一個大問題。而政府的成本既使你不給他戶籍，幾百萬人在城里工作，城市基礎設施、公共設施、學校醫院該增加的也增加了。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當把這些問題處理好了以后，我們聽起來像洪水猛獸一樣的農民工進城這件事兒，實際上是一個可以風平浪靜進行的。

　　我們最近幾年重慶有800多萬農民工，其中400萬在沿海打工，400萬在重慶城里打工，我們就把過去10多年形成的，在重慶城里打工的400多萬人里面，凡是5年以上的，自己又愿意在城里居住下來的，就由他們自己申請來轉戶，幾年下來轉了360萬，這360萬里邊270萬是打工的農民工，還有那么八九十萬是這個農民工把他的老爸老媽或者小孩兒從農村里，原來作為留守兒童、留守的老人帶到了城里，這是一個人情、人性、社會和諧的一種措施。

　　那么總的我們認為這360萬，270多萬是工人，有八九十萬是家屬，這個結構是合理的。第二個是它的配置，40%在重慶主城，就是在700萬人口的這個大城市里，有30%是在區、縣的縣城，還有30%是在小城鎮，總的是以工業、工作為載體進城的。資金各個方面社會也沒感覺有什么負擔，企業也都能接受，而農民工安居樂業形成了重慶一個非常有競爭力的殺手锏。就是我們重慶最近幾年任何工業園區的作息時間12個月都上班，這些農民工成了城市工人階級，跟我們一樣小年夜前一天休假，年初六上班，所以說每到春節的時候，重慶的工業園區變成招商引資的好時機，沿海的老板就把訂單自然而然轉到了重慶。這些企業每到年底向重慶資產的轉移、企業投入總是能增長20%、30%，這個事情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所以這是我想講的一件事情，城市化過程中千萬不要忽略農民工進城。

　　同時也有幾個悖論要避免，不要把農民工進城偷換成概念農民進城，重慶也好、整個國家也好，不能搞農民進城運動，若把沒有工作的農民去拔苗助長變成市民，然后說要培訓，要給他就業，這是一個莫名其妙的過程，是一個偷換概念的過程。我們講的是讓農民工進城，打工工作了5年、10年、20年還不讓他成為城市居民，這是不對的。

　　第二個大家有時候又有一種悖論，說現在的人不想進城了，城里的人很想進農村，包括我們今天在座的很多都是城市的高級白領、老板，到農村再務農，這是偷換概念，兩回事兒，一個是講著幾億農民工的事兒，像重慶來說是幾百萬農民工的事兒，一個是可能有10萬城里人到農村去發展，是一個因地制宜的事、因人而異的事兒。我們現在在說的是一個基本面的事兒，就是總地來說這個問題應該把它給好好地解決，是中國農業現代化規模效應，城市化健康發展的一個關鍵。

　　全世界的城市發展過程中，都是耕地增加的過程，這100年沒有哪個國家說城市化發展、工業化發展耕地在減少，就一個國家而言都是這個概念。那么為什么我們國家這30年耕地不斷減少？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從城市和農村居民的居住狀態來說有一個基本現象，就是城市的一個人人均建設性用地，一般是100平方米，而農村的人均建設性用地一般要250到300，全世界都如此。

　　那么當農村的人有1億人進了城，在城里安居了以后、落戶了以后，城市剛性地要增加100億平方米，也就是1萬平方公里的建設性用地，那么他在農村的地自然就退出了，退出就會復墾為耕地，那么這個時候會退出2.5萬平方公里，所以說在這么一個自然過程中，全世界的宏觀潮流用10年、100年看都是耕地增加的過程，沒有哪個國家出現我們城市用地這么緊張的。我們城市用地緊張是不是因為城市浪費呢？也沒有，反正人均100平方米是一個基本規則，全國任何城市發展，建設部、規劃部門、土地部門都是按人均100來供地的，也不存在浪費。那么為什么我們會緊張呢？就因為我們2億多農民進城了，城市化率增加到50%幾了，農村這些農民建設性用地基本沒有減少，兩頭占地，他就變成了250+100，變成350，這是中國土地緊張的根本體制性的問題。

　　我們每年城市發展、工業化發展，每年建設部和國土部審批的土地是800多萬畝土地的指標，耕地變城市建設用地，這是硬性要增的，那10年就八九千萬畝，再加上各地總有一些違規的，沒有經過報批就使用的地，所以10年去掉1億畝，那一定是剛性的。但是農村里面又沒有把農村建設性用地減少1億畝，所以就自然每隔幾年少掉它1億畝，從20多億畝現在到18億畝。

　　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呢？我們不能說進城的農民，剛性地說你的土地、你的宅基地我拿回來要復墾為耕地，你把他當私人產權，他自然而然就會處置，你如果要剝奪他的話，他會抵抗，這也就是中國現在的一個現實。

　　那么怎么化解這個問題？在憲法意義、法制意義上用一個技巧把它化解了，重慶在這個問題上做了一個探索，我們搞了一個地票交易所，重慶現在是全國唯一的一個地票交易所，就是說當進城的農民在城里落戶以后，如果他覺得5年、10年以后，他這個宅基地實在沒有用處，他可以交給政府復墾為耕地，復墾為耕地以后一畝耕地他可能拿到地票交易所交易，房產商要征農民的地要指標，他買了你這個地票指標，比如說買了1000畝，他拿下來搞房地產去了，他一畝地票如果是20萬，這20萬地票的價格，除掉復墾成本就給農民，這農民宅基地如果有1畝，他就得到接近20萬，對農民來說就會增加一筆收入。這樣的一種地票交易，對大城市的郊區沒有意義，因為他的級差地租明顯地擺在那里，征地動遷的過程就會把這個價值體現，所以近距離的地票沒什么意義。但是如果在一個城市1000公里外的山溝里，那一畝宅基地上面的所有的房子可能只能賣2萬、3萬元，不值錢，但是他把這個房子拆了以后復墾為耕地，級差地租的效應使得城市房產商愿意出20萬一畝，因為在城市1000里外復墾為耕地，種莊稼效果是一樣的，但是房產商拿了你的指標征的是大城市旁邊的農村居民用地，這個時候就有級差地租效應，所以這件事對于遠距離的大城市反哺大農村，工業化推動農業化，這個過程資金流起個平衡作用。我們這件事兒推動了以后，這幾年每年有幾萬畝宅基地變成耕地以后，得到了地票，那么幾萬畝就可以有七八十億資金進農村，就是房產商的錢直接到了農民手里，幾年下來我們已經有十多萬畝耕地，有200多億近300億的資金進了農村，農村就增加了一個很重要的財產性收入，一舉而三得，于是對農民進城的來說，他閑置的、沒意義的宅基地復墾為耕地，他得到了一筆收入，這筆收入可以作為他進城的資金。第二個是對農村來說，城市來說，宏觀上城鄉統籌耕地得到了保護，我敢說這個話，10年以后重慶的城市可能增加1000平方公里的城市建設用地，但是城市的3400萬畝耕地一定不會減少，還會增加，因為我們有地票制度。第三個概念重慶的經濟發展也加快了，因為我們國家一年批800萬畝耕地指標給各個省，重慶一年假如說能批到15萬畝、20萬畝，那么我的地票相當于市場配置的指標，不要國家批的，這個過程中如果多了3萬畝、5萬畝的地票指標，我就等于計劃指標20萬，多了5萬畝市場指標，重慶一年可以征25萬畝地，這城市化進程加快了，發展速度會相應地加快。

　　講這個意思就是地票制度目前在重慶探索，國務院批準已經搞了4年了，還是非常合理的，我是認為這項制度對整個國家有意義，宏觀長遠的城鄉建設性用地綜合平衡，最后城市供地能保障，房地產價格也不會因土地太少而變得畸形高漲，另一方面農村的耕地又能得到保護。

　　第三件事兒我簡單講就是金融沒有下農村，重慶也好、全國也好，農村的金融比重很低，我們國家60多萬億貸款余額，農民、農戶的貸款只有2000多億，那么重慶也一樣，我們1.6萬億的重慶市的貸款，農戶貸款幾年前才只有30多億，農民得不到貸款，銀行不借錢給農民，大家有時候把它看成是一個技術問題，是銀行太大了彎不下身來，所以要搞一些小銀行，小銀行就能為農戶服務，其實不一定對。

　　我們國家以前有那么多的農信社，那都是小金融機構，幾乎也沒有對農民搞什么貸款，有時候把它當做一個方向、政策、態度的問題，有的時候把它當做一個信用技巧的問題，其實都不是，關鍵是信用。金融融通本身就是信用、信用、信用，那信用的本質就是財產的擔保，你說人頭擔保，人和人的信任感擔保都可以，但是這是小范圍的、小比例的、小概率事件，你要1萬億、2萬億的數量，總是和財產有關。我們農村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可抵押的財產，農民家庭的3塊地，不管是宅基地、農業用地、森林用地都是集體所有，而集體所有的我們的承包法里有一個規定，它的又一個規定就是集體所有的地，農戶不得用于金融質押，法律有這個規定他就無法操作了。那么從這個意義上講，我也認為承包法30年前搞的，不一定適應現在的金融，也不一定想到現在的農民工進城，所以有關他的戶籍和集體所有制關系，說金融質押、財產擔保和這個集體戶口的關系，集體所有權的關系，可能以后是我們要修改的地方，改革要探索的地方。

　　那么為了解決好這件事兒，我們的確也動了個腦筋，就是讓重慶的宅基地、農業用地、森林用地，三塊兒地確權，我們給了一個股權明晰，就是說集體所有權是一個財產權占20%，農民的勞動使用權、承包使用權也是一種財產權，那么財產權就要在財產里確定為80%，那么有了這么一個確定以后，我們重慶政府、重慶的人大各方面討論，然后報中央有關方面作為實驗探索嘛，就確定了這么一個定義，有了這個定義以后，就可以把我的80%部分可以質押，這就定了一個游戲規則，改變了一個游戲規則。第二個就是當農民能夠把自己的宅基地、土地自己使用權的部分，也就是相當于這塊兒地80%的部分質押的時候，萬一壞賬了是怎么壞？我們又有了一個三個三分之一的概念，就是農民既然擔保質押了，真壞賬你還是要賠錢，但是也不要你全賠，至少賠三分之一到40%，然后我們政府成立一個擔保公司，我們這幾年成立了一個重慶興農擔保公司，這擔保公司是市政府拿30億，然后我們每個區縣各出1億，30個縣成立30個子公司，是總的60億的資本的擔保公司，按擔保法可以擔保800多億的貸款，這樣他就為農戶只要借錢質押了，他就起擔保作用。萬一壞賬農戶自己質押物賠三分之一，擔保公司也幫助賠三分之一，還有三分之一商業銀行自己的壞賬撥備準備金自己覆蓋。

　　那么這樣一來這個事情合情合理也合規，也得到金融系統的支持，三年時間我們的農戶貸款從30多億增加到了現在的300多億，我自己認為再過3年，可能七八百億、一千億也會來的。有了這個以后就使農民增加了金融資產，農業生產力就會更快發展，同時農民的財產性收入也增加，我們原來農民的財產性收入是每年農村GDP只占3%，農民收入的3%是財產收入，大部分是勞動收入或者說政府的轉移財政補助的收入，現在已經增加到了5%，我是認為合理的農民財產性收入，應該在每年10%左右，這就比較合理了。

　　總之我是覺得如果能夠把農民工進城這件事兒做好，減少了農民，增加了農民的勞動生產力、推動城市化，如果又能把地票制度搞好，城鄉建設性用地一增一減平衡有余，那么城市房地產也會更健康，農村農民的財產性收入也會增加，再把農村金融搞好，這里面都要改革，都要對法規進行調整，所以通過這些改革產生改革的紅利，將是我們近10年、20年中國城市化、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的重要途徑。